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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
發布時間:2018-12-22 11:24:19      點擊次數:89

 

目錄

 

 

第一卷

資本的生產過程

序言

第一篇商品和貨幣

、商品、交換過程、貨幣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貨幣轉化為資本

、貨幣轉化為資本

第三篇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率、工作日

 

、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

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協作、分工和工場手工業、機器和大工業

第五篇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

、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勞動力價格和剩余價值的量的變化、剩余價值率的各種公式

第六篇工資

、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轉化為工資、計時工資、計件工資、工資的國民差異

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

、簡單再生產、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所謂原始積累

 

、現代殖民理論

第二卷

資本的流通過程

序言

第一篇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

、貨幣資本的循環、生產資本的循環、商品資本的循環、循環過程的三個公式

 

、流通時間、流通費用

第二篇資本周轉

、周轉時間和周轉次數、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預付資本的總周轉。周轉的周期

 

、關于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理論。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

 

、關于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理論。李嘉圖、勞動期間、生產時間、流通時間

 

、周轉時間對預付資本量的影響、可變資本的周轉、剩余價值的流通

第三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

、導言、前人對這個問題的闡述、簡單再生產、積累和擴大再生產

第三卷

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序言

第一篇剩余價值轉化為利潤和剩余價值率轉化為利潤率

、成本價格和利潤、利潤率、利潤率和剩余價值率的關系、周轉對利潤率的影響

 

、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價格變動的影響、補充說明

 

 

第二篇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

、不同生產部門的資本的不同構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潤率的差別

 

、一般利潤率(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和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

 

、一般利潤率通過競爭而平均化。市場價格和市場價值。超額利潤

 

、工資的一般變動對生產價格的影響、補充說明

 

 

第三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

、規律本身、起反作用的各種原因、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

 

 

第四篇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轉化為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商人資本)

、商品經營資本、商業利潤、商人資本的周轉。價格、貨幣經營資本、關于商人資本的歷史考察

第五篇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主收入。生息資本

、生息資本、利潤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利息和企業主收入

 

、資本關系在生息資本形式上的外表化、信用和虛擬資本、貨幣資本的積累,它對利息率的影響

 

、信用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作用、流通手段和資本。圖克和富拉頓的見解、銀行資本的組成部分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   (續完)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通貨原理和年英國的銀行立法、貴金屬和匯兌率

 

、資本主義以前的狀態

第六篇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

、導論、級差地租:概論、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級差地租 )、級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級差地租  )

 

、級差地租  --第一種情況:生產價格不變、級差地租  --第二種情況:生產價格下降

 

、級差地租  --第三種情況:生產價格上漲。結論、最壞耕地也有級差地租、絕對地租

 

、建筑地段的地租。礦山地租。土地價格、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

第七篇各種收入及其源泉

、三位一體的公式、關于生產過程的分析、競爭的假象、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階級

 

弗·恩格斯《資本論》第三卷增補

 

首頁獻給

我的不能忘記的朋友

勇敢的忠實的高尚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

威廉·沃爾弗

年月日生于塔爾瑙

年月日死于曼徹斯特流亡生活中

第一版序言(馬克思)第二版跋(馬克思)法文版序言(馬克思)

法文版跋(馬克思)第三版序言(恩格斯)英文版序言(恩格斯)

第四版序言(恩格斯)

 

 

 

 

 

第一版序言

  現在我把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給讀者。這部著作是我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續篇。初篇和續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斷了我的工作。

  前書的內容已經概述在這一卷的第一章中。這樣做不僅是為了聯貫和完整,敘述方式也改進了。在情況許可的范圍內,前書只是略略提到的許多論點,這里都作了進一步的闡述;相反地,前書已經詳細闡述的論點,這里只略略提到。關于價值理論和貨幣理論的歷史的部分,現在自然完全刪去了。但是前書的讀者可以在本書第一章的注釋中,找到有關這兩種理論的歷史的新材料。

  萬事開頭難,每門科學都是如此。所以本書第一章,特別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其中對價值實體和價值量的分析,我已經盡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以貨幣形式為其完成形態的價值形式,是極無內容和極其簡單的。然而,兩千多年來人類智慧在這方面進行探討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結果,而對更有內容和更

 

復雜的形式的分析,卻至少已接近于成功。其實愛情問題,也是極其簡單的。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已經發育的身體比身體的細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這種抽象力主要是邏輯思維能力,是運用歷史的、現實的和數量的邏輯進行分析的能力。缺乏這種抽象力的人,雖然下點苦功可以看懂資本論,但無法再前進一步。從而這種人要么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要么是一個歪曲主義者。進一步地,雖然,數學好的人不是都能分析好經濟問題,但數學水平還不如馬克思的人,則根本沒有資格分析經濟問題。而對資產階級社會說來,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在淺薄的人看來,分析這種形式好象是斤斤于一些瑣事。這的確是瑣事,但這是顯微鏡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種瑣事。

  因此,除了價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說這本書難懂。當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學到一些新東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讀者。

  物理學家是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確實、最少受干擾的地方考察自然過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證過程以其純粹形態進行的條件下從事實驗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到現在為止,這種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但是,如果德國讀者看到英國工農業工人所處的境況而偽善地聳聳肩膀,或者以德國的情況遠不是那樣壞而樂觀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聲地對他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

  撇開這點不說。在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在我們那里完全確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廠里,由于沒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廠法,情況比英國要壞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

 

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國和西歐大陸其他國家的社會統計,與英國相比是很貧乏的。然而它還是把帷幕稍稍揭開,使我們剛剛能夠窺見幕內美杜莎的頭。如果我國各邦政府和議會象英國那樣,定期指派委員會去調查經濟狀況,如果這些委員會象英國那樣,有全權去揭發真相,如果為此能夠找到象英國工廠視察員、編寫《公共衛生》報告的英國醫生、調查女工童工受剝削的情況以及居住和營養條件等等的英國調查委員那樣內行、公正、堅決的人們,那末,我國的情況就會使我們大吃一驚。柏修斯需要一頂隱身帽來追捕妖怪。我們卻用隱身帽緊緊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認妖怪的存在。這段話,就象是針對二十一世紀前及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的統計和社會調查現狀的。

  決不要在這上面欺騙自己。正象十八世紀美國獨立戰爭給歐洲中產階級敲起了警鐘一樣,十九世紀美國南北戰爭又給歐洲工人階級敲起了警鐘。在英國,變革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它達到一定程度后,一定會波及大陸。在那里,它將采取較殘酷的還是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階級自身的發展程度而定。所以,現在的統治階級,不管有沒有較高尚的動機,也不得不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階級發展的障礙除去。因此,我在本卷中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敘述英國工廠法的歷史、內容和結果。一個國家應該而且可以向其他國家學習。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

 

  為了避免可能產生的誤解,要說明一下。我決不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過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我的觀點是: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現代庸俗經濟學(指現代西方經濟學及其在中國的衍生物)中從人的所謂本性提出的理性人,實際上指的只是當時各種社會關系的產物而已,正因為人們處于同樣的社會關系下,才會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的所謂理性的行為。撇開這種社會性就無法正確地理解所謂的人的理性。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因此,我們不宜對一些政治人物秋后算帳,讓他們個人對以前的階級關系和利益下的沖突和犧牲等負責。

  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于是,簡單的問題變得復雜起來,經濟學變得讓人不知所措。例如,英國高教會寧愿饒恕對它的三十九個信條中的三十八個信條展開的攻擊,而不饒恕對它的現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進行的攻擊。在今天,同批評傳統的財產關系相比,無神論本身是一種很輕的罪。但在這方面,進步仍然是無可懷疑的。以最近幾星期內發表的藍皮書《關于工業和工聯問題同女王陛下駐外公使館的通訊》為例。英國女王駐外使節在那里坦率地說,在德國,在法國,一句話,在歐洲大陸的一切文明國家,現有的勞資關系的變革同英國一樣明顯,一樣不可避免。同時,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副總統威德先生也在公眾集會上說:在奴隸制廢除后,資本關系和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會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時代的標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這并不是說明天就會出現奇跡。但這表明,甚至在統治階級中間也已經透露出一種模糊的感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機體。

  這部著作的第二卷將探討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冊)和總過程的各種形式(第三冊),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冊)將探討理論史。

 

  任何的科學批評的意見我都是歡迎的。而對于我從來就不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我仍然遵守偉大的佛羅倫薩詩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讓人們去說罷!

卡爾·馬克思

年月日于倫敦

 

 

 

 

 

第二版跋

  我首先應當向第一版的讀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顯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處新加的注,都標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說,最重要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章第一節更加科學而嚴密地從表現每個交換價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價值,而且明確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價值實體和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量之間的聯系。第一章第三節(價值形式)全部改寫了,第一版的雙重敘述就要求這樣做。——順便指出,這種雙重敘述是我的朋友,漢諾威的路·庫格曼醫生建議的。年春,初校樣由漢堡寄來時,我正好訪問他。他勸我說,大多數讀者需要有一個關于價值形式的更帶講義性的補充說明。——第一章最后一節《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節(價值尺度)作了詳細的修改,因為在第一版中,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年柏林版)已有的說明,這一節是寫得不夠細致的。第七章,特別是這一章的第二節,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著一一列舉出來。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但是,現在我校閱要在巴黎出版的法譯本時,發現德文原本某些部分需要更徹底地修改,某些部分需要更好地修辭或更仔細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沒有時間

 

這樣做,因為只是在年秋,正當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說,書已經賣完了,而第二版在年月就要付印。

  《資本論》在德國工人階級廣大范圍內迅速得到理解,是對我的勞動的最好的報酬。一個在經濟方面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維也納的工廠主邁爾先生,在普法戰爭期間發行的一本小冊子中說得很對: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

  在德國,直到現在,政治經濟學一直是外來的科學。古斯達夫·馮·居利希在他的《商業、工業和農業的歷史敘述》中,特別是在年出版的該書的前兩卷中,已經大體上談到了妨礙我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因而也妨礙我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建立的歷史條件。可見,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存的基礎。它作為成品從英國和法國輸入;德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是學生。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被他們用包圍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就是說,被曲解了。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他們不安地意識到,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于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實際上中國今天高校中的一些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既不了解別國的現實,也不了解國內,尤其是底層的現實,又沒掌握正確的理論分析方法,卻正在他們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而且居然當得還很好。

  從年起,資本主義生產在德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正

 

是它的欺詐盛行的時期。但是我們的專家還是命運不好。當他們能夠公正無私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在德國的現實中沒有現代的經濟關系。而當這種關系出現時,他們所處的境況已經不再容許他們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進行公正無私的研究了。中國今天正處于轉軌時期,轉軌后會是一個什么樣子還很難說。從歷史上看轉軌時期的社會還能夠允許公正無私的研究,所以我們要抓緊這段時間進行研究。只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只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階級斗爭處于潛伏狀態或只是在個別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

  拿英國來說。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還在李嘉圖活著的時候,就有一個和他對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了。

  隨后一個時期,從年到年,在英國,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科學活動極為活躍。這是李嘉圖的理論庸俗化和傳播的時期,同時也是他的理論同舊的學派進行斗爭的時期。這是一場出色的比賽。當時的情況,歐洲大陸知道得很少,因為論戰大部分是分散在雜志論文、關于時事問題的著作和抨擊性小冊子上。這一論戰的公正無私的性質——雖然李嘉圖的理論也例外地被用作攻擊資產階級經濟的武器——可由當時的情況來說明。一方面,大工業剛剛脫離幼年時期;大工業只是從年的危機才開始它的

 

現代生活的周期循環,就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斗爭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糾合在神圣同盟周圍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資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之間發生了糾紛;在經濟方面是由于工業資本和貴族土地所有權之間發生了紛爭。這種紛爭在法國是隱藏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對立后面,在英國則在谷物法頒布后公開爆發出來。這個時期英國的政治經濟學文獻,使人想起魁奈醫生逝世后法國經濟學的狂飆時期,但這只是象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樣。年,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發生了。

  法國和英國的資產階級奪得了政權。從那時起,階級斗爭在實踐方面和理論方面采取了日益鮮明的和帶有威脅性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本人的一篇否定張維迎關于“資本雇傭勞動對社會來說是合意的”的“證明”的論文,據說因為不符合中共十六大的精神而被一家雜志社的主編否決掉。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公正無私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甚至以工廠主科布頓和布萊特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拋出的強迫人接受的小冊子,由于對地主貴族展開了論戰,即使沒有科學的意義,畢竟也有歷史的意義。但是從羅伯特·皮爾爵士執政以來,這最后一根刺也被自由貿易的立法從庸俗經濟學那里拔掉了。

  年大陸的革命也在英國產生了反應。那些還要求有科學地位、不愿單純充當統治階級的詭辯家和獻媚者的人,力圖使資本的政治經濟學同這時已不容忽視的無產階級的要求調和起來。于是,以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為最著名代表的毫無生氣的混合主義產生了。這宣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破產,關于這一點,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尼·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經濟

 

學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說明。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對抗性質在法英兩國通過歷史斗爭而明顯地暴露出來以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在德國成熟起來,同時,德國無產階級比德國資產階級在理論上已經有了更明確的階級意識。因此,當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看來在德國有可能產生的時候,它又成為不可能了。

  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分成了兩派。一派是精明的、貪利的實踐家,他們聚集在庸俗經濟學辯護論的最淺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師夏的旗幟下。另一派是以經濟學教授資望自負的人,他們追隨約·斯·穆勒,企圖調和不能調和的東西。德國人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衰落時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時期一樣,始終只是學生、盲從者和模仿者,是外國大商行的小販。穆勒仍然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界推崇的鼻祖,而他們卻從不把馬克思視為歷史上的經濟學家之一。

  所以,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德國資產階級的博學的和不學無術的代言人,最初企圖象他們在對付我以前的著作時曾經得逞那樣,用沉默置《資本論》于死地。當這種策略已經不再適合時勢的時候,他們就借口批評我的書,開了一些單方來“鎮靜資產階級的意識”,但是他們在工人報刊上(例如約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國家報》上發表的文章)遇到了強有力的對手,至今還沒有對這些對手作出答復。【德國庸俗經濟學的油嘴滑舌的空談家,指責我的著作的文體和敘述方法。沒有人會比我本人更嚴厲地評論《資本論》的文字上的缺點。然而,為了使這些先生及

 

其讀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這里援引一篇英國的和一篇俄國的評論。同我的觀點完全敵對的《星期六評論》在其關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評中說道:敘述方法“使最枯燥無味的經濟問題具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年月日的《圣彼得堡消息報》也說:“除了少數太專門的部分以外,敘述的特點是通俗易懂,明確,盡管研究對象的科學水平很高卻非常生動。在這方面,作者……和大多數德國學者大不相同,這些學者……用含糊不清、枯燥無味的語言寫書,以致普通人看了腦袋都要裂開。”但是,對現代德國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教授的著作的讀者說來,要裂開的是和腦袋完全不同的東西。】

  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資本論》的優秀的俄譯本。初版三千冊現在幾乎已售賣一空。年,基輔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尼·季別爾先生在他的《李嘉圖的價值和資本的理論》一書中就已經證明,我的價值、貨幣和資本的理論就其要點來說是斯密—李嘉圖學說的必然的發展。使西歐讀者在閱讀他的這本出色的著作時感到驚異的,是純理論觀點的始終一貫。

  人們對《資本論》中應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這已經由各種互相矛盾的評論所證明。

  例如,巴黎的《實證論者評論》一方面責備我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孔德主義的嗎?)。關于形而上學的責備,季別爾教授指出:

  “就理論本身來說,馬克思的方法是整個英國學派的演繹法,其優點和缺點是一切最優秀的理論經濟學家所共有的。”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國的社會主義理論家》(摘自年月和月《經濟學家雜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說:

  “馬克思先生通過這部著作而成為一個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國的評論家當然大叫什么黑格爾的詭辯。彼得堡的《歐洲通報》在專談《資本論》的方法一文(年月號第—頁)中,認為我的研究方法是嚴格的現實主義的,而敘述方法不幸是德國辯證法的。作者寫道:

  “如果從外表的敘述形式來判斷,那末最初看來,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且是德國的即壞的唯心主義哲學家。而實際上,在經濟學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輩都無法比擬的現實主義者……決不能把他稱為唯心主義者。”

  我回答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辦法,是從他自己的批評中摘出幾段話來,這幾段話也會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讀者感到興趣。

  這位作者先生從我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年柏林版第—頁,在那里我說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中摘引一段話后說: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發現他所研究的那些現象的規律。而且他認為重要的,不僅是在這些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于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的時候支配著它們的那種規律。在他看來,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他一發現了這個規律,就詳細地來考察這個規律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各種后果……所以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過準確的科學研究來證明一定的社會關系秩序的必然性,同時盡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為他的出發點和根據的事實。為了這個目的,只要證明現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時證明這種秩序不可避免地要過渡到另一種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夠了,而不管人們相信或不相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這種過渡。馬克思把社會運動看作受一定規律支配的自然歷史過程,這些規律不僅不以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意識和意圖……既然意識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著這種從屬作用,那末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為對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識的

 

某種形式或某種結果為依據。這就是說,作為這種批判的出發點的不能是觀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現象。批判將不是把事實和觀念比較對照,而是把一種事實同另一種事實比較對照。對這種批判唯一重要的是,把兩種事實盡量準確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準確地把各種秩序的序列、把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聯貫性和聯系研究清楚……但是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于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根據他的意見,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總之,經濟生活呈現出的現象,和生物學的其他領域的發展史頗相類似……舊經濟學家不懂得經濟規律的性質,他們把經濟規律同物理學定律和化學定律相比擬……對現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證明,各種社會機體象動植物機體一樣,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種機體的整個結構不同,它們的各個器官有差別,以及器官借以發生作用的條件不一樣等等,同一個現象卻受完全不同的規律支配。例如,馬克思否認人口規律在任何時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相反地,他斷言每個發展階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規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馬克思給自己提出的目的是,從這個觀點出發去研究和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樣,他只不過是極其科學地表述了任何對經濟生活進行準確的研究必須具有的目的……這種研究的科學價值在于闡明了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馬克思的這本書確實具有這種價值”。

  這位作者先生把他稱為我的實際方法的東西描述得這樣恰當,(太恰當了)并且在考察我個人對這種方法的運用時又抱著這樣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辯證方法嗎?

  當然,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

 

的就好象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我的辯證方法,從根本上來說,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稱為觀念而甚至把它變成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將近三十年以前,當黑格爾辯證法還很流行的時候,我就批判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當我寫《資本論》第一卷時,憤懣的、自負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國知識界發號施令的模仿者們,卻已高興地象萊辛時代大膽的莫澤斯·門德爾森對待斯賓諾莎那樣對待黑格爾,即把他當作一條“死狗”了。因此,我要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并且在關于價值理論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賣弄起黑格爾特有的表達方式。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決不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在他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

  辯證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國的時髦東西,因為它似乎使現存事物顯得光彩。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實際的資產者最深切地感到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矛盾的運動的,是現代工業所經歷的周期循環的變動,而這種變動的頂點就是

 

普遍危機。這個危機又要臨頭了,雖然它還處于預備階段;由于它的舞臺的廣闊和它的作用的強烈,它甚至會把辯證法灌進新的神圣普魯士德意志帝國的暴發戶們的頭腦里去。

卡爾·馬克思

年月日于倫敦

 

 

 

 

 

法文版序言

  致莫里斯·拉沙特爾公民

  親愛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冊出版《資本論》的譯本,我很贊同。這本書這樣出版,更容易到達工人階級的手里,在我看來,這種考慮是最為重要的。

  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壞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就使前幾章讀起來相當困難。法國人總是急于追求結論,渴望知道一般原則同他們直接關心的問題的聯系,因此我很擔心,他們會因為一開始就不能繼續讀下去而氣餒。這也是很多中國學生難以把《資本論》讀下去的原因。而過去的中國學生還面臨一個困難,那就是《資本論》中所描述的社會與當時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完全不同。不過,今天的中國學生只要留心看一下《南方周末》這樣的報紙,或者實際到私營小企業中去體驗一下,就能夠很好地理解和閱讀《資本論》了。

  這是一種不利,對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讀者指出這一點,并提醒他們。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

  親愛的公民,請接受我對您的忠誠。

卡爾·馬克思

年月日于倫敦

 

 

 

 

 

法文版跋

  約·魯瓦先生保證盡可能準確地、甚至逐字逐句地進行翻譯。他非常認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正因為他那樣認真,我不得不對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讀者更容易理解。由于本書分冊出版,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處處一樣仔細,文體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擔負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為依據的原本(德文第二版)應當作一些修改,有些論述要簡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補充的歷史材料或統計材料要加進去,一些批判性評注要增加,等等。不管這個法文版本有怎樣的文字上的缺點,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獨立的科學價值,甚至對懂德語的讀者也有參考價值。沒有借到法文版的譯本,缺了點法文版所獨有的科學價值,有點遺憾。好在最主要的東西在這本書中都已經有了。而且我們并不把馬克思當作圣人,而只是把他當作一個歷史上的偉大的政治經濟學家。我們將在他倒下的地方,踏著他的足跡往前走到更遠的地方去。


  下面是我從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幾段,是有關政治經濟學在德國的發展和本書運用的方法的。

卡爾·馬克思

年月日于倫敦

 

 

 

 

 

第三版序言

  馬克思不幸已不能親自進行這個第三版的付印準備工作。這位大思想家——現在,連反對他的人也拜服他的偉大了——已于年月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個相交四十年的最好的、最親密的朋友,他給我的教益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現在,不論出版這個第三版的任務,還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遺留下來的第二卷的任務,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這里,我應該告訴讀者,我是怎樣履行前一項任務的。

  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寫一下,把某些論點表達得更明確一些,把新的論點增添進去,把直到最近時期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補充進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棄了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當時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補收了進去。

  在馬克思的遺物中,我發現了一個德文本,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標明何處應參看法文版;同時還發現了一個法文本,其中準確地標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這些修改和增補,除少數外,都屬于本書的最后一部分,即資本的積累過程那一篇。舊版的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過比較徹底的修改。因此,這一篇的文體更加生動活潑,更加一氣呵成,但也更不

 

講究,夾雜英文語氣,有不明確的地方;敘述過程中間或有不足之處,因為個別重要論點只是提了一下。

  說到文體,馬克思親自徹底校訂了許多章節,并且多次作過口頭指示,這就給了我一個標準去取舍英文術語和英文語氣。馬克思一定還會修改那些增補的地方,并且用他那精練的德語代替流暢的法語;而我只要把它們移譯過來,盡量和原文協調一致,也就滿足了。

  因此,在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確定作者自己是否會修改的地方,我一個字也沒有改。我也沒有想到把德國經濟學家慣用的一些行話弄到《資本論》里面來。例如,這樣一種費解的行話:把通過支付現金而讓別人為自己勞動的人叫做勞動給予者,把為了工資而讓別人取走自己的勞動的人叫做勞動受取者。法文       〔勞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職業”的意思。但是,如果有個經濟學家把資本家叫做                〔勞動給予者〕,把工人叫做                 〔勞動受取者〕,法國人當然會把他看作瘋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處使用的英制貨幣和度量衡單位換算成新德制單位。在第一版出版時,德制度量衡種類之多,猶如一年的天數那樣,馬克有兩種(帝國馬克當時還只存在于澤特貝爾的頭腦中,這是他在三十年代末發明的),古爾登有兩種,塔勒至少有三種,其中一種以“新三分之二”為單位。在自然科學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場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一部幾乎完全要從英國的工業狀況中取得實際例證的著作來說,采用英制計量單位是很自然的。這后一種理由直到今天還有決定意義,尤其因為世界市場上的有關情況幾乎沒有什么變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決定意義的工業部門——制鐵業和棉紡織業,至

 

今通用的還幾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說幾句關于馬克思的不大為人們了解的引證方法。在單純敘述和描寫事實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國藍皮書)自然是作為簡單的例證。而在引證其他經濟學家的理論觀點的地方,情況就不同了。這種引證只是為了確定:一種在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經濟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時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的。這里考慮的只是,所提到的經濟見解在科學史上是有意義的,能夠多少恰當地從理論上表現當時的經濟狀況。至于這種見解從作者的觀點來看是否還有絕對的或相對的意義,或者完全成為歷史上的東西,那是毫無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證只是從經濟科學的歷史中摘引下來作為正文的注解,從時間和首倡者兩方面說明經濟理論中各個比較重要的成就。這種工作在這樣一種科學上是很必要的,這種科學的歷史著作家們一直只是以懷有偏見、不學無術、追名逐利而著稱。——現在我們也會明白,和第二版跋中所說的情況一樣,為什么馬克思只是在極例外的場合才引證德國經濟學家的言論。

  第二卷可望在年出版。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年月日于倫敦

 

 

 

 

 

英文版序言

  關于《資本論》英譯本的出版,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了。但是鑒于本書闡述的理論幾年前就已經為英美兩國的定期刊物和現代著作經常提到,被攻擊或辯護,被解釋或歪曲,倒是需要說明一下為什么這個英譯本延遲到今天才出版。

  作者于年逝世后不久,我們就明顯地感到這部著作確實需要一個英文版本,當時賽米爾·穆爾先生(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這部著作)同意擔任馬克思的遺著處理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譯本的翻譯工作。我們商定,由我對照原文校訂譯稿,并且在我認為適當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見。但是后來,我們看到,穆爾先生本身的業務使他不能如我們大家所期待的那樣很快完成翻譯工作,于是我們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議,由他擔任一部分翻譯工作。同時,馬克思的小女兒艾威林夫人建議,由她核對引文,把引自英國作者和藍皮書并由馬克思譯成德文的許多文句恢復成原文。除了少數無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這項工作。

  本書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譯的:.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第六篇(工資,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章第四節(決定積累量的情況)至本書結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

 

(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作者的兩篇序言。其余部分全是穆爾先生翻譯的。因此,譯者只對各自的譯文負責,而我對整個工作負全部責任。

  我們全部譯文所依據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年利用作者遺留的筆記整理的,筆記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應當改成年法文版標出的文句。第二版原文中這樣修改的地方,和馬克思曾經為一個英譯本(大約十年前在美國有人打算出版的一個英譯本,但主要由于沒有十分合適的譯者而作罷)所寫的許多書面指示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體相同。這份手稿是由我們的老朋友,新澤西州霍布根的弗·阿·左爾格提供給我們的。手稿指出,還有一些地方應該按照法文版進行補充;但是因為這份手稿是早在馬克思對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幾年寫的,所以我不敢隨便利用它,除非在個別情況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們解決某些疑難問題的情況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數有疑難問題的句子,我們也參考了法文本,因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義而在翻譯中不得不舍棄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棄的。

  可是,有一個困難是我們無法為讀者解除的。這就是:某些術語的應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著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化學是最好的例證,它的全部術語大約每二十年就徹底變換一次,幾乎很難找到一種有機化合物不是先后擁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稱的。政治經

 

濟學通常滿足于照搬工商業生活上的術語并運用這些術語,完全看不到這樣做會使自己局限于這些術語所表達的觀念的狹小范圍。例如,古典政治經濟學雖然完全知道,利潤和地租都不過是工人必須向自己雇主提供的產品中無酬部分(雇主是這部分產品的第一個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這樣,它也從來沒有超出通常關于利潤和地租的概念,從來沒有把產品中這個無酬部分(馬克思稱它為剩余產品),就其總和即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過,因此,也從來沒有對它的起源和性質,對制約著它的價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規律有一個清楚的理解。同樣,一切產業,除了農業和手工業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業(           )這個術語中,這樣,經濟史上兩個重大的本質不同的時期即以手工分工為基礎的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和以使用機器為基礎的現代工業時期的區別,就被抹殺了。不言而喻,把現代資本主義生產只看作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暫時階段的理論所使用的術語,和把這種生產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終階段的那些作者所慣用的術語,必然是不同的。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所謂邊際革命,正是在玩術語上的把戲。它在發展了庸俗經濟學的同時,也把它自己局限于狹小范圍之內。比如,資本的所謂“邊際”產出,為資本家攫取剝削利益提供了一個“借口”。此邊際產出理論,首先給定一個產出函數,然后就這一函數分別對資本量和勞動量求偏導數,并以這兩個偏導數分別作為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產出,然后聲稱資本的收益來源于假定勞動不變情況下的資本的邊際產出,與剝削無關。然而,勞動和資本是可以相互獨立變化的么?假定,一個工人在同一時間里可以只照看一臺車床,也可以照看兩臺車床,當資本從一臺車床變為兩臺車床時,如果工人的勞動量不變,新增的車床就會被閑置,總產出還是原來一臺車床的產出。資本的邊際產出又在哪里呢?再比如,學過西方微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其中有一條理論是,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時,企業的價值達到最大。事實上,這條理論只在確定性條件下成立。如果象現實中的大多數情形一樣,收益和成本都面臨不確定性時,這條理論就無法使用。而且這時的邊際收益也難以定義,是邊際預期收益呢,還是預期邊際收益呢?這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計算的處理上也完全不同。

  關于作者的引證方法,不妨說幾句。在大多數場合,也和往常一樣,引文是用作證實文中論斷的確鑿證據。但在不少場合,引證經濟學著作家的文句是為了證明: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某一觀點。只要引用的論點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多少恰當地表現某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和交換條件,馬克思就加以引證,至于馬克思是否承認這種論點,或者說,這種論點是否具有普遍意義,那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證是從科學史上摘引下來并作為注解以充實正文的。

  我們這個譯本只包括這部著作的第一卷。但這第一卷是一部

 

相當完整的著作,并且二十年來一直被當作一部獨立的著作。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卷,由于沒有第三卷,顯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卷在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卷德文原稿刊行時,再考慮準備第二、三兩卷的英文版也為時不晚。

  《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不僅在德國和瑞士是這樣,而且在法國,在荷蘭和比利時,在美國,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這樣;各地的工人階級都越來越把這些結論看成是對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國,馬克思的理論正是在目前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個運動在“有教養者”隊伍中的傳播,不亞于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傳播。但這并不是一切。徹底研究英國的經濟狀況成為國民的迫切需要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這個國家的工業體系的運動,——沒有生產的從而沒有市場的經常而迅速的擴大,這種運動就不可能進行,——已趨于停滯。自由貿易已經無計可施了;甚至曼徹斯特對自己這個昔日的經濟福音也發生了懷疑。【在今天下午舉行的曼徹斯特商會季度會議上,對自由貿易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會上曾提出決議案:“鑒于我們徒然等了年時間,尚未見到其他國家效法英國的自由貿易,本商會認為,現在已到了重新考慮自己立場的時候。”決議案僅以一票之差被否決,即票贊成,票反對。——年月日《旗幟晚報》。】迅速發展的外國工業,到處直接威脅著英國的生產,不僅在受關稅保護的市場上,而且在中立市場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峽的此岸都是這樣。生產力按幾何級數增長,而市場最多也只是按算術級數擴大。年至年每十年反復一次的停滯、繁榮、生產過剩和危機的周期,看來確實已經結束,但這只

 

是使我們陷入無止境的經常蕭條的絕望泥潭。人們憧憬的繁榮時期將不再來臨;每當我們似乎看到繁榮時期行將到來的種種預兆,這些預兆又消失了。而每一個冬天的來臨都重新提出這一重大問題:“怎樣對待失業者”;雖然失業人數年復一年地增加,卻沒有人解答這個問題;失業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來掌握自己命運的時刻,幾乎指日可待了。毫無疑問,在這樣的時刻,應當傾聽這樣一個人的聲音,這個人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他從這種研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歐洲,英國是唯一可以完全通過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來實現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當然,他從來沒有忘記附上一句話:他并不指望英國的統治階級會不經過“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而屈服在這種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年月日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盡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確定下來。我是怎樣實現這一要求的,可以簡單說明如下:

  根據再一次對照法文版和根據馬克思親手寫的筆記,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補充到德文原文中去。這些補充是在第頁(第版第頁)、第—頁(第版第—頁)、第—頁(第版第頁)、第—頁(第版第頁)和第頁(第版第頁)注。此外,我還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個很長的關于礦工的注解(第版第—頁)移入正文(第版第—頁)。其他一些小改動都是純技術性的。

  其次,我還補加了一些說明性的注釋,特別是在那些由于歷史情況的改變看來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這些補加的注釋都括在四角括號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個字母或《 . .》。【本卷括在花括號{}里,并注有弗·恩·。——編者注】

  最近出版英文版時,曾對許多引文作了全面的校訂,這是很必要的。馬克思的小女兒愛琳娜不辭勞苦,對所有引文的原文都進行了核對,使占引文絕大多數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轉譯,而是

 

它原來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時,我必須參考這個恢復了原文的版本。在參考中發現了某些細小的不確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頁碼弄錯了(這一部分是由于從筆記本上轉抄時抄錯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積下來的排印的錯誤);有的引號和省略號放錯了位置(從札記本上抄錄這么多的引文,這種差錯是不可避免的);還有某些引文在翻譯時用字不很恰當。有一些引文是根據馬克思在—年在巴黎記的舊筆記本抄錄的,當時馬克思還不懂英語,他讀英國經濟學家的著作是讀的法譯本;那些經過兩次轉譯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圖亞特、尤爾等人著作的話就是如此。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為根據。其他一些細小的不確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對照一下,讀者就會看出,所有這些細微的改正,并沒有使本書的內容有絲毫值得一提的改變。只有一段引文沒有找到出處,這就是理查·瓊斯的一段話(第版第頁注);多半是馬克思把書名寫錯了。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說服力,甚至由于現在更加確切而更加具有說服力了。

  不過,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據我所知,馬克思的引文的正確性只有一次被人懷疑過。由于馬克思逝世后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講一講。

  年月日,德國工廠主聯盟的機關刊物柏林《協和》雜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的文章,標題是《卡爾·馬克思是怎樣引證的》。這篇文章的作者義憤填膺、粗暴無禮地指責馬克思歪曲地引

 

證了格萊斯頓年月日預算演說中的話(這句話引用在年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并且在《資本論》第卷第版第頁即第版第—頁上再次引用)。這句話就是:“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這篇文章的作者說,在《漢薩德》的(準官方的)速記記錄中根本沒有馬克思引的這句話。“但是在格萊斯頓的演說中根本沒有這句話。他在演說中說的和這句話正好相反。〈接著是黑體字〉馬克思在形式上和實質上增添了這句話!”

  馬克思在月接到了這一期《協和》雜志,他在月日的《人民國家報》上回答了這個匿名作者。由于當時他已記不起這一句話是引自哪一家報紙的報道,所以只得從兩種英文出版物中舉出意思完全相同的這句話,接著他引用了《泰晤士報》的報道。根據這一報道,格萊斯頓說:

  “從財富的觀點來看,這個國家的狀況就是這樣。我應當承認,我幾乎會懷著憂慮和悲痛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我相信,這種增長僅限于富裕階級的話。這里完全沒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狀況。我剛剛描述的增長,亦即以我認為十分確切的材料為根據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

  可見,格萊斯頓在這里是說,如果事實如此,他將感到悲痛,而事實確實是:實力和財富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至于準官方的《漢薩德》,馬克思接著說道:“格萊斯頓先生非常明智地從事后經過炮制的他的這篇演說中刪掉了無疑會使他這位英

 

國財政大臣聲譽掃地的一句話;不過,這是英國常見的議會傳統,而決不是小拉斯克爾反對倍倍爾的新發明。”

  這個匿名作者越來越惱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復(月日《協和》雜志)中,拋開了所有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慣例”只能根據速記記錄引用議會演說;但接著他硬說,《泰晤士報》的報道(其中有這句“增添”的話)和《漢薩德》的報道(其中沒有這句話)“在實質上完全一致”,還說什么《泰晤士報》的報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這個聲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這位先生卻盡量避而不談這樣一個事實:除了這種所謂“正好相反”的意思外,還恰恰有那個“聲名狼藉的地方”。不過,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難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把自己那篇象上面所證明的通篇“無恥地撒謊”的文章,塞滿了極其難聽的罵人話,什么“惡意”,“不誠實”,“捏造的材料”,“那個捏造的引文”,“無恥地撒謊”,“完全是偽造的引文”,“這種偽造”,“簡直無恥”,等等。同時他又設法暗地里使爭論的問題轉向新的方面,并預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明,我們〈即這個“不會捏造的”匿名作者〉認為格萊斯頓的話包含什么意思”。好象他那無關緊要的見解還有點意義似的!這另一篇文章在月日的《協和》雜志上刊登出來了。

  馬克思在月日的《人民國家報》上又作了一次答辯,這次還引用了年月日的《晨星報》和《晨報》的有關的地方。根據這兩家報紙的報道,格萊斯頓說,他會懷著憂慮……的心情來看待財富和實力令人陶醉的增長,如果他相信,增長只限于富裕階級的話,而這種增長確實只限于占有財產的階級;可見,在這兩種報道中,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復著所謂馬克思“增添”的那句話。馬克思接著把《泰晤士報》的字句同《漢薩德》的字句加以對比后再一

 

次斷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種互不相干的報紙在這一點上完全相同的報道,顯而易見地證實了這句話的真實性,而這句話在根據某種“慣例”審查過的《漢薩德》中卻沒有,用馬克思的話說,這是格萊斯頓“事后隱瞞了”。馬克思最后聲明,他沒有時間再同匿名作者爭辯,而匿名作者好象也覺得夠了,至少馬克思以后再沒有收到《協和》雜志。

  這個事件看來就此終結而被人遺忘了。誠然后來有一兩次從一些同劍橋大學有來往的人那里傳來一些神秘的謠言,說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犯了寫作上的大錯,但無論怎樣仔細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確實的結果。可是,年月日,即馬克思逝世后八個月,《泰晤士報》上登載了一封劍橋三一學院的來信,署名是塞德萊·泰勒。這個搞最溫和的合作運動的小人物在來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們終于不僅弄清了劍橋的謠言,而且也弄清了《協和》雜志上的那個匿名作者。

  這個三一學院的小人物寫道:

  “使人特別驚異的是,布倫坦諾教授(當時在布勒斯勞,現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終于……揭露了在國際〈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萊斯頓演說時所懷的惡意。卡爾·馬克思先生……曾企圖為此進行辯護,但很快就被布倫坦諾巧妙的攻擊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掙扎中還敢于斷言,格萊斯頓先生在年月日《泰晤士報》刊登他的演說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漢薩德》登載的演說記錄,刪掉了一句無疑會使他這位英國財政大臣聲譽掃地的話。當布倫坦諾通過仔細地對比不同的文本,證明《泰晤士報》和《漢薩德》的報道彼此一致,絕對沒有通過狡猾的斷章取義而給格萊斯頓的話硬加上的那個意思時,馬克思就借口沒有時間而拒絕繼續進行論戰!”

  這就是全部事情的真相!布倫坦諾先生在《協和》雜志上發動的匿名攻擊,在劍橋生產合作社的幻想小說中是多么輝煌!你看,

 

這個德國工廠主聯盟的圣喬治這樣擺著架式,這樣挺著劍,進行“巧妙的攻擊”,而惡龍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腳下,“在垂死的掙扎中”斷了氣!

  但這種阿里歐斯托式的全部戰斗描寫,只是為了掩蓋我們這位圣喬治的詭計。他在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偽造”,而只是說“狡猾的斷章取義”了。整個問題完全轉向另一個方面了,至于為什么要這樣做,圣喬治和他的劍橋的衛士當然非常清楚。黔驢技窮

  愛琳娜·馬克思在《今日》月刊(年月)上對泰勒做了答辯——因為《泰晤士報》拒絕刊登她的文章。所有的報刊都是為他們的老板效命的。或許他們有一天會違背一下老板的旨意,但很快違背者就會被清除。從來沒有所謂真正獨立的、為廣大民眾效命的報刊。資本家所控制的報刊就要為資本家服務,他們總是試圖通過控制話語權,來對抗和消除代表真理的聲音。他們未必要說假話,但他們只會說片面的真話,玩真理與謬誤只有一步之隔的把戲。她首先把辯論歸結到原來的這一點上:是不是馬克思“增添”了這句話?塞德萊·泰勒先生回答說,在他看來,在馬克思和布倫坦諾之間的爭論中,

“格萊斯頓先生的演說中是否有這句話完全是次要問題,更主要的是,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正確傳達格萊斯頓的意思,還是歪曲他的意思”。

  接著,他承認說,《泰晤士報》的報道“的確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如果正確地推斷,也就是照自由主義的格萊斯頓的意思推斷,據說整個上下文正好表明了格萊斯頓所想說的那個意思(年月《今日》月刊)。這里最可笑的是,雖然照匿名的布倫坦諾所說,按“慣例”應當從《漢薩德》引證,《泰晤士報》的報道“必然很粗糙”,但我們這個劍橋的小人物卻固執地不從《漢薩德》引證,而從《泰晤士報》引證。當然,《漢薩德》上根本沒有這句倒霉的話!

  愛琳娜·馬克思沒有費很大力氣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駁倒了這個論據。要么泰勒先生讀過年的論戰文章,如果是這樣,那他現在就是在“撒謊”,他的撒謊表現在:他不但“增添”了原來沒有的東西,而且“否定”了原來已有的東西。要么他根本沒有讀過這些論戰文章,那他就根本無權開口。無論如何,他再也不敢

 

支持他的朋友布倫坦諾控告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現在他不是控告馬克思“增添”,而是控告馬克思刪掉了一句重要的話。其實這句話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頁上,只在這句所謂“增添”的話上面幾行。至于格萊斯頓演說中包含的“矛盾”,恰好正是馬克思指出了(《資本論》第頁注,即第版第頁)“年和年格萊斯頓的預算演說中不斷出現的顯著的矛盾”!不過,他不象塞德萊·泰勒那樣企圖把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義的溫情之中。愛·馬克思在答辯的結尾說:“事實上完全相反。馬克思既沒有刪掉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也絕對沒有‘增添’任何東西。他只是把格萊斯頓在演說中確實說過、而又用某種方法從《漢薩德》的報道中抹掉的一句話重新恢復,使它不致被人們遺忘。”

  從此以后,連塞德萊·泰勒先生也閉口不言了。大學教授們所發動的整個這場攻擊,在兩大國持續二十年之久,而其結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懷疑馬克思寫作上的認真態度了。可以想象得到,正如布倫坦諾先生不會再相信《漢薩德》象教皇般永無謬誤那樣,塞德萊·泰勒先生今后也將不會再相信布倫坦諾先生的文壇戰報了。其實,他們很清楚自己在自欺欺人。

弗·恩格斯

年月日于倫敦

 

第一章

商   品

、商品的兩個因素:使用價值

和價值(價值實體,價值量)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

  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這里的問題也不在于物怎樣來滿足

 

人的需要,是作為生活資料即消費品來直接滿足,還是作為生產資料來間接滿足。現代庸俗經濟學用“效用”來解釋這種需要和滿足,試圖從根本上否定價值學說(這個學說是由馬克思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提出的,馬克思進行了繼承),并以此來否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

  每一種有用物,如鐵、紙等等,都可以從質和量兩個角度來考察。每一種這樣的物都是許多屬性的總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發現這些不同的方面,從而發現物的多種使用方式,是歷史的事情。【“物都有內在的長處<這是巴爾本用來表示使用價值的專門用語>,這種長處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如磁石吸鐵的長處就是如此。”(尼古拉·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年倫敦版第頁)磁石吸鐵的屬性只是在通過它發現了磁極性以后才成為有用的。】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會尺度,也是這樣。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計量的物的性質不同,部分是由于約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為使用價值。【“任何物的自然     [價值]都在于它能滿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給人類生活帶來方便。”(約翰·洛克《論降低利息的后果》(),載于《約翰·洛克著作集》年倫敦版第卷第頁)在十七世紀,我們還常常看到英國著作家用《     》表示使用價值,用《     》表示交換價值;這完全符合英語的精神,英語喜歡用日耳曼語源的詞表示直接的東西,用羅馬語源的詞表示被反射的東西。】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于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因此,商品體本身,例如鐵、小麥、金鋼石等等,就是使用價值,或財物。商品體的這種性質,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屬性所耗費的勞動的多少沒有關系。在考察使用價值時,總是以它們有一定的量為前提,如幾打表,幾碼布,幾噸鐵等等。商品的使用價值為商品學這門學科提供材料。【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流行著一種法律上的假定,認為每個人作為商品的買者都具有百科全書般的商品知識。今天的消費者面臨同樣的問題。】使用價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費中得到實現。不論財富的社會形式如何,使用價值總是構成財富的物質內容。在我們所要考察的社會形式中,使用價值同時又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滿足人的需要的東西未必都是實在的商品體,比如一頓美味的晚餐比一頓原材料相同但平淡無味的晚餐,就多了一種看不見、摸不著但感覺得到的東西。因此,服務是具有使用價值的。只是“服務”這種“物”,在使用或消費的前后都不存在,而只在使用或消費的過程中存在并得到實現。而且“服務”這種使用價值的量不大容易計量,一般與它所作用的實在商品體的量有關。顯然,炒兩盤同樣的菜所包含的服務的量是炒一盤同樣的菜所包含的服務的量的兩倍。由于使用價值才是構成一個社會的財富的物質內容,因此,股票市場的漲跌并不代表一個社會的財富的增加或減少。而且發明創造對一個社會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為發明創造增加物的有用性,也就增加了使用價值或使得使用價值的增加成為可能。象鐵礦石和石油都是由于制鐵和石化技術的出現而成為有(使用)價值的或更有(使用)價值的財物。

 

  交換價值首先表現為一種使用價值同另一種使用價值相交換的量的關系或比例【“價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這種產品和一定量的別種產品之間的交換關系。”(列特隆《論社會利益》,[載于]德爾編《重農學派》年巴黎版第頁)現代西方效用價值論用不同的商品對同一個消費者的效用替代關系來定義價值,只是站在有錢的社會寄生者的角度表達其對不同商品價值的看法,而無法解釋為什么賣雞蛋者肯按元/公斤的價格賣出自己大量擁有的雞蛋,并按元/公斤的價格買入兩根黃瓜,同時賣黃瓜者肯按元/公斤的價格賣出自己大量擁有的黃瓜,并按元/公斤的價格買入半公斤雞蛋。】,這個比例隨著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斷改變。因此,交換價值好象是一種偶然的、純粹相對的東西,也就是說,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似乎是一個形容語的矛盾。【“任何東西都不可能有內在的交換價值。”(尼·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年倫敦版第頁)或者象巴特勒所說:“物的價值正好和它會換來的東西相等。”】由于交換是一個私人勞動向社會勞動的轉變過程,這個過程中存在一定的隨機性,因此交換價值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這種偶然性中包含必然性。用馬克思身后才發展起來的概率論的術語來說,一個商品或一個使用價值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交換時,其交換價值是一個隨機變量。但這個隨機變量有一個確定的,并非偶然的和純粹相對的期望值,這個期望值就是商品固有的、內在的交換價值。馬克思在下面談到的就是這個期望交換價值。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百多年來,一直在結合人類在各個科學領域所取得的成績來發展他們那似是而非的理論,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們卻仍然只會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來進行研究,當然就會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顯得過時了。現在我們進一步考察這個問題。

  某種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麥,同 量鞋油或 量綢緞或 量金等等交換,總之,按各種極不相同的比例同別的商品交換。因此,小麥有許多種交換價值,而不是只有一種。既然 量鞋油、 量綢緞、 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麥的交換價值,那末, 量鞋油、 量綢緞、 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夠互相代替的或同樣大的交換價值。由此可見,第一,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等同的東西。第二,交換價值只能是可以與它相區別的某種內容的表現方式,“表現形式”。即它只能由外部的別的東西來度量。

  我們再拿兩種商品例如小麥和鐵來說。不管二者的交換比例怎樣,總是可以用一個等式來表示:一定量的小麥等于若干量的鐵,如夸特小麥= (這里原是一個英制單位,打印不出來,故用“噸”代替,以下同。)鐵。這個等式說明什么呢?它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里面,即在夸特小麥和 噸鐵里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

 

的東西。因而這二者都等于第三種東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樣,二者中的每一個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現代庸俗經濟學用供求關系和效用來解釋交換價值的形成。實際上供求關系和效用只能解釋交換價值的隨機部分,而不能解釋交換價值內在的期望值。按現代庸俗經濟學的解釋,之所以夸特小麥= 噸鐵,是因為這兩者帶給交易者的邊際效用是相同的。由于邊際效用純屬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如果市場上都按上式進行交易,那就意味著所有的交易者的主觀感受完全一致,用概率論的術語說,既然每個人的主觀感覺是無限的或是可以無限細分的,因此,發生這種情況的概率為零,即它是幾乎不可能的。于是,如果我們觀察到某個市場上的交易都在或大多數都在按同一等式進行交換時,效用論要么破產,要么需要假定存在一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效用期望值,而分析這個期望值是如何存在的,就不得不回到勞動價值學說。

  用一個簡單的幾何學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為了確定和比較各種直線形的面積,就把它們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現——底乘高的一半。各種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同樣要化成一種共同東西,各自代表這種共同東西的多量或少量。

  這種共同東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幾何的、物理的、化學的或其他的天然屬性。商品的物體屬性只是就它們使商品有用,從而使商品成為使用價值來說,才加以考慮。另一方面,商品交換關系的明顯特點,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價值。在商品交換關系中,只要比例適當,一種使用價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種使用價值完全相等。或者象老巴爾本說的:

  “只要交換價值相等,一種商品就同另一種商品一樣。交換價值相等的物是沒有任何差別或區別的。”【“只要交換價值相等,一種商品就同另一種商品一樣。交換價值相等的物是沒有任何差別或區別的……價值鎊的鉛或鐵與價值鎊的銀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換價值。”(尼·巴爾本《新幣輕鑄論。答洛克先生關于提高貨幣價值的意見》第頁和第頁)

  作為使用價值,商品首先有質的差別;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可是勞動產品在我們手里也已經起了變化。如果我們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那末也就是把那些使勞動

 

產品成為使用價值的物質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們不再是桌子、房屋、紗或別的什么有用物。它們的一切可以感覺到的屬性都消失了。它們也不再是木匠勞動、瓦匠勞動、紡紗勞動,或其他某種一定的生產勞動的產品了。隨著勞動產品的有用性質的消失,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勞動的有用性質也消失了,因而這些勞動的各種具體形式也消失了。各種勞動不再有什么差別,全都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

  現在我們來考察勞動產品剩下來的東西。它們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這些物現在只是表示,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

  我們已經看到,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換價值表現為同它們的使用價值完全無關的東西。如果真正把勞動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就得到剛才已經規定的它們的價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研究的進程會使我們再把交換價值當作價值的必然的表現方式或表現形式來考察,但現在,我們應該首先不管這種形式來考察價值。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外部的別的東西來度量的,而商品的價值則是它本身單純凝結的人類勞動,后文說明它是由所凝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的。這兩個價值的度量單位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決定了,在一定的條件下,尤其是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的交換價值與商品的價值是相背離的。這個結論是《資本論》在后面的內容中表現出來的,這里為了使讀者不致于陷入困惑而先提出來。

  可見,使用價值或財物具有價值,只是因為有抽象人類勞動體現或物化在里面。一個沒有價值的東西可能會有交換價值。那末,它的價值量是怎樣計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實體”即勞動的量來計量。勞動本身的量

 

是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而勞動時間又是用一定的時間單位如小時、日等作尺度。

  可能會有人這樣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來決定,那末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費的時間越多。但是,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體現在商品世界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在這里是當作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每一個這種單個勞動力,同別一個勞動力一樣,都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只要它具有社會平均勞動力的性質,起著這種社會平均勞動力的作用,從而在商品的生產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例如,在英國采用蒸汽織布機以后,把一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一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一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因此,兩萬個手工織布工人每人一小時個人勞動的社會勞動量,只相當于一萬個蒸汽織布工人每人一小時個人勞動的社會勞動量。兩萬個手工織布工人的社會勞動力,只相當于一萬個蒸汽織布工人的社會勞動力。在資本密集型工業的勞動效率高出勞動密集型工業的勞動效率幾十倍的今天,從社會勞動來看,即使勞動密集型工業中使用十幾倍于資本密集型工業的(個人)勞動力,其實際的社會勞動力還不如資本密集型工業來得多,簡直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只是暫時解決失業問題的過渡手段,絕對不宜作為發展的方向。

  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全部同類產品其實只是一個量,這個量的價格是整個地決定的,而不以特殊情況為轉移。”(列特隆《論社會利益》第頁)這樣就消去了個別情況的隨機性,而突顯出其內在的期望值。】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

 

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有人說,豬是作為整體生產的,從而豬心和豬肝是同時生產的,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兩者應當有相同的價值,但這兩者實際上具有不同的價格(價值),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的破產。但是,按照這種邏輯,豈只是豬心和豬肝具有相同的生產時間,同一只豬身上的一斤肉與其它十斤肉也是同時生產的,于是,按照此人的邏輯,在馬克思看來,一斤豬肉的價值應當與同一只豬的其它十斤肉的價值相同。有太多的人在那里聲稱馬克思的理論不堪一擊,但事情果真象他們所自以為的那么簡單么?。假如豬是用一年的時間生產的,從而豬心、豬肝等都是在同樣一年的時間里生產的。但是,我們并沒有先用一年時間生產豬心、再用一年時間生產豬肝,從而我們一方面只是用了一年的時間生產整個豬,另一方面又是用了兩年的時間才生產了豬的一部分。正如豬身上的一斤肉與十斤肉是同時生產的,但實際上分配在一斤肉上的生產時間只是分配在十斤肉上的生產時間的十分之一。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

  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例如,同一勞動量在豐收年表現為蒲式耳小麥,在歉收年只表現為蒲式耳。同一勞動量用在富礦比用在貧礦能提供更多的金屬等等。金剛石在地殼中是很稀少的,因而發現金剛石平均要花很多勞動時間。因此,很小一塊金剛石就代表很多勞動。杰科布曾經懷疑金是否按其全部價值支付過。至于金剛石,就更可以這樣說了。厄什韋葛說過,到年,巴西金剛石礦八十年的總產量的價格還趕不上巴西甘蔗種植園或咖啡種植園一年半平均產量的價格,雖然前者代表的勞動多得多,從而價值也多得多。如果發現富礦,同一勞動量就會表現為更多的金剛石,而金剛石的價值就會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勞動把煤變成金剛石,金剛石的價值就會低于磚的價值。總之,勞動生產力越高,生產一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就越少,凝結在該物品中的勞動量就越小,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小。相反地,勞動生產力越低,生產一種物品的必要勞動時間就越多,該物品的價值就越大。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

 

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所謂物以稀為貴,是指盡管得到這個稀罕物所付出的勞動可能不多,比如是天下掉下來的,但要生產出這個稀罕物所需要的勞動量是很大的,否則人們很快就能生產很多這樣的東西,它也就不稀罕了。在歷史上,鋁曾經因為生產技術的關系,比黃金還貴。

  一個物可以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在這個物并不是由于勞動而對人有用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例如,空氣、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個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類勞動產品,但不是商品。誰用自己的產品來滿足自己的需要,他生產的就只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商品。要生產商品,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而且不只是單純為別人。中世紀農民為封建主生產交代役租的糧食,為神父生產納什一稅的糧食。但不管是交代役租的糧食,還是納什一稅的糧食,都并不因為是為別人生產的,就成為商品。要成為商品,產品必須通過交換,轉到把它當作使用價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我插進了括號里的這段話,因為省去這段話常常會引起誤解,好象不是由生產者本人消費的產品,馬克思都認為是商品。——弗·恩·】}最后,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用,那末其中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二重性

  起初我們看到,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后來表明,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

 

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了的。真正算在馬克思頭上的成績之一。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因此,在這里要較詳細地加以說明。

  我們就拿兩種商品如件上衣和碼麻布來說。假定前者的價值比后者的價值大一倍。假設碼麻布= ,則件上衣=

  上衣是滿足一種特殊需要的使用價值。要生產上衣,就需要進行特定種類的生產活動。這種生產活動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對象、手段和結果決定的。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由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我們簡稱為有用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勞動總是聯系到它的有用效果來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同樣,決定它們存在的勞動即縫和織,也是不同質的。如果這些物不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從而不是不同質的有用勞動的產品,它們就根本不能作為商品來互相對立。上衣不會與上衣交換,一種使用價值不會與同種的使用價值交換。

  各種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總和,表現了同樣多種的、按照屬、種、科、亞種、變種分類的有用勞動的總和,即表現了社會分工。這種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雖然不能反過來說商品生產是社會分工存在的條件。在古代印度公社中就有社會分工,但產品并不成為商品。或者拿一個較近的例子來說,每個工廠內都有系統的分工,但是這種分工不是通過工人交換他們個人的產品來實現的。只有獨立的互不依賴的私人勞動的產品,才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如果在工廠實行“模擬市場核算”機制,工廠內部的產品也可以視為一種商品,或者更確切地,一種準商品。這種機制的好處在于,它能保證企業內部的效率不低于市場上的效率,而這本來是企業存在的理由之一。而且這種機制還賦予了每道工序中的工人以成本否決的權力,這種權力是對企業經理層權力的一種有效制約,從而國有企業中廠長與供應商勾結,高價低質購進原材料的那種做法將難以進行。但是,除非有來自外部的強大壓力,這種做法是難以在國有企業中加以推廣的。

  可見,每個商品的使用價值都包含著一定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或有用勞動。各種使用價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質的有用勞動,就

 

不能作為商品互相對立。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也就是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發展成一個多支的體系,發展成社會分工。這里有點矛盾,這最后一句話似乎是說,先有商品生產,而后才發展出社會分工。而前面則表示,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這最后一句話這樣說可能更好,作為獨立生產者的私事而各自獨立進行的各種有用勞動的這種質的區別,正是社會分工的表現。

  對上衣來說,無論是裁縫自己穿還是他的顧客穿,都是一樣的。在這兩種場合,它都是起使用價值的作用。同樣,上衣和生產上衣的勞動之間的關系,也并不因為裁縫勞動成為專門職業,成為社會分工的一個獨立的部分就有所改變。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當裁縫以前,人已經縫了幾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種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質財富要素,總是必須通過某種專門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質適合于特殊的人類需要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創造出來。因此,勞動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作為有用勞動,是不以一切社會形式為轉移的人類生存條件,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即人類生活得以實現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價值,簡言之,種種商品體,是自然物質和勞動這兩種要素的結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種不同的有用勞動的總和除外,總還剩有一種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質基質。人在生產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樣發揮作用,就是說,只能改變物質的形態。【“宇宙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由人手創造的,還是由物理學的一般規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創造,而只是物質的形態變化。結合和分離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產的觀念時一再發現的唯一要素;價值<指使用價值,盡管維里在這里同重農學派論戰時自己也不清楚說的是哪一種價值>和財富的再生產,如土地、空氣和水在田地上變成谷物,或者昆蟲的分泌物經過人的手變成絲綢,或者一些金屬片被裝配成鐘表,也是這樣。”(彼得羅·維里《政治經濟學研究》年初版,載于庫斯托第編《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名家文集》現代部分,第卷第、頁)】不僅如此,他在這種改變形態的勞動中還要

 

經常依靠自然力的幫助。但自然界并不為這些風力、水力而要求按生產要素分配勞動產品。只有竊取了自然界的上層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才會象好萊塢大片中的外星生物或智能機器人那樣,因為占有了自然力而有這樣的要求。因此,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與生產資料共同創造財富。社會主義并不反對資本,(資本分為預付來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和預付來購買勞動的可變資本。但由于現在資本家往往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要指出的那樣,并不預購勞動,而是讓工人先提供(預付)勞動,再從工人勞動創造的價值中,取出一部分來作為報酬支付給工人。即,資本家往往只需預付不變資本(單個資本家可以貸款或賒欠來一部分不變資本,但這些資本還是來自于資本家,貨幣資本家),通過賒欠可變資本,進行生產。所以這里將代表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簡稱為資本。)而是反對資本與勞動的人為脫節,反對有人通過壟斷資本而不勞而獲、驕奢淫逸;反對有勞動能力的勞動者為了獲得與資本相結合的機會而被迫過著辛勞而悲慘的生活。有人認為,工人的工資是固定的,資本家的利潤是不固定的。所以,資本家承擔了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風險,而工人不承擔風險,所以資本家應當獲得與其所承擔的風險相應的剝削收入。但是,一方面,資本家的所得大大超過他所承擔的風險;另一方面,工人的勞動是預付的,同樣存在風險。被拖欠和無端克扣工資的事經常發生,而且拖欠的工資即使發還也往往是不付利息的。至于最后工資完全泡湯的事也不是沒有發生過,部分泡湯的就更多。即使有工資,有時還不夠用來治療職業病。而且資本家的風險是他自己造成的,由他自己負責;而工人的風險則是由資本家造成的,資本家反而應當因此對工人進行補償。

  現在,我們放下作為使用物品的商品,來考察商品價值。

  我們曾假定,上衣的價值比麻布大一倍。但這只是量的差別,我們先不去管它。我們要記住的是,假如件上衣的價值比碼麻布的價值大一倍,那末,碼麻布就與件上衣具有同樣的價值量。作為價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實體的物,是同種勞動的客觀表現。但縫和織是不同質的勞動。然而在有些社會狀態下,同一個人時而縫時而織,因此,這兩種不同的勞動方式只是同一個人的勞動的變化,還不是不同的人的專門固定職能,正如我們的裁縫今天縫上衣和明天縫褲子只是同一個人的勞動的變化一樣。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們資本主義社會里,隨著勞動需求方向的改變,總有一定部分的人類勞動時而采取縫的形式,時而采取織的形式。勞動形式發生這種變換時不可能沒有摩擦,但這種變換是必定要發生的。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盡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二者都是人類勞動。這只是耗費人類勞動力的兩種不同的形式。當然,人類勞動力本身必須已有一定的發展,才能以這種或那種形式耗費。但是,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一般人類勞動的耗費。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將軍或銀行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則扮演極卑微的角色一樣【參看黑格爾《法哲學》年柏林版第頁節。這句話刪掉最好,何必賣弄黑格爾,讓人不明所以。】,人類勞動在這里也是這樣。它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

 

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簡單平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物化成的商品價值。在我們敘述的這個階段,工資這個范疇根本還不存在。】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為了簡便起見,我們以后把各種勞動力直接當作簡單勞動力,這樣就省去了簡化的麻煩。

  因此,正如在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們的使用價值的差別被抽去一樣,在表現為這些價值的勞動中,勞動的有用形式即縫和織的區別也被抽去了。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產活動同布和紗的結合,而作為價值的上衣和麻布,不過是同種勞動的凝結,同樣,這些價值所包含的勞動之所以算作勞動,并不是因為它們同布和紗發生了生產的關系,而只是因為它們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正是由于縫和織具有不同的質,它們才是形成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們的特殊的質被抽去,由于它們具有相同的質,即人類勞動的質,它們才是上衣價值和麻布價值的實體。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僅是價值,而且是一定量的價值。我們曾假定,件上衣的價值比碼麻布的價值大一倍。它們價值量的

 

這種差別是從哪里來的呢?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勞動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產后者所要耗費勞動力的時間必須比生產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價值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質,就價值量說,有意義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量,不過這種勞動已經化為沒有質的區別的人類勞動。在前一種情況下,是怎樣勞動,什么勞動的問題,在后一種情況下,是勞動多少,勞動時間多長的問題。既然商品的價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勞動量,那末,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種商品應該總是等量的價值。

  如果生產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不變,上衣的價值量就同上衣的數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 個工作日,兩件上衣就代表 個工作日,依此類推。有人可能從現代庸俗經濟學的邊際效用理論和供求關系理論的角度認為,上衣的邊際效用和價值是遞減的。即兩件上衣的價值量要小于一件上衣價值量的兩倍。但這種情況中的價值實際上指的是交換價值,而且交換價值的這種邊際遞減,也只在特殊的供求關系情況下才出現。看完《資本論》就會理解這一點。假定生產一件上衣的必要勞動增加一倍或減少一半。在前一種場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兩件上衣的價值,在后一種場合,兩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價值,雖然在這兩種場合,上衣的效用和從前一樣,上衣包含的有用勞動的質也和從前一樣。但生產上衣所耗費的勞動量有了變化。可見,效用與價值是兩回事。效用并不能直接給價值定價。

  更多的使用價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質財富,兩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兩件上衣可以兩個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個人穿,依此類推。然而隨著物質財富的量的增長,它的價值量可能同時下降。這種對立的運動來源于勞動的二重性。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

 

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不管生產力發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樣的時間內提供的使用價值量會是不同的:生產力提高時就多些,生產力降低時就少些。因此,那種能提高勞動成效從而增加勞動所提供的使用價值量的生產力變化,如果會縮減生產這個使用價值量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的總和,就會減少這個增大的總量的價值量。反之亦然。這段話是說,在沒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生產力提高了的今天,我們在擁有了更多的使用價值,比如更高性能的電腦和家用電器的同時,這些高使用價值在今天的價值,并不比以前低使用價值的同類產品,在以前的價值更高。這是因為,今天生產這些高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量不比以前生產那些低使用價值所需的勞動量多。當然,那些低使用價值的產品在今天的價值要比高使用價值的產品的價值低。這是因為,今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標準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發生了變化,相當于過去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個人勞動時間,可能只相當于今天小時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一切勞動,從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作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從另一方面看,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作為具體的有用勞動,它生產使用價值。

 

、價值形式或交換價值

  商品是以鐵、麻布、小麥等等使用價值或商品體的形式出現的。這是它們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們所以是商品,只因為它們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價值承擔者。因此,它們表現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們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價值形式。

  商品的價值對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對它怎么辦。同商品體的可感覺的粗糙的對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體的價值對象性中連一個自然物質原子也沒有。因此,每一個商品不管你怎樣顛來倒去,它作為價值物總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們記住,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末不用說,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現在我們必須回到價值的這種表現形式。因此,“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不能脫離商品經濟,因為按勞分配實際上是按抽象勞動所形成的價值量來分配,而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

  誰都知道——即使他別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們使用價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鮮明對照的、共同的價值形式,即貨幣形式。但是在這里,我們要做資產階級經濟學從來沒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這種貨幣形式的起源,就是說,探討商品價值關系中包含的價值表現,怎樣從最簡單的最不顯眼的樣子一直發展到炫目的貨幣形式。這樣,貨幣的謎就會隨著消失。

  顯然,最簡單的價值關系就是一個商品同另一個不同種的商

 

(不管是哪一種商品都一樣)的價值關系。因此,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為一個商品提供了最簡單的價值表現。

 

 、簡單的、個別的或偶然的價值形式

 量商品 = 量商品 ,或 量商品 量商品

(碼麻布=件上衣,或碼麻布值件上衣。)

()價值表現的兩極: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

  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因此,分析這個形式確實困難。

  兩個不同種的商品 ,如我們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這里顯然起著兩種不同的作用。麻布通過上衣表現自己的價值,上衣則成為這種價值表現的材料。前一個商品起主動作用,后一個商品起被動作用。前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為相對價值,或者說,處于相對價值形式。后一個商品起等價物的作用,或者說,處于等價形式。經濟學中的數學與純數學是有所不同的。在純數學中,“=”是沒有方向性的,而經濟學中的“=”往往具有方向性。在經濟學中,交換“=”左右兩邊的內容,可能會引出不同的經濟含義,而且在涉及到時間的一些等式中,由于時間的不可逆性,“=”兩邊的內容甚至是不可以相互交換的。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依賴、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兩個要素,同時又是同一價值表現的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兩端即兩極;這兩種形式總是分配在通過價值表現互相發生關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來表現麻布的價值。碼麻布=碼麻布,這不是價值表現。相反,這個等式只是說,碼麻布無非是碼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要求有另一個與麻布相對立的商

 

品處于等價形式。另一方面,這另一個充當等價物的商品不能同時處于相對價值形式。它不表現自己的價值。它只是為別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提供材料。

  誠然,碼麻布=件上衣,或碼麻布值件上衣,這種表現也包含著相反的關系:件上衣=碼麻布,或件上衣值碼麻布。但是,要相對地表現上衣的價值,我就必須把等式倒過來,而一旦我這樣做,成為等價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見,同一個商品在同一個價值表現中,不能同時具有兩種形式。不僅如此,這兩種形式是作為兩極互相排斥的。

  一個商品究竟是處于相對價值形式,還是處于與之對立的等價形式,完全取決于它當時在價值表現中所處的地位,就是說,取決于它是價值被表現的商品,還是表現價值的商品。

()相對價值形式

( )相對價值形式的內容

  要發現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表現怎樣隱藏在兩個商品的價值關系中,首先必須完全撇開這個價值關系的量的方面來考察這個關系。人們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們在價值關系中只看到兩種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們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為同一單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為同一單位的表現,才是同名稱的,因而是可通約的。【少數經濟學家,例如賽·貝利,曾分析價值形式,但沒有得到任何結果,這首先是因為他們把價值形式同價值混為一談,其次,是因為在講求實用的資產者的粗鄙的影響下,他們一開始就只注意量的規定性。“對量的支配……構成價值。”(《貨幣及其價值的變動》年倫敦版第頁)作者賽·貝利。】

 

  不論碼麻布=件上衣,或=件上衣,或= 件上衣,也就是說,不論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個這樣的比例總是包含這樣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是同一單位的表現,是同一性質的物。麻布=上衣是這一等式的基礎。

  但是,這兩個被看作質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價值得到表現。是怎樣表現的呢?是通過同上衣的關系,把上衣當作它的“等價物”,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在這個關系中,上衣是價值的存在形式,是價值物,因為只有作為價值物,它才是與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價值顯示出來了,或得到了獨立的表現,因為麻布只有作為價值才能把上衣當作等值的東西,或與它能交換的東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體。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學實體——碳( )、氫( )、氧( )構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構成,即   。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與丁酸相等,那末,在這個關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   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說,丁酸也是由   構成的。可見,通過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與自身的物體形態不同的化學實體被表現出來了。

  如果我們說,商品作為價值只是人類勞動的凝結,那末,我們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但是并沒有使它們具有與它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在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的價值關系中,情形就不是這樣。在這里,一個商品的價值性質通過該商品與另一個商品的關系而顯露出來。

  例如當上衣作為價值物被看作與麻布相等時,前者包含的勞動就被看作與后者包含的勞動相等。固然,縫上衣的勞動是一種與織麻布的勞動不同的具體勞動。但是,把縫看作與織相等,實際

 

上就是把縫化為兩種勞動中確實等同的東西,化為它們的人類勞動的共同性質。通過這種間接的辦法還說明,織就它織出價值而論,也和縫毫無區別,所以是抽象人類勞動。只有不同種商品的等價表現才使形成價值的勞動的這種特殊性質顯示出來,因為這種等價表現實際上是把不同種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種勞動化為它們的共同東西,化為一般人類勞動。【第版注: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著名的富蘭克林,繼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價值的本質,他說:“既然貿易無非是一種勞動同另一種勞動的交換,所以一切物的價值用勞動來估計是最正確的”(斯巴克斯編《富蘭克林全集》年波士頓版第卷第頁)。富蘭克林沒有意識到,既然他“用勞動”來估計一切物的價值,也就抽掉了各種互相交換的勞動的差別,這樣就把這些勞動化為相同的人類勞動。他雖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卻把它說了出來。他先說“一種勞動”,然后說“另一種勞動”,最后說的是沒有任何限定的“勞動”,也就是作為一切物的價值實體的勞動。】

  然而,只把構成麻布價值的勞動的特殊性質表現出來,是不夠的。處于流動狀態的人類勞動力或人類勞動形成價值,但本身不是價值。它在凝固的狀態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為價值。要使麻布的價值表現為人類勞動的凝結,就必須使它表現為一種“對象性”,這種對象性與麻布本身的物體不同,同時又是麻布與其他商品所共有的。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

  在麻布的價值關系中,上衣是當作與麻布同質的東西,是當作同一性質的物,因為它是價值。在這里,它是當作表現價值的物,或者說,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價值的物。當然,上衣,作為商品體的上衣,只是使用價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塊麻布一樣,不表現價值。這只是證明,上衣在同麻布的價值關系中,比在這種關系之外,多一層意義,正象許多人穿上鑲金邊的上衣,比不穿這種上衣,多一層意義一樣。

 

  在上衣的生產上,人類勞動力的確是以縫的形式被耗費的。因此,上衣中積累了人類勞動。從這方面看,上衣是“價值承擔者”,雖然它的這種屬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來的。在麻布的價值關系中,上衣只是顯示出這一方面,也就是當作物體化的價值,當作價值體。即使上衣扣上了紐扣,麻布在它身上還是認出與自己同宗族的美麗的價值靈魂。但是,如果對麻布來說,價值不同時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價值。例如,如果在 看來,陛下不具有 的儀表,因而不隨著國王的每次更換而改變容貌、頭發等等, 就不會把 當作陛下。

  可見,在上衣成為麻布的等價物的價值關系中,上衣形式起著價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價值是表現在商品上衣的物體上,一個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上。作為使用價值,麻布是在感覺上與上衣不同的物;作為價值,它卻是“與上衣等同的東西”,因而看起來就象上衣。麻布就這樣取得了與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它的價值性質通過它和上衣相等表現出來,正象基督徒的羊性通過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現出來一樣。

  我們看到,一當麻布與別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時,商品價值的分析向我們說明的一切,現在就由麻布自己說出來了。不過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曉的語言即商品語言來表達它的思想。為了說明勞動在人類勞動的抽象屬性上形成它自己的價值,它就說,上衣只要與它相等,從而是價值,就和麻布一樣是由同一勞動構成的。為了說明它的高尚的價值對象性不同于它的漿硬的物體,它就說,價值看起來象上衣,因此它自己作為價值物,就同上衣相象,正如兩個雞蛋相象一樣。順便指出,除希伯來語以外,商品語言中也還有其他許多確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達商品 同商品 相等是

 

商品 自己的價值表現,德文《        》〔價值,價值存在〕就不如羅曼語的動詞                 〔值〕表達得確切。巴黎確實值一次彌撒!

  可見,通過價值關系,商品 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 的價值形式,或者說,商品 的物體成了反映商品 的價值的鏡子。商品 同作為價值體,作為人類勞動的化身的商品 發生關系,就使 的使用價值成為表現 自己價值的材料。這就是貨幣的價格標準(不同于價值尺度)的由來,它代表價值體使用價值的量。在商品 的使用價值上這樣表現出來的商品 的價值,具有相對價值形式。

 

( )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規定性

  凡是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舍費耳小麥、磅咖啡等等。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著一定量的人類勞動。因而,價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現價值,而且要表現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因此,在商品 和商品 如麻布和上衣的價值關系中,上衣這種商品不僅作為一般價值體被看作在質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為一定量的價值體或等價物如件上衣被看作同一定量的麻布如碼麻布相等。

  “碼麻布=件上衣,或碼麻布值件上衣”這一等式的前提是:件上衣和碼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樣多的價值實體。就是說,這兩個商品量耗費了同樣多的勞動或等量的勞動時間。但是生產碼麻布或件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是隨著織或縫的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的。現在我們要較詳細地研究一下這種變化

 

對價值量的相對表現的影響。

   、麻布的價值起了變化【“價值”一詞在這里是用來指一定量的價值即價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經這樣用過。】,上衣的價值不變。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種植亞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末麻布的價值也就增大一倍。這時不是碼麻布=件上衣,而是碼麻布=件上衣,因為現在件上衣包含的勞動時間只有碼麻布的一半。注意,下文表明,麻布不是上衣的原料。如果麻布是上衣的原料,將會出現上衣的價值隨其原料——麻布的價值的增加而增加的問題。相反地,如果生產麻布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織機改良而減少一半,那末,麻布的價值也就減低一半。這樣,現在是碼麻布=/件上衣。可見,在商品 的價值不變時,商品 的相對價值即它表現在商品 上的價值的增減,與商品 的價值成正比。

    、麻布的價值不變,上衣的價值起了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生產上衣的必要勞動時間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現在不是碼麻布=件上衣,而是碼麻布=/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價值減少一半,那末,碼麻布=件上衣。因此,在商品 的價值不變時,它的相對的、表現在商品 上的價值的增減,與商品 的價值變化成反比。

  我們把   類的各種情形對照一下就會發現,相對價值的同樣的量的變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碼麻布=件上衣變為:、碼麻布=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價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價值減低一半;、碼麻布=/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價值減低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價值增加一倍。

     、生產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勞動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

 

比例同時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不管這兩種商品的價值發生什么變動,依舊是碼麻布=件上衣。只有把它們同價值不變的第三種商品比較,才會發現它們的價值的變化。如果所有商品的價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時增減,它們的相對價值就保持不變。它們的實際的價值變化可以由以下這個事實看出: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現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過去多些或少些。

    、生產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它們的價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時發生變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發生變化,等等。這種種可能的組合對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的影響,根據      類的情況就可以推知。

  可見,價值量的實際變化不能明確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即相對價值量上。即使商品的價值不變,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發生變化。即使商品的價值發生變化,它的相對價值也可能不變,最后,商品的價值量和這個價值量的相對表現同時發生的變化,完全不需要一致。【第版注:庸俗經濟學以慣有的機警利用了價值量和它的相對表現之間的這種不一致現象。例如:“如果承認, 由于同它相交換的 提高而降低,雖然這時在 上所耗費的勞動并不比以前少,這樣,你們的一般價值原理就破產了……如果承認,由于與 相對而言, 的價值提高,所以與 相對而言, 的價值就降低,那末,李嘉圖提出的關于商品的價值總是取決于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這個大原理就站不住腳了;因為既然 的費用的變化不僅改變了本身的價值(與同它相交換的 相對而言),而且也改變了 的價值( 的價值相對而言),雖然生產 所需要的勞動量并未發生任何變化,那末,不僅確認商品生產所耗費的勞動量調節商品價值的學說要破產,而且斷言商品的生產費用調節商品價值的學說也要破產。”(約·布羅德赫斯特《政治經濟學》年倫敦版第、頁)布羅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說:看看///等等分數罷。即使這個數字不變,但它的相對量,它與分母、、相對而言的量卻不斷下降。可見,整數(例如)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單位數來“調節”這個大原理破產了。現代庸俗經濟學理論中充斥著這種“機警”的把戲,就看你是否有能力識別。】

 

()等價形式

  我們說過,當商品 (麻布)通過不同種商品 (上衣)的使用價值表現自己的價值時,它就使商品 取得一種特殊的價值形式,即等價形式。商品麻布顯示出它自身的價值,是通過上衣沒有取得與自己的物體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而與它相等。這樣,麻布表現出它自身具有價值,實際上是通過上衣能與它直接交換。因此,一個商品的等價形式就是它能與另一個商品直接交換的形式。

  如果一種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等價物,上衣因而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屬性,即處于能夠與麻布直接交換的形式,那末,這根本沒有表明上衣與麻布交換的比例。既然麻布的價值量已定,這個比例就取決于上衣的價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現為等價物,麻布表現為相對價值,還是相反,麻布表現為等價物,上衣表現為相對價值,上衣的價值量總是取決于生產它的必要勞動時間,因而和它的價值形式無關。但是一當上衣這種商品在價值表現中取得等價物的地位,它的價值量就不是作為價值量來表現了。在價值等式中,上衣的價值量不如說只是當作某物的一定的量。

  例如,碼麻布“值”什么呢?件上衣。因為上衣這種商品在這里起著等價物的作用,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與麻布相對立時是充當價值體,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現麻布的一定的價值量。因此,兩件上衣能夠表現碼麻布的價值量,但是兩件上衣決不能表現它們自己的價值量,即上衣的價值量。在價值等式中,等價物始終只具有某物即某種使用價值的單純的量的形式,對這一事實的膚淺了解,使貝利同他的許多先驅者和后繼者都誤認

 

為價值表現只是一種量的關系。其實,商品的等價形式不包含價值的量的規定。先定性后定量,定量只是由于能夠定性。

  在考察等價形式時看見的第一個特點,就是使用價值成為它的對立面即價值的表現形式。抽象的價值要用具體的使用價值來表現。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為價值形式。但是請注意,對商品 (上衣、小麥或鐵等等)來說,這種轉換只有在任何別的商品 (麻布等等)與它發生價值關系時,只有在這種關系中才能實現。因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當作等價物來同自己發生關系,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來表現它自己的價值,所以它必須把另一商品當作等價物來同它發生關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為它自己的價值形式。

  為了說明這一點,可以用衡量商品體本身即使用價值的尺度作例子。塔糖是物體,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們看不見也摸不著塔糖的重量。現在我們拿一些不同的鐵塊來,這些鐵塊的重量是預先確定了的。鐵的物體形式,就其自身來說,同塔糖的物體形式一樣,不是重的表現形式。要表現塔糖是重的,我們就要使它和鐵發生重量關系。在這種關系中,鐵充當一種只表示重而不表示別的東西的物體。因此,鐵的量充當糖的重量尺度,對糖這個物體來說,它只是重的體現,重的表現形式。鐵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測定重量的物體同它發生重量關系的時候,才起這種作用。如果兩種物都沒有重,它們就不能發生這種關系,因此一種物就不能成為另一種物的重的表現。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們就會在實際上看到,當作有重的物,它們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樣的重量。鐵這個物體作為重量尺度,對于塔糖來說,只代表重,同樣,在我們的價值表現中,上衣這個物體

 

對于麻布來說,也只代表價值。

  但是,類比只能到此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現中,鐵代表兩個物體共有的自然屬性,即它們的重,而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上衣代表這兩種物的超自然屬性,即它們的價值,某種純粹社會的東西。

  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把自己的價值表現為一種與自己的物體和物體屬性完全不同的東西,例如表現為與上衣相同的東西,因此,這個表現本身就說明其中隱藏著某種社會關系。等價形式卻相反。等價形式恰恰在于:商品體例如上衣這個物本身就表現價值,因而天然就具有價值形式。當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當作等價物的價值關系中,才是這樣。【這種反思的規定是十分奇特的。例如,這個人所以是國王,只因為其他人作為臣民同他發生關系。反過來,他們所以認為自己是臣民,是因為他是國王。】但是,既然一物的屬性不是由該物同他物的關系產生,而只是在這種關系中表現出來,因此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價形式,天然具有能與其他商品直接交換的屬性,就象它天然具有重的屬性或保暖的屬性一樣。從這里就產生了等價形式的謎的性質,這種性質只是在等價形式以貨幣這種完成的形態出現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面前的時候,才為他的資產階級的短淺的眼光所注意。這時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銀,并以一再滿足的心情反復列舉各種曾經充當過商品等價物的普通商品,企圖以此來說明金銀的神秘性質。他沒有料到,最簡單的價值表現,如碼麻布=件上衣,就已經提出了等價形式的謎讓人們去解決。

  充當等價物的商品的物體總是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化身,同時又總是某種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產品。因此,這種具體勞動就成為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例如,如果上衣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

 

的實現,那末,在上衣內實際地實現的縫勞動就只當作抽象人類勞動的實現形式。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縫勞動的有用性不在于造了衣服,從而造了人,【原文套用了德國諺語《                  》,直譯是:“衣服造人”,轉義是:人靠衣裝。——譯者注】而在于造了一種物體,使人們能看出它是價值,因而是與物化在麻布價值內的勞動毫無區別的那種勞動的凝結。要造這樣一面反映價值的鏡子,縫勞動本身就必須只是反映它作為人類勞動的這種抽象屬性。

  縫的形式同織的形式一樣,都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因此,二者都具有人類勞動的一般屬性,因而在一定的情況下,比如在價值的生產上,就可以只從這個角度來考察。這并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上事情卻反過來了。例如,為了表明織不是在它作為織這個具體形式上,而是在它作為人類勞動這個一般屬性上形成麻布的價值,我們就要把縫這種制造麻布的等價物的具體勞動,作為抽象人類勞動的可以捉摸的實現形式與織相對立。

  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具體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即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這是對第一個特點的另一個說法,只要將使用價值“翻譯”成具體勞動,將“價值”翻譯成抽象勞動。

  既然這種具體勞動,即縫,只是當作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表現,它也就具有與別種勞動即麻布中包含的勞動等同的形式,因而,盡管它同其他一切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私人勞動,但終究是直接社會形式上的勞動。正因為這樣,它才表現在一種能與別種商品直接交換的產品上。可見,等價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就是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這一特點是造成等價形式之謎的主要原因。因為私人勞動只有轉化成社會勞動,才能實現它所形成的價值,而這種轉化過程并不是十分順暢的。但(一般)等價物的私人勞動,卻直接成為社會勞動。這樣,就把等價物神秘化了。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一位偉大的研究家,等價形式的后兩個特點就會更容易了解。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許多思維形式、社

 

會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價值形式。他就是亞里士多德。

  首先,亞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貨幣形式不過是簡單價值形式——一種商品的價值通過任何別一種商品來表現——的進一步發展的形態,因為他說:

 

“張床=間屋”

“無異于”:

“張床=若干貨幣”。

  其次,他看到:包含著這個價值表現的價值關系本身,要求屋必須在質上與床等同,這兩種感覺上不同的物,如果沒有這種本質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為可通約的量而互相發生關系。他說:“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來了,沒有對價值形式作進一步分析。“實際上,這樣不同種的物是不能通約的”,就是說,它們不可能在質上等同。這種等同只能是某種和物的真實性質相異的東西,因而只能是“應付實際需要的手段”。

  可見,亞里士多德自己告訴了我們,是什么東西阻礙他作進一步的分析,這就是缺乏價值概念。這種等同的東西,也就是屋在床的價值表現中對床來說所代表的共同的實體是什么呢?亞里士多德說,這種東西“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東西,對床來說屋就代表一種等同的東西。這就是人類勞動。

  但是,亞里士多德不能從價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價值形式中,一切勞動都表現為等同的人類勞動,因而是同等意義的勞動,這是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

 

秘密,即一切勞動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義,只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而這只有在這樣的社會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為勞動產品的一般形式,從而人們彼此作為商品所有者的關系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關系。亞里士多德在商品的價值表現中發現了等同關系,正是在這里閃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輝。只是他所處的社會的歷史限制,使他不能發現這種等同關系“實際上”是什么。如果亞里士多德能夠在對這種等同作出“應付實際需要的手段”的定性之后,考察它的定量方面,即為什么張床=間屋,而不是張床=間屋,那么他就有可能取得更大的突破。

 

()簡單價值形式的總體

  一個商品的簡單價值形式包含在它與一個不同種商品的價值關系或交換關系中。商品 的價值,通過商品 能與商品 直接交換而在質上得到表現,通過一定量的商品 能與既定量的商品 交換而在量上得到表現。換句話說,一個商品的價值是通過它表現為“交換價值”而得到獨立的表現。在本章的開頭,我們曾經依照通常的說法,說商品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嚴格說來,這是不對的。商品是使用價值或使用物品和“價值”。一個商品,只要它的價值取得一個特別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現形式,即交換價值形式,它就表現為這樣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絕沒有這種形式,而只有同第二個不同種的商品發生價值關系或交換關系時,它才具有這種形式。只要我們知道了這一點,上述說法就沒有害處,而只有簡便的好處。

  我們的分析表明,商品的價值形式或價值表現由商品價值的本性產生,而不是相反,價值和價值量由它們的作為交換價值的表現方式產生。但是,這正是重商主義者和他們的現代復興者費里

 

埃、加尼耳之流的錯覺,也是他們的反對者現代自由貿易販子巴師夏之流的錯覺。重商主義者看重價值表現的質的方面,也就是看重在貨幣上取得完成形態的商品等價形式,相反地,必須以任何價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現代自由貿易販子,則看重相對價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們看來,商品的價值和價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換關系引起的表現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在現代庸俗經濟學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在那里,只是用供求關系代替了交換關系,即商品的價值和價值量只存在于由供求關系引起的表現中。蘇格蘭人麥克勞德,由于他的職責是用盡可能博學的外衣來粉飾倫巴特街的雜亂的觀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義者和開明的自由貿易販子之間的一個成功的綜合。

  更仔細地考察一下商品 同商品 的價值關系中所包含的商品 的價值表現,就會知道,在這一關系中商品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使用價值的形態,而商品 的自然形式只是充當價值形式或價值形態。這樣,潛藏在商品中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內部對立,就通過外部對立,即通過兩個商品的關系表現出來了,在這個關系中,價值要被表現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使用價值,而另一個表現價值的商品只是直接當作交換價值。所以,一個商品的簡單的價值形式,就是該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的簡單表現形式。

  在一切社會狀態下,勞動產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歷史上一定的發展時代,也就是使生產一個使用物所耗費的勞動表現為該物的“對象的”屬性即它的價值的時代,才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由此可見,商品的簡單價值形式同時又是勞動產品的簡單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發展是同價值形式的發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簡單價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種胚胎形式,它只有通過一系列的形態變化,才成熟為價格形式。

  商品 的價值表現在某種商品 上,只是使商品 的價值同它自己的使用價值區別開來,因此也只是使商品 同某一種與它自身不同的商品發生交換關系,而不是表現商品 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質的等同和量的比例。與一個商品的簡單相對價值形式相適應的,是另一個商品的個別等價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對價值表現中,上衣只是對麻布這一種商品來說,具有等價形式或能直接交換的形式。

  然而個別的價值形式會自行過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過個別的價值形式,商品 的價值固然只是表現在一個別種商品上,但是這后一個商品不論是哪一種,是上衣、鐵或小麥等等,都完全一樣。隨著同一商品和這種或那種不同的商品發生價值關系,也就產生它的種種不同的簡單價值表現。它可能有的價值表現的數目,只受與它不同的商品種類的數目的限制。這樣,商品的個別的價值表現就轉化為一個可以不斷延長的、不同的簡單價值表現的系列。

 

 、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

 量商品 = 量商品 ,或= 量商品 ,或= 量商品 ,或= 量商品 ,或=其他

(碼麻布=件上衣,或=磅茶葉,或=磅咖啡,或=夸特小麥,或=盎斯金,或=/噸鐵,或=其他)

 

()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

  現在,一種商品例如麻布的價值表現在商品世界的其他無數的元素上。每一種其他的商品體都成為反映麻布價值的鏡子。【因此,如果麻布的價值用上衣來表現,我們就說麻布的上衣價值。如果麻布的價值用谷物來表現,我們就說麻布的谷物價值,依此類推。每一個這種表現都意味著,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價值上表現出來的是麻布的價值。“因為每種商品的價值都表示該商品在交換中的關系,所以根據它用來比較的商品,我們可以稱它的價值為……谷物價值、呢絨價值;因此,有千萬種價值,有多少種商品,就有多少種價值,它們都同樣是現實的,又都同樣是名義的。”(《對價值的本質、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論李嘉圖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論意見的形成和發表》一書的作者著,年倫敦版第頁)這部在英國曾經轟動一時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賽·貝利以為,只要這樣指出同一商品價值具有種種不同的相對表現,就消除了規定價值概念的任何可能。雖然他十分淺薄,但卻觸及了李嘉圖學說的弱點,李嘉圖學派例如在《韋斯明斯特評論》上攻擊貝利時流露的憤激情緒,就證明了這一點。】這樣,這個價值本身才真正表現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因為形成這個價值的勞動現在十分清楚地表現為這樣一種勞動,其他任何一種人類勞動都與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種勞動具有怎樣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物化在上衣、小麥、鐵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現在麻布通過自己的價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種商品發生社會關系,而是同整個商品世界發生社會關系。作為商品,它是這個世界的一個公民。同時,商品價值表現的無限的系列表明,商品價值是同它借以表現的使用價值的特殊形式沒有關系的。

  在第一種形式即碼麻布=件上衣中,這兩種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換,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種形式中,一個根本不同于偶然現象并且決定著這種偶然現象的背景馬上就顯露出來了。麻布的價值無論是表現在上衣、咖啡或鐵等等無數千差萬別的、屬于各個不同所有者的商品上,總是一樣大的。

 

兩個單個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偶然關系消失了。顯然,不是交換調節商品的價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價值量調節商品的交換比例。一個商品比如煤可能從來沒有與另一個商品比如珍珠交換過,但我們仍然清楚,一旦這兩者發生交換將遵循怎樣的交換比例。

 

()特殊等價形式

  每一種商品,上衣、茶葉、小麥、鐵等等,都在麻布的價值表現中充當等價物,因而充當價值體。每一種這樣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現在都成為一個特殊的等價形式,與其他許多特殊等價形式并列。同樣,種種不同的商品體中所包含的多種多樣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現在只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同樣多種的特殊的實現形式或表現形式。

 

()總和的或擴大的價值形式的缺點

  第一,商品的相對價值表現是未完成的,因為它的表現系列永無止境。每當新出現一種商品,從而提供一種新的價值表現的材料時,由一個個的價值等式連結成的鎖鏈就會延長。第二,這條鎖鏈形成一幅由互不關聯的而且種類不同的價值表現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鑲嵌畫。最后,象必然會發生的情形一樣,如果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都表現在這個擴大的形式中,那末,每一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都是一個不同于任何別的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無窮無盡的價值表現系列。——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的缺點反映在與它相適應的等價形式中。既然每一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在這里都是一個特殊的等價形式,與無數別的特殊等價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著有局限性的等價形式,其中每一個都排斥另一個。同樣,每個特殊的商品等價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都只是人類勞動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現形式。誠然,人類勞動在這些特

 

殊表現形式的總和中,獲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總和的表現形式。但是它還沒有獲得統一的表現形式。

  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只是由簡單的相對價值表現的總和,或第一種形式的等式的總和構成,例如:

碼麻布=件上衣,

碼麻布=磅茶葉,等等。

  但是每一個這樣的等式倒轉過來也包含著一個同一的等式:

件上衣=碼麻布,

磅茶葉=碼麻布,等等。

  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許多商品交換,從而把麻布的價值表現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末,其他許多商品所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們的商品同麻布交換,從而把他們的各種不同的商品的價值表現在同一個第三種商品麻布上。——因此,把碼麻布=件上衣,或=磅茶葉,或=其他等等這個系列倒轉過來,也就是說,把事實上已經包含在這個系列中的相反關系表示出來,我們就得到:

 、一般價值形式

件上衣=碼麻布

磅茶葉=碼麻布

磅咖啡=碼麻布

夸特小麥=碼麻布

盎斯金=碼麻布

/噸鐵=碼麻布

 量商品 =碼麻布

其他商品=碼麻布

 

()價值形式的變化了的性質

  現在,商品價值的表現:、是簡單的,因為都是表現在唯一的商品上;、是統一的,因為都是表現在同一的商品上。它們的價值形式是簡單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種形式和第二種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種商品的價值表現為一種與它自身的使用價值或商品體不同的東西。

  第一種形式提供的價值等式是:件上衣=碼麻布,磅茶葉=/噸鐵,等等。上衣的價值表現為與麻布等同,茶葉的價值表現為與鐵等同,等等,但是與麻布等同和與鐵等同——上衣和茶葉各自的這種價值表現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鐵不相同一樣。很明顯,這種形式實際上只是在最初交換階段,也就是在勞動產品通過偶然的、間或的交換而轉化為商品的階段才出現。

  第二種形式比第一種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它自身的使用價值區別開來,因為例如上衣的價值現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與它的自然形式相對立,上衣的價值現在與麻布等同,與鐵等同,與茶葉等同,與其他一切東西等同,只是不與上衣等同。另一方面,在這里商品的任何共同的價值表現都直接被排除了,因為在每一種商品的價值表現中,其他一切商品現在都只是以等價物的形式出現。擴大的價值形式,事實上是在某種勞動產品例如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經是經常地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換的時候,才出現的。

  新獲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在從商品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同一種商品上,例如表現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價值都通過它們與麻布等同而表現出來。每個商品的價值作為與麻布等

 

同的東西,現在不僅與它自身的使用價值相區別,而且與一切使用價值相區別,正因為這樣才表現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東西。因此,只有這種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為價值互相發生關系,或者使它們互相表現為交換價值。

  前兩種形式表現一種商品的價值,或者是通過一個不同種的商品,或者是通過許多種與它不同的商品構成的系列。在這兩種情況下,使自己取得一個價值形式可以說是個別商品的私事,它完成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幫助的。對它來說,其他商品只是起著被動的等價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價值形式的出現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動的結果。一種商品所以獲得一般的價值表現,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同時也用同一個等價物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每一種新出現的商品都要這樣做。這就表明,由于商品的價值對象性只是這些物的“社會存在”,所以這種對象性也就只能通過它們全面的社會關系來表現,因而它們的價值形式必須是社會公認的形式。

  現在,一切商品,在與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僅表現為在質上等同,表現為價值,而且同時也表現為在量上可以比較的價值量。由于它們都通過同一個材料,通過麻布來反映自己的價值量,這些價值量也就互相反映。例如,磅茶葉=碼麻布,磅咖啡=碼麻布。因此,磅茶葉=磅咖啡。或者說,一磅咖啡所包含的價值實體即勞動,只等于一磅茶葉所包含的/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使被排擠出商品世界的等價物商品即麻布,獲得了一般等價物的性質。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這個世界的共同的價值形態,因此,麻布能夠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它的物體形式是當作一切人類勞動的可以看得見的化身,一般的社會的蛹化。同時,織,這種生產麻布的私人勞動,也就

 

處于一般社會形式,處于與其他一切勞動等同的形式。構成一般價值形式的無數等式,使實現在麻布中的勞動,依次等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種勞動,從而使織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一般表現形式。這樣,物化在商品價值中的勞動,不僅消極地表現為被抽去了實在勞動的一切具體形式和有用屬性的勞動。它本身的積極的性質也清楚地表現出來了。這就是把一切實在勞動化為它們共有的人類勞動的性質,化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

  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一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一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

()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的發展關系

  等價形式的發展程度是同相對價值形式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但是必須指出,等價形式的發展只是相對價值形式發展的表現和結果。

  一種商品的簡單的或個別的相對價值形式使另一種商品成為個別的等價物。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即一種商品的價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現,賦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種種不同的特殊等價物的形式。最后,一種特殊的商品獲得一般等價形式,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為它們統一的、一般的價值形式的材料。

  價值形式發展到什么程度,它的兩極即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之間的對立,也就發展到什么程度。

  第一種形式——碼麻布=件上衣——就已經包含著這種對立,但沒有使這種對立固定下來。我們從等式的左邊讀起,麻

 

布是相對價值形式,上衣是等價形式,從等式的右邊讀起,上衣是相對價值形式,麻布是等價形式。在這里,要把握住兩極的對立還相當困難。

  在第二種形式中,每一次總是只有一種商品可以完全展開它的相對價值,或者說,它自身具有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與它相對立,處于等價形式。在這里,不能再變換價值等式(例如碼麻布=件上衣,或=磅茶葉,或=夸特小麥等等)的兩邊的位置,除非改變價值等式的全部性質,使它從總和的價值形式變成一般的價值形式。

  最后,后面一種形式,即第三種形式,給商品世界提供了一般的社會的相對價值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除了一個唯一的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等價形式。因此,一種商品如麻布處于能與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的形式,或者說,處于直接的社會的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處于這種形式。【實際上從一般的能直接交換的形式決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種對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換的形式分不開的,就象一塊磁鐵的陽極同陰極分不開一樣。因此,設想能夠同時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換的印記,就象設想能夠把一切天主教徒都變成教皇一樣。對于把商品生產看作人類自由和個人獨立的頂峰的小資產者來說,去掉與這種形式相聯系的缺點,特別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換的性質,那當然是再好不過的事。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就是對這種庸俗空想的描繪;我在別的地方曾經指出,這種社會主義連首創的功績也沒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闡述過了。在今天,這并不妨礙這種智慧以“科學”的名義在一定范圍內蔓延開來。沒有一個學派比蒲魯東學派更會濫用“科學”這個字眼了,因為“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時出現”。計劃經濟也試圖“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換的性質”,甚至是去掉商品的交換性質。】

  相反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則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統一

 

的、從而是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種處于一般等價形式的商品,要同時具有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那末,它必須自己給自己充當等價物。于是我們得到的就是碼麻布=碼麻布,這是一個既不表現價值也不表現價值量的同義反復。要表現一般等價物的相對價值,我們就必須把第三種形式倒過來。一般等價物沒有與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對價值形式,它的價值相對地表現在其他一切商品體的無限的系列上。因此,擴大的相對價值形式,即第二種形式,現在表現為等價物商品特有的相對價值形式。

()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

  一般等價形式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可以屬于任何一種商品。另一方面,一種商品處于一般等價形式(第三種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當作等價物排擠出來。這種排擠最終限制在一種特殊的商品上,從這個時候起,商品世界的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才獲得客觀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會效力。

  等價形式同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會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特殊商品成了貨幣商品,或者執行貨幣的職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會職能,從而成了它的社會獨占權。在第二種形式中充當麻布的特殊等價物,而在第三種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對價值共同用麻布來表現的各種商品中間,有一種商品在歷史過程中奪得了這個特權地位,這就是金。還有銀。因此,我們在第三種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貨幣形式

碼麻布=盎斯金

件上衣=盎斯金

磅茶葉=盎斯金

磅咖啡=盎斯金

夸特小麥=盎斯金

/噸鐵=盎斯金

 量商品 =盎斯金

  在第一種形式過渡到第二種形式,第二種形式過渡到第三種形式的時候,都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而第四種形式與第三種形式的唯一區別,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價形式。金在第四種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種形式中一樣,都是一般等價物。唯一的進步是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換的形式,即一般等價形式,現在由于社會的習慣最終地同商品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結合在一起了。

  金能夠作為貨幣與其他商品相對立,只是因為它早就作為商品與它們相對立。與其他一切商品一樣,它過去就起等價物的作用:或者是在個別的交換行為中起個別等價物的作用,或者是與其他商品等價物并列起特殊等價物的作用。漸漸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圍內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一當它在商品世界的價值表現中獨占了這個地位,它就成為貨幣商品。只是從它已經成為貨幣商品的時候起,第四種形式才同第三種形式區別開來,或者說,一般價值形式才轉化為貨幣形式。

 

  一種商品(如麻布)在已經執行貨幣商品職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簡單的相對的價值表現,就是價格形式。價格是以貨幣表現的價值。因此,麻布的“價格形式”是:

碼麻布=盎斯金,

如果盎斯金的鑄幣名稱是鎊,那就是:

碼麻布=鎊。

  理解貨幣形式的困難,無非是理解一般等價形式,從而理解一般價值形式即第三種形式的困難。第三種形式倒轉過來,就化為第二種形式,即擴大的價值形式,而第二種形式的構成要素是第一種形式:碼麻布=件上衣,或者 量商品 = 量商品 。因此,簡單的商品形式是貨幣形式的胚胎。

  貨幣形式的出現,使商品內在的矛盾,即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完全轉變成為外部的對立,即商品與貨幣的對立。一切商品只有換成貨幣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一切私人勞動只有通過貨幣才能轉化為社會勞動。

  然而,金屬貨幣本身也是一種商品,當它執行貨幣職能時,它的作為商品本身的原有使用價值,就無法在使用中得到實現。我國唐朝時期就因此限制過銅器的生產和消費,因為當時銅是構成貨幣的材料。商品職能與貨幣職能的對立形成貴金屬貨幣的內在矛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品總量的增加,商品交換的范圍日益擴大,社會對貨幣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貴金屬商品的現有存量也顯得明顯不足。經濟發展從客觀上要求貨幣形式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我國唐代末期,金屬貨幣便已不敷使用,迫使人們開始使用“短陌錢”。每一貫錢中有一千文銅錢,稱“足陌錢”,不足一千文稱“短陌錢”。當時每成交價值一貫錢的商品,買方只需交付約定俗成的七、八百文錢即可。從此,貨幣的名義價值開始與實際價值逐漸分離。另一方面,隨著交易量的擴大,大商人的出現,貴金屬貨幣也暴露出不便攜帶和保管的弱點。到了宋代,這種貴金屬雙重職能的內在矛盾便開始出現外部對立的形態,即紙幣與金屬貨幣的對立,在我國四川出現了世界上第一種紙幣——“交子”。

  作為貨幣符號(價值符號),紙幣是一種信用貨幣,它本身的價值大大低于它所代表的金屬貨幣。開始時,紙幣是由私人機構以一定的金屬貨幣為擔保發行的,并可以按固定比率與金屬貨幣兌換。但由于私人信用的不足,常常引起不能兌現的糾紛,需要政府出面處理,而政府也意識到發行紙幣有利可圖。后來,紙幣的發行便由政府壟斷,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并依靠國家權力來強制流通。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在一國之內紙幣完全取代了貴金屬貨幣,也不再可以與貴金屬貨幣相兌換。貴金屬僅在平衡國際收支時偶爾起世界貨幣的作用,而在一國之內它不過是一種普通商品。一個商品的價值不再由另一個商品(包括貴金屬)的使用價值表現出來,而由一個抽象的價值形式來表現。

  紙幣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必然。即使所有的金屬貨幣都不執行商品職能而只執行貨幣職能,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商品流通中的價值量也會大大超過金屬貨幣在地球上的全部存量。流通手段不足的矛盾,只能由紙幣來解決。雖然,我們常常會看到濫發紙幣,導致物價飛漲、國家動蕩的情形。但人們只會用其它沒有濫發的紙幣來代替已濫發的紙幣,而無法取消紙幣。這就表明了紙幣的歷史必然性。顯然,滿足流通需要的紙幣的數量會大大超過金屬貨幣的存量,從而如果人們都想拿紙幣去兌換金屬貨幣時,將無法保證紙幣與金屬貨幣之間價值穩定的直接的兌換。因此,紙幣與金屬貨幣從可以直接兌換到不能直接兌換也就是歷史的必然了。當然,這個第五個抽象的價值形式(紙幣)是從歷史上第四個并不抽象的價值形式(金屬貨幣)轉化而來的,它在使一般價值形式擺脫了對某一單類商品(貴金屬)的使用價值的依賴的同時,實際上將一般價值形式建立在抽象出來的一國的所有流通商品的使用價值上。當一國紙幣的發行量超出了該國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這個所需要的貨幣量可能大大超過全部金屬貨幣的存量)時,相對于該國的所有商品,紙幣就會貶值。因此,貨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本質作用并沒有因紙幣的出現而改變,而是變得更純粹了。另一方面,紙幣的本身的紙介質,并不是商品交換過程所必須的,因此,記帳式貨幣(支票、信用卡)的出現也就非常自然了。

  現代庸俗經濟學對貨幣的定義是,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實際上是倒退到距離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不遠的地方。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回避價值學說。但是我們只要追究,為什么商品是可交換的?交換的量為什么有一種相對穩定性?為什么人們對一種貨幣會普遍接受?等問題,就會發現這種定義是多么蒼白。

、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種很簡單很平凡的東西。對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卻是一種很古怪的東西,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商品就它是使用價值來說,不論從它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這個角度來考察,或者從它作為人類勞動的產品才具有這些屬性這個角度來考察,都沒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顯,人通過自己的活動按照對自己有用的方式來改變自然物質的形態。例如,用木頭做桌子,木頭的形狀就改變了。可是桌子還是木頭,還是一個普通的可以感覺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為商品出現,就變成一個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了。它不僅用它的腳站在地上,而且在對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上用頭倒立著,從它的木腦袋里生

 

出比它自動跳舞還奇怪得多的狂想。

  可見,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同樣,這種神秘性質也不是來源于價值規定的內容。因為,第一,不管有用勞動或生產活動怎樣不同,它們都是人體的機能,而每一種這樣的機能不管內容和形式如何,實質上都是人的腦、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費。這是一個生理學上的真理。第二,說到作為決定價值量的基礎的東西,即這種耗費的持續時間或勞動量,那末,勞動的量可以十分明顯地同勞動的質區別開來。在一切社會狀態下,人們對生產生活資料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必然是關心的,雖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關心的程度不同。最后,一旦人們以某種方式彼此為對方勞動,他們的勞動也就取得社會的形式。國內生產總值   這樣一些統計指標,是對一個社會中具有社會形式的勞動的統計,而非對該社會全部勞動的統計。因此,提高一個社會全部勞動中社會形式勞動的比例,即使一個社會的全部勞動不變,該社會的有關統計指標也會提高。比如,兩個人各自給自己做飯,那么做飯這種勞動及其產品是不統計入   之中的;但如果他們互相給對方做飯,并收取相應的勞務費,繳納相應的稅收,就使得做飯這種勞動具有了社會形式,從而使這種勞動及其產品進入   的統計之中。既然一個社會中的財富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即由該社會的全部勞動形成的,因此   的高低并不與一個社會創造財富的多少相一致。當然,在中國歷史上,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區,自己給自己做飯也是要納稅的。

  可是,勞動產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謎一般的性質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是從這種形式本身來的。人類勞動的等同性,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物的形式;用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的形式;最后,勞動的那些社會規定借以實現的生產者的關系,取得了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的形式。

  可見,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

 

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正如一物在視神經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現為視神經本身的主觀興奮,而是表現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觀形式。但是在視覺活動中,光確實從一物射到另一物,即從外界對象射入眼睛。這是物理的物之間的物理關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現的勞動產品的價值關系,是同勞動產品的物理性質以及由此產生的物的關系完全無關的。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獨立存在的東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而商品的價值一旦用貨幣形式來表現,就將拜物教轉換成拜金教或拜金主義。

  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象以上分析已經表明的,是來源于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

  使用物品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它們是彼此獨立進行的私人勞動的產品。這種私人勞動的總和形成社會總勞動。由于生產者只有通過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才發生社會接觸,因此,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才表現出來。換句話說,私人勞動在事實上證實為社會總勞動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系。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就是

 

說,不是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

  勞動產品只是在它們的交換中,才取得一種社會等同的價值對象性,這種對象性是與它們的感覺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對象性相分離的。勞動產品分裂為有用物和價值物,實際上只是發生在交換已經十分廣泛和十分重要的時候,那時有用物是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因而物的價值性質還在生產時就被注意到了。從那時起,生產者的私人勞動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會性質。一方面,生產者的私人勞動必須作為一定的有用勞動來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從而證明它們是總勞動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體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種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勞動可以同任何另一種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從而相等時,生產者的私人勞動才能滿足生產者本人的多種需要。這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最神圣的信條——“看不見的手”原理所想說而又沒能說清楚的道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原理是指,“每個人都在力圖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能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地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進的公共福利為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種目標,而這種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到的效果大。”其實,馬克思在這里講得很清楚,一個生產者要想滿足他本人的多種需要,即追求他個人的安樂和利益,就必須使得他的私人勞動能夠滿足一定的社會需要,能夠作為一種特殊的對別人有用從而對社會有用的私人勞動去與別的對他本人有用的私人勞動相交換。當然,資本家用的不是他本人的私人勞動,而是他剝削來的別人的私人勞動用追求他的驕奢淫逸。簡單的道理,一到了現代庸俗經濟學家手里,就變得復雜和不可琢磨了。完全不同的勞動所以能夠相等,只是因為它們的實際差別已被抽去,它們已被化成它們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作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所具有的共同性質。私人生產者的頭腦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這種二重的社會性質,只是反映在從實際交易,產品交換中表現出來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的社會有用性,反映在勞動產品必須有用,而且是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種勞動的相等這種社會性質,反映在這些在物質上不同的物即勞動產品具有共同的價值性質的形式中。

  可見,人們使他們的勞動產品彼此當作價值發生關系,不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物只是同種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恰恰相反,他們在交換中使他們的各種產品作為價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們的各種勞動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

 

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價值沒有在額上寫明它是什么。不僅如此,價值還把每個勞動產品變成社會的象形文字。后來,人們竭力要猜出這種象形文字的涵義,要了解他們自己的社會產品的秘密,因為使用物品當作價值,正象語言一樣,是人們的社會產物。后來科學發現,勞動產品作為價值,只是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人類勞動的物的表現,這一發現在人類發展史上劃了一個時代,但它決沒有消除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物的外觀。現代庸俗經濟學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寧愿否定這個出現在馬克思之前的劃時代發現,寧愿倒退回在此之前的時代。彼此獨立的私人勞動的特殊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它們作為人類勞動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的形式——商品生產這種特殊生產形式所獨具的這種特點,在受商品生產關系束縛的人們看來,無論在上述發現以前或以后,都是永遠不變的,正象空氣形態在科學把空氣分解為各種元素之后,仍然作為一種物理的物態繼續存在一樣。

  產品交換者實際關心的問題,首先是他用自己的產品能換取多少別人的產品,就是說,產品按什么樣的比例交換。當這些比例由于習慣而逐漸達到一定的穩固性時,它們就好象是由勞動產品的本性產生的。例如,噸鐵和盎斯金的價值相等,就象磅金和磅鐵雖然有不同的物理屬性和化學屬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樣。實際上,勞動產品的價值性質,只是通過勞動產品作為價值量發生作用才確定下來。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

 

要有十分發達的商品生產,才能從經驗本身得出科學的認識,理解到彼此獨立進行的、但作為自然形成的社會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賴的私人勞動,不斷地被化為它們的社會的比例尺度,這是因為在私人勞動產品的偶然的不斷變動的交換關系中,生產這些產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起調節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就象房屋倒在人的頭上時重力定律強制地為自己開辟道路一樣。因此,價值量由勞動時間決定是一個隱藏在商品相對價值的表面運動后面的秘密。這個秘密的發現,消除了勞動產品的價值量純粹是偶然決定的這種假象,現代庸俗經濟學則堅持把經濟學的研究建立在這種假象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破譯現代庸俗經濟學中隱含的假象,直接吸取現代庸俗經濟學中的合理部分,發展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但是決沒有消除這種決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在數學史上,是先有積分、再有微分,最后才有極限,但我們在課堂上,是先學極限、再學微分、最后才學積分。給勞動產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們試圖了解它們的內容而不是了解它們的歷史性質(人們已經把這些形式看成是不變的了)以前,就已經取得了社會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價格的分析才導致價值量的決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貨幣表現才導致商品的價值性質的確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幣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而不是把它們揭示出來。如果我說,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當作抽象的人類勞動的一般化身而同它發生關

 

系,這種說法的荒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當上衣、皮靴等等的生產者使這些商品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麻布(或者金銀,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發生關系時,他們的私人勞動同社會總勞動的關系正是通過這種荒謬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

  這種種形式恰好形成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種范疇。對于這個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即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來說,這些范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因此,一旦我們逃到其他的生產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籠罩著勞動產品的一切魔法妖術,就立刻消失了。一旦我們把現代庸俗經濟學與數學和沒有被人歪曲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結合起來學習,籠罩著現代庸俗經濟學的一切魔法,也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經濟學喜歡魯濱遜的故事【第版注:甚至李嘉圖也離不開他的魯濱遜故事。“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的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的比例交換魚和野味。在這里他犯了時代錯誤,他竟讓原始的漁夫和獵人在計算他們的勞動工具時去查看年倫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第、頁)】,那末就先來看看孤島上的魯濱遜吧。不管他生來怎樣簡樸,他終究要滿足各種需要,因而要從事各種有用勞動,如做工具,制家具,養羊駝,捕魚,打獵等等。關于祈禱一類事情我們在這里就不談了,因為我們的魯濱遜從中得到快樂,他把這類活動當作休息。盡管他的生產職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這只是同一個魯濱遜的不同的活動形式,因而只是人類勞動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確地分配自己執行各種職能的時間。在他的全部活動中,這種或那種職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決于他為取得預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難的大小。經驗告訴他這些,而我們這位從破船上搶救出表、賬簿、墨水和筆的魯濱遜,馬上就作為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開始記起賬來。他的賬本記

 

載著他所有的各種使用物品,生產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種活動,最后還記載著他制造這種種一定量的產品平均耗費的勞動時間。魯濱遜和構成他自己創造的財富的物之間的全部關系在這里是如此簡單明了,甚至連麥·維爾特先生用不著費什么腦筋也能了解。但是,價值的一切本質上的規定都包含在這里了。

  現在,讓我們離開魯濱遜的明朗的孤島,轉到歐洲昏暗的中世紀去吧。在這里,我們看到的,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賴的:農奴和領主,陪臣和諸侯,俗人和牧師。物質生產的社會關系以及建立在這種生產的基礎上的生活領域,都是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但是正因為人身依附關系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著采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里,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象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共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向地主繳納谷物地租,意味著農民生產谷物的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向地主繳納貨幣地租,意味著農民生產谷物的勞動是私人勞動,他必須將所生產的谷物交換出去取得貨幣,他的這一私人勞動才最終轉換為社會勞動。對農民來說,貨幣地租的負擔要大于谷物地租的負擔。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是用時間來計量的,但是每一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勞動力。繳納給牧師的什一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勞動即直接社會化的勞動,我們沒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歷史初期都有過的這種勞動的原始的形式。

 

這里有個更近的例子,就是農民家庭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產糧食、牲畜、紗、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種農村家長制生產。對于這個家庭來說,這種種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勞動的不同產品,但它們不是互相作為商品發生關系。生產這些產品的種種不同的勞動,如耕、牧、紡、織、縫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會職能,因為這是這樣一個家庭的職能,這個家庭就象商品生產一樣,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內的分工和家庭各個成員的勞動時間,是由性別年齡上的差異以及隨季節而改變的勞動的自然條件來調節的。但是,用時間來計量的個人勞動力的耗費,在這里本來就表現為勞動本身的社會規定,因為個人勞動力本來就只是作為家庭共同勞動力的器官而發揮作用的。

  最后,讓我們換一個方面,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魯濱遜的一切產品只是他個人的產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一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分配。這種分配的方式會隨著社會生產機體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隨著生產者的相應的歷史發展程度而改變。僅僅為了同商品生產進行對比,我們假

 

定,每個生產者在生活資料中得到的份額是由他的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在那里,人們同他們的勞動和勞動產品的社會關系,無論在生產上還是在分配上,都是簡單明了的。這或許是我們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里搞工分制的理論基礎。但是,一方面,馬克思在下面明確指出了這種做法存在的前提,要么是,勞動生產力處于低級發展階段,要么是需要有我們還不具備的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一旦勞動時間起雙重作用,這雙重作用之間就會存在內部的矛盾,比如有人想超出計劃分配的時間勞動,有人想少于計劃分配的時間勞動。而這種矛盾的發展結果,必然是要通過外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這里的假定,不具有長期的、穩定的形式。

  在商品生產者的社會里,一般的社會生產關系是這樣的:生產者把他們的產品當作商品,從而當作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作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對于這種社會來說,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別是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適當的宗教形式。在古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等等生產方式下,產品變為商品、從而人作為商品生產者而存在的現象,處于從屬地位,但是共同體越是走向沒落階段,這種現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業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這些古老的社會生產機體比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機體簡單明了得多,但它們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的臍帶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計劃經濟時代的階級斗爭擴大化,正是強化直接的統治和服從,以維持計劃經濟的基礎所必須的。它們存在的條件是:勞動生產力處于低級發展階段,與此相應,人們在物質生活生產過程內部的關系,即他們彼此之間以及他們同自然之間的關系是很狹隘的。這種實際的狹隘性,觀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間宗教中。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

 

反映才會消失。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結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歷史發展的自然產物。

  誠然,政治經濟學曾經分析了價值和價值量(雖然不充分),揭示了這些形式所掩蓋的內容。但它甚至從來也沒有提出過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這一內容要采取這種形式呢?為什么勞動表現為價值,用勞動時間計算的勞動量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價值量

 

呢?【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象亞·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們發現,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勞動時間來計算價值量的經濟學家中間,對于貨幣即一般等價物的完成形態的看法是極為混亂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銀行業時,這一點表現得特別明顯,因為在這里關于貨幣的通常的定義已經不夠用了。于是,與此相對立的,出現了復興的重商主義體系(加尼耳等人),這一體系在價值中只看到社會形式,或者更確切地說,只看到這種社會形式的沒有實體的外觀。——在這里,我斷然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而庸俗經濟學卻只是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它為了對可以說是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復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經濟學則只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于他們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加以系統化,賦以學究氣味,并且宣布為永恒的真理。我們可以在現代庸俗經濟學著作中看到大量這樣的“真理”,當然在其學究氣味中,多了一些數學氣味。】一些公式本來在額上寫著,它們是屬于生產過程支配人而人還沒有支配生產過程的那種社會形態的,但在政治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象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對待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生產機體形式,就象教父對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質或勞動的社會規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觀,怎樣使一部分經濟學家受到迷惑,也可以從關于自然在交換價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進行的枯燥無味的爭論中得到證明。既然交換價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勞動的一定社會方式,它就象匯率一樣并不包含自然物質。

  由于商品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的最一般的和最不發達的形式(所以它早就出現了,雖然不象今天這樣是統治的、從而是典型的形式),因而,它的拜物教性質顯得還比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較具體的形式中,連這種簡單性的外觀也消失了。貨幣主義的幻覺是從哪里來的呢?是由于貨幣主義沒有看出:金銀作為貨幣代表

 

的一種社會生產關系,不過采取了一種具有奇特的社會屬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視貨幣主義的現代經濟學,一當它考察資本,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顯嗎?認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會產生的重農主義幻覺,又破滅了多久呢?

  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問題,這里僅僅再舉一個關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說話,它們會說:我們的使用價值也許使人們感到興趣。作為物,我們沒有使用價值。作為物,我們具有的是我們的價值。我們自己作為商品物進行的交易就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彼此只是作為交換價值發生關系。現在,讓我們聽聽經濟學家是怎樣說出商品內心的話的:

  “價值〈交換價值〉是物的屬性,財富〈使用價值〉是人的屬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價值必然包含交換,財富則不然。”“財富〈使用價值〉是人的屬性,價值是商品的屬性。人或共同體是富的;珍珠或金剛石是有價值的……珍珠或金剛石作為珍珠或金剛石是有價值的。”

  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化學家在珍珠或金剛石中發現交換價值。可是那些自命有深刻的批判力、發現了這種化學物質的經濟學家,卻發現物的使用價值同它們的物質屬性無關,而它們的價值倒是它們作為物所具有的。在這里為他們作證的是這樣一種奇怪的情況:物的使用價值對于人來說沒有交換就能實現,就是說,在物和人的直接關系中就能實現;相反,物的價值則只能在交換中實現,就是說,只能在一種社會的過程中實現。在這里,我們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導巡丁西可爾說:

 

  “一個人長得漂亮是環境造成的,會寫字念書才是天生的本領”。現代庸俗經濟學家未必認為“一個人長得漂亮是環境造成的”,但他們卻認為,“一個人會經營企業才是天生的本領”(所謂的具有企業家才能的稟賦)

 

 

第二章

交 換 過 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樂意,人可以使用強力,換句話說,把它拿走。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中的人彼此發生關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別人的商品。可見,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這種具有契約形式的(不管這種契約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來的)法權關系,是一種反映著經濟關系的意志關系。這種法權關系或意志關系的內容是由這種經濟關系本身決定的。在這里,人們

 

彼此只是作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在研究進程中我們會看到,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的。

  商品所有者與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對商品來說,每個別的商品體只是它本身的價值的表現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它隨時準備不僅用自己的靈魂而且用自己的肉體去同任何別的商品交換,哪怕這個商品生得比馬立托奈斯還丑。商品所缺乏的這種感知其他商品體的具體屬性的能力,由商品所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種和五種以上的感官補足了。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效用為零。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他的商品對別人有使用價值。他的商品對他來說,直接有的只是這樣的使用價值:它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從而是交換手段。所以,他愿意讓渡他的商品來換取那些使用價值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并作為價值來實現。可見,商品在能夠作為使用價值實現以前,必須先作為價值來實現。沿用現代庸俗經濟學的術語,商品所有者拿對其效用為零的商品交換對其效用大于零的商品。但是,妄圖用效用價值論否定勞動價值理論的現代庸俗經濟學卻沒有說明,為什么商品所有者能夠這樣交換,而且該商品所有者還能相當清楚地了解這種交換的比例關系。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夠作為價值實現以前,必須證明自己是使用價值,因為耗費在商品上的人類勞動,只有耗費在對別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數。但是,這種勞動對別人是否有用,它的產品

 

是否能夠滿足別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換中才能得到證明。

  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都只想讓渡自己的商品,來換取別種具有能夠滿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價值的商品。就這一點說,交換對于他只是個人的過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為價值來實現,也就是通過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種具有同等價值的商品來實現,而不問他自己的商品對于這另一種商品的所有者是不是有使用價值。就這一點說,交換對于他是一般社會的過程。但是,同一過程不可能同時對于一切商品所有者只是個人的過程,同時又只是一般社會的過程。

  我們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對每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每個別人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價物,從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物。既然一切商品所有者都這樣做,所以沒有一種商品是一般等價物,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們作為價值彼此等同、作為價值量互相比較的一般的相對價值形式。因此,它們并不是作為商品,而只是作為產品或使用價值彼此對立著。

  我們的商品所有者在他們的困難處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樣想的:起初是行動。因此他們還沒有想就已經做起來了。商品本性的規律通過商品所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現出來。他們只有使他們的商品同任何別一種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商品相對立,才能使他們的商品作為價值,從而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分析已經表明了這一點。但是,只有社會的活動才能使一種特定的商品成為一般等價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會的行動使一種特定的商品分離出來,通過這種商品來全面表現它們的價值。于是這一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為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由于這種社會過程,充當一般等價物就成為被分離出來的商品的特殊社會職能。這種商品

 

就成為貨幣。

  “他們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權柄授予那只獸。凡沒有這種印記即沒有這個獸名或獸名的數字者,都不能買或賣。”(《啟示錄》)

  貨幣結晶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產物,在交換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勞動產品事實上彼此等同,從而事實上轉化為商品。交換的擴大和加深的歷史過程,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發展起來。為了交易,需要這一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而最終取得這個形式為止。可見,隨著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轉化為貨幣。

  直接的產品交換一方面具有簡單價值表現形式,另一方面還不具有這種形式。這種形式就是 量商品 = 量商品 。直接的產品交換形式是 量使用物品 = 量使用物品 。在這里, 物和 物在交換之前不是商品,它們通過交換才成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為交換價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為非使用價值而存在,作為超過它的所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價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讓渡的。為使讓渡成為相互的讓渡,人們只須默默地彼此當作被讓渡的物的私有者,從而彼此當作獨立的人相對立就行了。然而這種彼此當作外人看待的關系在原始共

 

同體的成員之間并不存在,不管這種共同體的形式是家長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還是印加國,等等。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但是物一旦對外成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也成為商品。改革開放初期,中外合資企業中,中方的出資稱為資金,外方的出資稱為資本,合稱資本金。這樣做,主要是因為資本是與剝削聯系在一起的,名聲不好聽。而且在一些人看來,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中的資金與國外資本家企業中的資本在政治意義等方面是不同的,所以對外稱資本,對內稱資金。但是套用馬克思的話,資金一旦對外成為資本,由于反作用,它們在共同體內部(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也成為資本。它們交換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們能夠交換,是由于它們的所有者彼此愿意把它們讓渡出去的意志行為。同時,對別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漸漸固定下來。交換的不斷重復(從而具有統計規律性)使交換成為有規則的社會過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勞動產品必定是有意為了交換而生產的。從那時起,一方面,物滿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換的效用的分離固定下來了。它們的使用價值同它們的交換價值分離開來。另一方面,它們相交換的量的比例是由它們的生產本身決定的。習慣把它們作為價值量固定下來。

  在直接的產品交換中,每個商品對于它的所有者直接就是交換手段,對于它的非所有者直接就是等價物,不過它要對于后者是使用價值。因此,交換物還沒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價值或交換者的個人需要相獨立的價值形式。隨著進入交換過程的商品數量和種類的增多,就越來越需要這種形式。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如果不同商品所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們的交易中不和同一個第三種商品相交換并作為價值和它相比較,商品所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種種物品相交換、相比較的交易就決不會發生。這第三種商品由于成為其他各種商品的等價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會的等價形式,雖然是在狹小的范圍內。這種一般等價形式同引起這個形式的瞬息間的社會接觸一起產生和消失。這種形式交替地、暫時地由這種或那種商品承擔。但是,隨著商品交換的發展,這種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定種類的商品上,或者說

 

結晶為貨幣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種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總的說來,有兩種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貨幣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來交換物品上,這些物品事實上是本地產品的交換價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現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讓渡的財產的主要部分如牲畜這種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發展了貨幣形式,因為他們的一切財產都具有可以移動的因而可以直接讓渡的形式,又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經常和別的共同體接觸,因而引起產品交換。人們過去常常把作為奴隸的人本身當作原始的貨幣材料,但是從來沒有把土地當作這種材料。這種想法只有在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里才會產生。它出現在十七世紀最后三十多年,而只是在一個世紀以后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有人才試圖在全國范圍內來實現它。

  隨著商品交換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從而商品價值日益發展成為一般人類勞動的化身,貨幣形式也就日益轉到那些天然適于執行一般等價物這種社會職能的商品身上,即轉到貴金屬身上。

  “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這句話已為金銀的自然屬性適于擔任貨幣的職能而得到證明。但至此我們只知道貨幣的一種職能:它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或者是商品價值量借以取得社會表現的材料。一種物質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質的,才能成為價值的適當的表現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類勞動的化身。另一方面,因為價值量的差別純粹是量的差別,所

 

以貨幣商品必須只能有純粹量的差別,就是說,必須能夠隨意分割,又能夠隨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來。金和銀就天然具有這種屬性。

  貨幣商品的使用價值二重化了。它作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如金可以鑲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種由它的特殊的社會職能產生的形式上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這種二重化的矛盾,最終導致紙幣和記帳貨幣的出現,從而貨幣不再是某種商品。

  既然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價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價物,所以它們是作為特殊商品來同作為一般商品的貨幣發生關系。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關系固定在一種商品上面的反映。所以,只有在那些從貨幣的完成的形態出發而從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來,“貨幣是商品”才是一種發現。對于交換過程使之轉化為貨幣的那個商品,交換過程給予它的,不是它的價值,而是它的特殊的價值形式。有人由于把這兩種規定混淆起來,曾誤認為金銀的價值是想象的。由于貨幣在某些職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單純的符號來代替,又產生了另一種誤解,以為

 

貨幣是一種單純符號。但另一方面,在這種誤解里面包含了一種預感:物的貨幣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東西,它只是隱藏在物后面的人的關系的表現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商品都是一個符號,因為它作為價值只是耗費在它上面的人類勞動的物質外殼。但是,當人們把物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取得的社會性質,或者說,把勞動的社會規定在一定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取得的物質性質說成是單純的符號時,他們就把這些性質說成是人隨意思考的產物。這是十八世紀流行的啟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們還不

 

能解釋人的關系的謎一般的形態的產生過程時,至少暫時把這種形態的奇異外觀除掉。

  前面已經指出,一個商品的等價形式并不包含該商品的價值量的量的規定。即使我們知道金是貨幣,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換,我們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磅金的價值是多少。貨幣同任何商品一樣,只能相對地通過別的商品來表現自己的價值量。它本身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并且是通過每個含有同樣多勞動時間的別種商品的量表現出來的。金的相對價值量是在金的產地通過直接的物物交換確定的。當它作為貨幣進入流通時,它的價值已經是既定的了。還在十七世紀最后幾十年,人們已經知道貨幣是商品,這在貨幣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開端,但終究只是開端而已。困難不在于了解貨幣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樣、為什么、通過什么成為貨幣。

 

  我們已經看到,在 量商品 量商品 這個最簡單的價值表現中,就已經存在一種假象,好象表現另一物的價值量的物不通過這種關系就具有自己的等價形式,好象這種形式是天然的社會屬性。我們已經探討了這種假象是怎樣確立起來的。當一般等價形式同一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結合在一起,即結晶為貨幣形式的時候,這種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種商品成為貨幣,似乎不是因為其他商品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相反,似乎因為這種商品是貨幣,其他商品才都通過它來表現自己的價值。中介運動在它本身的結果中消失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商品沒有出什么力就發現一個在它們之外、與它們并存的商品體是它們的現成的價值形態。這些物,即金和銀,一從地底下出來,就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化身。貨幣的魔術就是由此而來的。人們在自己的社會生產過程中的單純原子般的關系,從而,人們自己的生產關系的不受他們控制和不以他們有意識的個人活動為轉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過他們的勞動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這一點而表現出來。因此,貨幣拜物教的謎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謎,只不過變得明顯了,耀眼了。

 

 

第三章

貨幣或商品流通

、價值尺度

  為了簡單起見,我在本書各處都假定金是貨幣商品。

  金的第一個職能是為商品世界提供表現價值的材料,或者說,是把商品價值表現為同名的量,使它們在質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較。因此,金執行一般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這個職能,金這個特殊的等價商品才成為貨幣。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貨幣才可以通約。恰恰相反。因為一切商品作為價值都是物化的人類勞動,它們本身就可以通約,所以它們能共同用一個特殊的商品來計量自己的價值,這樣,這個特殊的商品就成為它們共同的價值尺度或貨幣。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

  西方經濟學否定貨幣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只承認貨幣的交換媒介的職能。馬克思在這里解釋得很清楚,貨幣能夠作為交換媒介的前提,是它必須具有價值尺度的職能。

 

  商品在金上的價值表現—— 量商品 = 量貨幣商品——是商品的貨幣形式或它的價格。現在,要用社會公認的形式表現鐵的價值,只要有噸鐵=盎斯金這樣一個等式就夠了。這個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價值等式排成一個行列,因為金這個等價商品已經具有貨幣的性質。因此,現在商品的一般相對價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簡單的或個別的相對價值形式的樣子。另一方面,擴大的相對價值表現,或相對價值表現的無限的系列,成為貨幣商品所特有的相對價值形式。而這個系列現在已經在商品價格中社會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價目倒過來讀,就可以看出貨幣的價值量表現在各式各樣的商品上。然而貨幣并沒有價格。貨幣要參加其他商品的這個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就必須把自己當作自己的等價物。

  商品的價格或貨幣形式,同商品的所有價值形式一樣,是一種與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實在的物體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觀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鐵、麻布、小麥等等的價值雖然看不見,但是存在于這些物的本身中;它們的價值通過它們同金相等,同金發生一種可以說只是在它們頭腦中作祟的關系而表現出來。因此,商品監護人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里,或者給它們掛上一張紙條,以便向外界表明它們的價格。既然商品在金上的價值表現是觀

 

念的,所以要表現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僅僅用想象的或觀念的金。每一個商品監護人都知道:當他給予商品價值以價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時,他遠沒有把自己的商品轉化為金,而為了用金估量數百萬的商品價值,他不需要絲毫實在的金。因此,貨幣在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只是想象的或觀念的貨幣。這種情況引起了種種最荒謬的學說。盡管只是想象的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但是價格完全取決于實在的貨幣材料。例如,一噸鐵所包含的價值,即人類勞動量,是通過想象中包含等量勞動的貨幣商品量表現出來的。所以,一噸鐵的價值,根據充當價值尺度的是金、銀還是銅,就具有完全不同的價格表現,或者說,在金、銀或銅的完全不同的數量中表現出來。

  因此,如果兩種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銀,同時充當價值尺度,一切商品就會有兩種不同的價格表現,即金價格和銀價格;只要金和銀的價值比例不變,例如總是∶,那末這兩種價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這種價值比例的任何變動,都會擾亂商品的金價格和銀價格之間的比例,這就在事實上證明,價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價值尺度的職能相矛盾的。

 

  凡是價格已經確定的商品都表現為這樣的形式: 量商品 = 量金; 量商品 = 量金; 量商品 = 量金,等等,在這里, 代表商品 的一定量, 代表金的一定量。這樣,商品價值就轉化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說,盡管商品體五花八門,商品價值都變為同名的量,即金量。各種商品的價值作為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較,互相計量,這樣在技術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為商品價值的計量單位。這個計量單位本身通過進一步分成等分而發展成為標準。金、銀、銅在變成貨幣以前,在它們的金屬重量中就有這種標準,例如,以磅為計量單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噸等等。因此,在一切金屬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標準的名稱,也是最初的貨幣標準或價格標準的名稱。

 

  作為價值尺度和作為價格標準,貨幣執行著兩種完全不同的職能。作為人類勞動的社會化身,它是價值尺度;作為規定的金屬重量,它是價格標準。作為價值尺度,它用來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價值變為價格,變為想象的金量;作為價格標準,它計量這些金量。價值尺度是用來計量作為價值的商品,相反,價格標準是用一個金量計量各種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個金量的重量計量另一個金量的價值。要使金充當價格標準,必須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為計量單位。在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規定中一樣,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決定的意義。因此,充當計量單位的那個金量越是不變,價格標準就越是能更好地執行自己的職能。金能夠充當價值尺度,只是因為它本身是勞動產品,因而是潛在可變的價值。【第版注:在英國的著作中,價值尺度(              )和價格標準(               )這兩個概念極為混亂。它們的職能,從而它們的名稱,經常被混淆起來。現在為了回避價值學說,在現代庸俗經濟學中,這兩者已經統一到價格標準的概念上來。】

  首先很明顯,金的價值變動絲毫不會妨礙金執行價格標準的職能。不論金的價值怎樣變動,不同的金量之間的價值比例總是不變。哪怕金的價值跌落%,盎斯金的價值仍然是盎斯金的倍,在價格上問題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間的比例。另一方面,盎斯金決不會因為它的價值漲落而改變它的重量,也不會因而改變它的等分的重量,所以,不論金的價值怎樣變動,金作為固定的價格標準總是起同樣的作用。

  金的價值變動也不會妨礙金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這種變動會同時影響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它們相互間的相對價值不會改變,盡管這些價值這時都是在比過去高或低的金價格中表現出來。

 

  同某一商品的價值由任何別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來表現一樣,商品用金來估價也只是以下面一點為前提:在一定時間內生產一定量的金要耗費一定量的勞動。至于商品價格的變動,前面闡述的簡單相對價值表現的規律也是適用的。

  商品價格,只有在貨幣價值不變、商品價值提高時,或在商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降低時,才會普遍提高。反之,商品價格,只有在貨幣價值不變、商品價值降低時,或在商品價值不變、貨幣價值提高時,才會普遍降低。由此決不能得出結論說,貨幣價值提高,商品價格必定相應降低,貨幣價值降低,商品價格必定相應提高。這只適用于價值不變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價值和貨幣的價值同時按同一比例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就不會改變。如果這些商品的價值比貨幣價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末,這些商品的價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這些商品的價值變動和貨幣的價值變動之間的差額來決定。余此類推。

  現在我們回過來考察價格形式。

  由于各種原因,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原來的重量名稱逐漸分離。其中在歷史上有決定意義的是下列原因:、外國貨幣流入較不發達的民族,例如在古羅馬,銀幣和金幣最初是作為外國商品流通的。這些外國貨幣的名稱與本地的重量名稱是不同的。、隨著財富的增長,不大貴重的金屬逐漸為比較貴重的金屬所排擠,失去價值尺度的職能。銅為銀所排擠,銀為金所排擠,盡管這個順序是同詩人想象的年代順序相抵觸的。【而且這種年代順序也不是在歷史上普遍適用的。】例如,鎊原來是真正一磅重的銀的貨幣名稱。當金排擠作為價值尺度的銀時,這個名稱依照金和銀的價值比例,可能用來稱呼/磅的金

 

等等。現在,作為貨幣名稱的鎊就和作為金的通常重量名稱的磅分開了。、幾百年來君主不斷偽造貨幣,使鑄幣原來的重量實際上只剩下一個名稱。這種對貨幣的偽造行為之所以能夠得逞,是因為這種行為多少滿足了生產力發展的一些客觀需要。中國歷史上“短陌錢”的出現就是一個例子。見本網主頁的“經濟科學與經濟學的劃分”中的詳細說明。

  這些歷史過程使金屬重量的貨幣名稱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稱的分離成為民族的習慣。貨幣標準一方面純粹是約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必須是普遍通用的。因此,最后就由法律來規定了。一定重量的貴金屬,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鎊、塔勒等等。這種等分成為真正的貨幣計量單位后,又分為新的等分,并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一定的金屬重量仍舊是金屬貨幣的標準。改變的只是分法和名稱。

  因此,價格或商品價值在觀念上轉化成的金量,現在用金標準的貨幣名稱或法定的計算名稱來表現了。英國人不說夸特小麥等于盎斯金,而說等于鎊先令/便士。這樣,商品就用自己的貨幣名稱說明自己值多少,每當需要把一物當作價值,從而用貨幣形式來確定時,貨幣就充當計算貨幣。

 

  物的名稱對于物的本性來說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個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對他還是一點不了解。同樣,在鎊、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貨幣名稱上,價值關系的任何痕跡都消失了。由于貨幣名稱既表示商品價值,同時又表示某一金屬重量即貨幣標準的等分,對這些神秘記號的秘密含意的了解就更加混亂了。另一方面,價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體不同,必然發展為這種沒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純粹是社會的形式。

  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因此,商品同稱為它的價格的那個貨幣量等價,不過是同義反復,因為一個商品的相對價值表現總是兩個商品等價的表現。雖然價格作為商品價

 

值量的指數,是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但不能由此反過來說,商品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必然是商品價值量的指數。假定等量的社會必要勞動表現為夸特小麥和鎊(/盎斯金)。鎊是夸特小麥的價值量的貨幣表現或夸特小麥的價格。如果情況許可把夸特小麥標價為鎊,或者迫使把它標價為鎊,那末作為小麥的價值量的表現,鎊是太少了,鎊是太多了。但是鎊和鎊都是小麥的價格,因為第一,它們是小麥的價值形式,是貨幣;第二,它們是小麥同貨幣的交換比例的指數。在生產條件不變或者勞動生產力不變的情況下,再生產夸特小麥仍需要耗費同樣多的社會勞動時間。這一事實既不以小麥生產者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其他商品所有者的意志為轉移。因而,商品的價值量表現著一種必然的、商品形成過程內在的同社會勞動時間的關系。隨著價值量轉化為價格,這種必然的關系就表現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貨幣商品的交換比例。這種交換比例既可以表現商品的價值量,也可以表現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條件下,商品就是按這種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可見,價格和價值量之間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但這并不是這種形式的缺點,相反地,卻使這種形式成為這樣一種生產方式的適當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規則只能作為沒有規則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規律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當時還沒有概率論的一些概念,馬克思只能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隨機波動的隨機變量的統計規律性。

  價格形式不僅可能引起價值量和價格之間即價值量和它的貨幣表現之間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

 

的所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并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在這里,價格表現是虛幻的,就象數學中的某些數量一樣。另一方面,虛幻的價格形式——如未開墾的土地的價格,這種土地沒有價值,因為沒有人類勞動物化在里面——又能掩蓋實在的價值關系或由此派生的關系。這個質的矛盾,引發了很多觀念和學術上的混亂,以致于馬克思的學說還遠遠沒有到過時的時候,就象魯迅針對國民性的那些雜文還遠遠沒有到過時的時候一樣。

  同所有相對價值形式一樣,價格通過下列方式來表現一種商品如一噸鐵的價值:一定量的等價物,如一盎斯金,能直接與鐵交換。但決不能反過來說,鐵也能直接與金交換。因此,商品要實際上起交換價值的作用,就必須拋棄自己的自然形體,從只是想象的金變為實在的金,誠然,商品實現這種變體,同黑格爾的“概念”實現由必然到自由的過渡相比,同龍蝦脫殼相比,同教父圣熱羅尼莫解脫原罪相比,是“更為困難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鐵這種實在的形態以外,還可以在價格上有觀念的價值形態或想象的金的形態,但它不能同時既是實在的鐵,又是實在的金。要規定商品的價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須為金所代替,它才能對它的所有者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例如,鐵的所有者遇見某種享樂商品的所有者,他向后者說鐵的價格已經是貨幣形式了,后者就會象圣彼得在天堂聽了但丁講述信仰要義之后那樣回答說:

“這個鑄幣經過檢驗,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訴我,你錢袋里有嗎?”

  價格形式包含著商品為取得貨幣而讓渡的可能性和這種讓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當觀念的價值尺度,只是因為它在交換過程中已作為貨幣商品流通。因此,在觀念的價值尺度中隱藏著堅硬的貨幣。

、流通手段

( )商品的形態變化

  我們看到,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著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關系。商品的發展并沒有揚棄這些矛盾,而是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一般說來,這就是解決實際矛盾的方法。例如,一個物體不斷落向另一個物體而又不斷離開這一物體,這是一個矛盾。橢圓便是這個矛盾借以實現和解決的運動形式之一。

  交換過程使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價值的人手里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價值的人手里,就這一點說,這個過程是一種社會的物質變換。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代替另一種有用勞動方式的產品。商品一到它充當使用價值的地方,就從商品交換領域轉入消費領域。在這里,我們感興趣的只是商品交換領域。因此,我們只是從形式方面考察全部過程,就是說,只是考察為社會的物質變換作媒介的商品形式變換或商品形態變化。

  人們對這種形式變換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對價值概念本身不清楚以外,是因為商品的每次形式變換都是通過兩種商品即

 

普通商品和貨幣商品的交換實現的。如果我們只注意商品和金的交換這個物質因素,那就會恰恰看不到應該看到的東西,即形式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我們就會看不到:金當作單純的商品并不是貨幣,而其他的商品通過它們的價格才把金當作它們自己的貨幣形態。

  商品首先是沒有鍍金,沒有蘸糖,以本來面目進入交換過程的。交換過程造成了商品分為商品和貨幣這種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現自己的使用價值和價值之間的內在對立的一種外部對立。在這種外部對立中,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同作為交換價值的貨幣對立著。另一方面,對立的雙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說,都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但這種差別的統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現在兩極中的每一極上,并且由此同時表現出它們的相互關系。商品實際上是使用價值,它的價值存在只是觀念地表現在價格上,價格使商品同對立著的金發生關系,把金當作自己的實際的價值形態。反之,金這種物質只是充當價值化身,充當貨幣。因此金實際上是交換價值。金的使用價值只是觀念地表現在相對價值表現的系列上,金通過這個相對價值表現的系列,同對立著的商品發生關系,把它們當作自己的實際使用形態的總和。商品的這種對立的形式就是它們的交換過程的實際的運動形式。

  現在,我們隨同任何一個商品所有者,比如我們的老朋友織麻布者,到交換過程的舞臺上去,到商品市場上去。他的商品即碼麻布的價格是規定了的。它的價格是鎊。他把麻布換成鎊,接著,這個守舊的人又用這鎊換一本價格相等的家庭用的圣經。麻布——對于他來說只是商品,只是價值承擔者——被轉讓出去,換取了金,麻布的價值形態,然后又從這個價值形態被讓渡

 

出去,換取了另一種商品圣經,而圣經就作為使用物品來到織布者的家里,滿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圣經也是正常的商品,那么邪教的經書呢?可見,商品交換過程是在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形態變化中完成的:從商品轉化為貨幣,又從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因素同時就是商品所有者的兩種行為,一種是賣,把商品換成貨幣,一種是買,把貨幣換成商品,這兩種行為的統一就是:為買而賣。

  如果織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終結果,那末現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經,不是他原來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種價值相等而用處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樣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在他看來,全部過程不過是他的勞動產品同別人的勞動產品進行交換的媒介,是產品交換的媒介。

  因此,商品的交換過程是在下列的形式變換中完成的:

商品—貨幣—商品

 

  從物質內容來說,這個運動是 ,是商品換商品,是社會勞動的物質變換,這種物質變換的結果一經達到,過程本身也就結束。

   。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或賣。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金體上,象我在別處說過的,是商品的驚險的跳躍。這個跳躍如果不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這一跳躍的驚險性,常常被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所忽視。社會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勞動成為單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為多方面的。正

 

因為這樣,他的產品對他來說僅僅是交換價值。這個產品只有通過貨幣,才取得一般的社會公認的等價形式,而貨幣又在別人的口袋里。為了把貨幣吸引出來,商品首先應當對于貨幣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就是說,用在商品上的勞動應當是以社會有用的形式耗費的,或者說,應當證明自己是社會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產機體,它的纖維在商品生產者的背后交織在一起,而且繼續交織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種新的勞動方式的產品,它聲稱要去滿足一種新產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喚起一種需要。供給也能創造需求。一種特殊的勞動操作,昨天還是同一個商品生產者許多職能中的一種職能,今天就可能脫離這種聯系,獨立起來,從而把它的局部產品當作獨立商品送到市場上去。這個分離過程的條件可能已經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種產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即使某種勞動,例如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勞動,是社會分工的特許的一部分,這也決不能保證他的碼麻布就有使用價值。社會對麻布的需要,象對其他各種東西的需要一樣,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競爭者已經滿足了這種需要,我們這位朋友的產品就成為多余的、過剩的,因而是無用的了。接受贈馬,不看歲口,但是我們這位織麻布者決不是到市場去送禮的。我們就假定他的產品證明自己有使用價值,因而商品會把貨幣吸引出來。但現在要問:它能吸引多少貨幣呢?當然,答案已經由商品的價格即商品價值量的指數預示了。我們把商品所有者可能發生的純粹主觀的計算錯誤撇開,因為這種錯誤在市場上馬上可以得到客觀的糾正。假定他耗費在他的產品上的

 

只是平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因此,商品的價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會勞動量的貨幣名稱。但是,織麻布業的以往可靠的生產條件,沒有經過我們這位織麻布者的許可而在他的背后發生了變化。同樣多的勞動時間,昨天還確實是生產一碼麻布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今天就不是了。貨幣所有者會非常熱心地用我們這位朋友的各個競爭者定出的價格來說明這一點。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織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場上的每一塊麻布都只包含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即使這樣,這些麻布的總數仍然可能包含耗費過多的勞動時間。如果市場的胃口不能以每碼先令的正常價格吞下麻布的總量,這就證明,在全部社會勞動時間中,以織麻布的形式耗費的時間太多了。其結果就象每一個織布者花在他個人的產品上的時間都超過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供求變化對價值和價格變化的影響機理。這正象俗話所說:“一起捉住,一起絞死。”在市場上,全部麻布只是當作一個商品,每一塊麻布只是當作這個商品的相應部分。事實上,每一碼的價值也只是同種人類勞動的同一的社會規定的量的化身。【馬克思在年月日給《資本論》俄譯者尼·弗·丹尼爾遜的信中,提出把這句話改為:“事實上,每一碼的價值也只是耗費在麻布總量上的社會勞動量的一部分的化身”。——編者注】

  我們看到,商品愛貨幣,但是“真愛情的道路決不是平坦的”。把自己的“分散的肢體”表現為分工體系的社會生產機體,它的量的構成,也象它的質的構成一樣,是自發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們的商品所有者發現:分工使他們成為獨立的私人生產者,同時又使社會生產過程以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的關系不受他們自己支配;人與人的互相獨立為物與物的全面依賴的體系所補充。

 

  分工使勞動產品轉化為商品,因而使它轉化為貨幣成為必然的事情。同時,分工使這種轉化能否成功成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這里應當純粹地考察現象,因此假定這種現象是正常進行的。其實,只要這種現象發生,就是說,只要商品不是賣不出去,就總會發生商品的形式變換,盡管在這種形式變換中,實體——價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場合虧損或增加。

  對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金代替了他的商品,對另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商品代替了他的金。可以感覺到的現象是商品和金,即碼麻布和鎊轉手了,換位了,就是說,交換了。但是商品同什么交換呢?同它自己的一般價值形態交換。金又同什么交換呢?同它的使用價值的特殊形態交換。金為什么作為貨幣同麻布對立呢?因為麻布的價格鎊或它的貨幣名稱,已經使麻布把金當作貨幣。原來的商品形式的轉換是通過商品的讓渡完成的,就是說,是在商品的使用價值確實把商品價格中只是想象的金吸引出來的時刻完成的。因此,商品價格的實現,或商品的僅僅是觀念的價值形式的實現,同時就是貨幣的僅僅是觀念的使用價值的實現。商品轉化為貨幣,同時就是貨幣轉化為商品。這一個過程是兩方面的:從商品所有者這一極看,是賣;從貨幣所有者這另一極看,是買。或者說,賣就是買, 同時就是

  到這里,我們還只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經濟關系,即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商品所有者只是由于讓出自己的勞動產品,才占有別人的勞動產品。因此,一個商品所有者所以能

 

夠作為貨幣所有者同另一個商品所有者對立,或者是因為他的勞動產品天然具有貨幣形式,是貨幣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為他自己的商品已經蛻皮,已經蛻掉它原來的使用形式。金要執行貨幣的職能,自然就必須在某個地點進入商品市場。這個地點就在金的產地,在那里,金作為直接的勞動產品與另一種價值相同的勞動產品相交換。但是,從這個時候起,它就總是代表已經實現了的商品價格。撇開金在產地同商品的交換不說,金在每個商品所有者手里都是他所讓渡的商品的轉換形態,都是賣的產物,或商品第一形態變化 的產物。金能夠成為觀念的貨幣或價值尺度,是因為一切商品都用金來計量它們的價值,從而使金成為它們的使用形態的想象的對立面,成為它們的價值形態。金能夠成為實在的貨幣,是因為商品通過它們的全面讓渡使金成為它們的實際轉換或轉化的使用形態,從而使金成為它們的實際的價值形態。商品在它的價值形態上蛻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價值的一切痕跡,蛻掉了創造它的那種特殊有用勞動的一切痕跡,蛹化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同樣的社會化身。因此,從貨幣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種商品轉化來的。在貨幣形式上,一種商品和另一種商品完全一樣。因此,貨幣可以是糞土,雖然糞土并不是貨幣。假定我們的織麻布者讓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兩塊金是一夸特小麥的轉化形態。賣麻布 同時就是買麻布 。作為賣麻布,這個過程開始了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是以賣的反面,以買圣經結束的;作為買麻布,這個過程結束了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是以買的反

 

面,以賣小麥開始的。 (麻布—貨幣),即 (麻布—貨幣—圣經)這一運動的始段,同時就是 (貨幣—麻布),即另一運動 (小麥—貨幣—麻布)的終段。一個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即從商品形式變成貨幣,同時總是另一個商品的相反的第二形態變化,即從貨幣形式又變成商品。【象前面說過的,金或銀的生產者是例外,他們拿自己的產品去交換,用不著先賣。隨著金、銀不再是一國流通中的貨幣,金或銀的生產者也不能直接拿自己的產品去交換,也要先賣。】

   。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或最終的形態變化:買。——貨幣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轉換形態,或者說,是它們普遍讓渡的產物,因此是絕對可以讓渡的商品。貨幣把一切價格倒過來讀,從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體上,即為貨幣本身轉化為商品而獻身的材料上。同時,價格,即商品向貨幣送去的秋波,表明貨幣可以轉化的限度,即指明貨幣本身的量。既然商品在變成貨幣后就消失了,所以,從貨幣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樣落到貨幣所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東西轉化來的。貨幣沒有臭味,無論它從哪里來。一方面,它代表已經賣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買到的商品。

   ,即買,同時就是賣,即 ;因此,一個商品的后一形態變化,同時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態變化。對我們的織麻布者來說,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鎊又轉化為圣經而結束的。賣圣經的人則把從織麻布者那里得到的鎊換成燒酒。 ,即 (麻布—貨幣—圣經)的終段,同時就是 ,即 (圣經—貨幣—燒酒)的始段。因為商品生產者只提供

 

單方面的產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賣;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迫使他不斷地把已經實現的價格,或得到的全部貨幣額,分散在許多次買上。賣一次就要買許多次各種各樣的商品。這樣,一種商品的最終的形態變化,就是許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的總和。

  如果我們來考察一個商品例如麻布的總形態變化,那末我們首先就會看到,這個形態變化由兩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運動 組成。商品的這兩個對立的轉化是通過商品所有者的兩個對立的社會過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所有者充當的兩種對立的經濟角色上。作為賣的當事人,他是賣者,作為買的當事人,他是買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轉化中,商品的兩種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貨幣形式同時存在著,只不過是在對立的兩極上,所以,對同一個商品所有者來說,當他是賣者時,有一個買者和他對立著,當他是買者時,有一個賣者和他對立著。正象同一個商品要依次經過兩個相反的轉化,由商品轉化為貨幣,由貨幣轉化為商品一樣,同一個商品所有者也要由扮演賣者改為扮演買者。可見,這兩種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經常由人們交替扮演的。

  一個商品的總形態變化,在其最簡單的形式上,包含四個極和三個登場人物。最先,與商品對立著的是作為它的價值形態的貨幣,而后者在彼岸,在別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堅硬的現實性。因此,與商品所有者對立著的是貨幣所有者。商品一變成貨幣,貨幣就成為商品的轉瞬即逝的等價形式,這個等價形式的使用價值或內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體中存在著。作為商品第一個轉化的終點的貨幣,同時是第二個轉化的起點。可見,在第一幕是賣者,在第二幕就成了買者,這里又有第三個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同他

 

對立著。

  商品形態變化的兩個相反的運動階段組成一個循環: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拋棄,商品形式的復歸。當然,在這里,商品本身具有對立的規定。對它的所有者來說,它在起點是非使用價值,在終點是使用價值。同樣,貨幣先表現為商品轉化成的固定的價值結晶,然后又作為商品的單純等價形式而消失。

  組成一個商品的循環的兩個形態變化,同時是其他兩個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態變化。同一個商品(麻布)開始它自己的形態變化的系列,又結束另一個商品(小麥)的總形態變化。商品在它的第一個轉化中,即在出賣時,一身兼有這兩種作用。而當它作為金蛹結束自己的生涯的時候,它同時又結束第三個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可見,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不同于直接的產品交換。讓我們回顧一下上面說過的過程。織麻布者確實拿麻布換了圣經,拿自己的商品換了別人的商品。但這種現象只有對于他才是真實的。寧愿要生暖的飲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經出賣者,不會想到麻布換他的圣經,正象織麻布者不會想到小麥換他的麻布一樣,如此等等。 的商品替換了 的商品,但 并不是互相交換自己的商品。 彼此購買的事,實際上也可能發生,但這種特殊關系決不是由商品流通的一般條件決定的。在這里,一方面,我們看到,商品交換怎樣打破了直接的產品交換的個人的

 

和地方的限制,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另一方面,又有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會聯系發展起來。織布者能賣出麻布,只是因為農民已經賣了小麥;嗜酒者能賣出圣經,只是因為織布者已經賣了麻布;釀酒者能賣出釀造之水,只是因為另一個人已經賣了永生之水,如此等等。

  因此,與直接的產品交換不同,流通過程在使用價值換位和轉手之后并沒有結束。貨幣并不因為它最終從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中退出來而消失。它不斷地沉淀在商品空出來的流通位置上。例如,在麻布的總形態變化即麻布—貨幣—圣經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貨幣補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經退出流通,貨幣又補上圣經的位置。一個商品由另一個商品代替,而貨幣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第版注:這個現象雖然很明顯,但是往往為政治經濟學家所忽略,尤其是為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所忽略。】流通不斷地把貨幣象汗一樣滲出來。

  有一種最愚蠢不過的教條:商品流通必然造成買和賣的平衡,因為每一次賣同時就是買,反過來也是一樣。在計量經濟學有關供給和需求的聯立方程的模型中就有這樣的平衡方程。如果這是指實際完成的賣的次數等于買的次數,那是毫無意義的同義反復。但這種教條是要證明,賣者會把自己的買者帶到市場上來。作為兩極對立的兩個人即商品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的相互關系來看,賣和買是同一個行為。但作為同一個人的活動來看,賣和買是兩極對立的兩個行為。因此,賣和買的同一性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煉金爐,沒有煉出貨幣,沒有被商品所有者賣掉,也就是沒有被貨幣所有者買去,商品就會變成無用的東西。這種同一性還包含這樣的意思:如果這個過程成功,它就會形成商品的一個休止點,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個時期,而這個時期可長可短。既

 

然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是賣又是買,這個局部過程同時就是一個獨立的過程。買者有商品,賣者有貨幣,也就是有一種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進入市場都保持著能夠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沒有人買,也就沒有人能賣。但誰也不會因為自己已經賣,就得馬上買。流通所以能夠打破產品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正是因為它把這里存在的換出自己的勞動產品和換進別人的勞動產品這二者之間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賣和買這二者之間的對立。貨幣作為流通手段,不只是實現了商品之間的交換,不只是作為交換媒介,而且打破了交換的時間、空間和個人的限制,使交換得以在最大的程度上進行。說互相對立的獨立過程形成內部的統一,那也就是說,它們的內部統一是運動于外部的對立中。當內部不獨立(因為互相補充)的過程的外部獨立化達到一定程度時,統一就要強制地通過危機顯示出來。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私人勞動同時必須表現為直接社會勞動的對立,特殊的具體的勞動同時只是當作抽象的一般的勞動的對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這種內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態變化的對立中取得了發展的運動形式。因此,這些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但僅僅是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要發展為現實,必須有整整一系列的關系,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這些關系還根本不存在。

 

  作為商品流通的媒介,貨幣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職能。

( )貨幣的流通

  勞動產品的物質變換借以完成的形式變換 ,要求同一個價值作為商品成為過程的起點,然后又作為商品回到這一點。因此,商品的這種運動就是循環。另一方面,這個形式又排斥貨幣的循環。其結果是貨幣不斷地離開它的起點,不再回來。只要賣者還緊緊握著他的商品的轉化形態即貨幣,這個商品就仍然處在第一形態變化的階段,或者說,只通過了流通的前半段。如果為買而賣的過程已經完成,貨幣就會再從它原來的所有者手里離開。當然,如果織麻布者買了圣經之后再賣麻布,貨幣就會再回到他的手里。但貨幣來,并不是由于上次那碼麻布的流通,相反地,那次流通已經使貨幣從織麻布者的手里離開,而到了圣經出售者的手里。貨幣來,只是由于新的商品又更新了或重復了同樣的流通過程,并且這次的結果和上次相同。因此,商品流通直接賦予貨幣的運動形式,就是貨幣不斷地離開起點,就是貨幣從一個商品所有者手里轉到另一個商品所有者手里,或者說,就是貨幣流通。

  貨幣流通表示同一個過程的不斷的、單調的重復。商品總是在賣者方面,貨幣是作為購買手段在買者方面。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執行職能,是在它實現商品的價格的時候。而貨幣在實現商品的價格的時候,把商品從賣者手里轉到買者手里,同時自己也從買者手里離開,到了賣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種商品重復同樣的過程。貨幣運動的單方面形式來源于商品運動的兩方面形式,這

 

一點是被掩蓋著的。商品流通的性質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假象。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表現出來的不僅是貨幣的運動,而且是商品本身的運動;而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表現出來的只是貨幣的運動。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貨幣換了位置。同時,商品的使用形態便離開流通,進入消費。【即使商品一再出賣(在這里,這種現象對我們來說還不存在),它也會在最后一次出賣時,由流通領域落入消費領域,以便在那里充當生活資料或生產資料。】它的位置由它的價值形態或貨幣化裝所占據。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來通過流通的后半段。因此,運動的連續性完全落在貨幣方面;這個運動對商品來說包含兩個對立的過程,但作為貨幣本身的運動卻總是包含同一個過程,就是貨幣同一個又一個的商品變換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結果,即一種商品被另一種商品所代替,似乎并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變換引起的,而是由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為流通手段的貨幣使本身不能運動的商品流通起來,使商品從把它們當作非使用價值的人手里轉到把它們當作使用價值的人手里,并且總是朝著同貨幣本身運動相反的方向運動。貨幣不斷使商品離開流通領域,同時不斷去占據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從而不斷離開自己的起點。因此,雖然貨幣運動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現,但看起來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貨幣運動的結果。

  另一方面,貨幣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職能,只因為貨幣是商品的獨立出來的價值。因此,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運動,實際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運動。因而這種運動也必然明顯地反映在貨幣

 

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轉化為它的貨幣形式。然后它的第一形態變化 的終極,即貨幣形式,成為它的第二形態變化 (即再轉化為圣經)的始極。但這兩個形式變換的每一個都是通過商品和貨幣的交換,通過二者互相變換位置而實現的。同一些貨幣作為商品的轉換形態來到賣者手里,然后又作為商品的絕對可以讓渡的形態從他的手里離開。這些貨幣變換位置兩次。麻布的第一形態變化使這些貨幣進入織布者的口袋里,麻布的第二形態變化又使這些貨幣從那里出來。這樣,同一個商品的兩個互相對立的形式變換就反映在貨幣的兩次方向相反的位置變換上。

  反之,如果只有單方面的商品形態變化,不論單是賣或單是買,這個貨幣就只變換位置一次。貨幣的第二次位置變換總是表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態變化,表明又由貨幣轉化為商品。同一些貨幣反復不斷地變換位置,不僅反映一個商品的形態變化的系列,而且反映整個商品世界的無數形態變化的交錯聯系。不言而喻,這一切只適合于這里所考察的簡單商品流通形式。

  每一個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進行第一次形式變換,就退出流通,而總有新的商品進入流通。相反,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卻不斷地留在流通領域,不斷地在那里流動。于是產生了一個問題,究竟有多少貨幣不斷地被流通領域吸收。

  在一個國家里,每天都發生大量的、同時發生的、因而在空間上并行的單方面的商品形態變化,換句話說,一方面單是賣,另一方面單是買。商品在自己的價格上已經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貨幣量。因為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總是使商品和貨幣作為物體彼此對立著,商品在賣的一極,貨幣在買的一極,所以,商品世界

 

的流通過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經由商品的價格總額決定了。事實上,貨幣不過是把已經在商品價格總額中觀念地表現出來的金額實在地表現出來。因此,這兩個數額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知道,在商品價值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格會同金(貨幣材料)本身的價值一起變動,金的價值降低,商品的價格會相應地提高;金的價值提高,商品的價格會相應地降低。隨著商品價格總額這樣增加或減少,流通的貨幣量必須以同一程度增加或減少。誠然,在這里,流通手段量的變化都是由貨幣本身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而是由它作為價值尺度的職能引起的。先是商品價格同貨幣價值成反比例地變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價格成正比例地變化。由于現代庸俗經濟學只把貨幣視為交換媒介而不承認其價值尺度的職能,從而無法解釋,當然也不打算解釋這里提到的種種變化。比如說,如果不是金的價值降低,而是銀代替金充當價值尺度,或者不是銀的價值提高,而是金使銀失去價值尺度的職能,那也會發生完全相同的現象。在前一種情況下,流通的銀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種情況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銀少。在這兩種情況下,貨幣材料的價值,即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的商品的價值都改變了,因此,商品價值的價格表現也會改變,實現這些價格的流通貨幣量也會改變。我們已經知道,商品流通領域有一個口,金(或銀,總之,貨幣材料)是作為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從這個口進入流通領域的。這個價值在貨幣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時,即在決定價格時,是作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說,如果價值尺度本身的價值降低了,那末,這首先會在貴金屬產地直接同作為商品的貴金屬交換的那些商品的價格變化中表現出來。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會在一個較長的時期繼續按照價值尺度的已變得虛幻的舊有的價值來估價,特別在資產階級社會還不太發展的階段是這樣。可是,通過商品間的價值關系,一種商品會影響別一種

 

商品,于是這些商品的金價格或銀價格會逐漸同商品價值本身所決定的比例趨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價值都相應地根據貨幣金屬的新價值來估價。隨著這個趨于一致的過程,貴金屬不斷增加,它們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們交換的商品而流進來的。因此,商品改訂價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說,商品的價值根據金屬已經跌落并繼續跌落到一定點的新價值來估價達到什么程度,實現商品價值所需要的貴金屬數量也已經增加到同樣的程度了。由于對發現新的金銀礦以后出現的事實做了片面的考察,在十七世紀,特別是在十八世紀,有人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以為商品價格上漲是因為有更多的金銀充當了流通手段。現代庸俗經濟學還主張這個結論。下面假設金的價值是既定的,實際上在估量價格的一瞬間,金的價值確實也是既定的。

  在這種前提下,流通手段量決定于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如果我們再假設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是既定的,顯然,商品價格總額就決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動一下腦筋就可以知道,夸特小麥要是值鎊,夸特就值鎊,夸特就值鎊,等等,因此,在小麥出售時與小麥換位的貨幣量必須同小麥量一起增加。

  假設商品量已定,流通貨幣量就隨著商品價格的波動而增減。流通貨幣量之所以增減,是因為商品的價格總額隨著商品價格的變動而增減。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價格同時上漲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價格在一種情況下上漲,或在另一種情況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實現的價格總額,從而使進入流通的貨幣增加或減少。無論商品價格的變動是反映實際的價值變動,或只是反映市場價格的波動,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

 

響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時發生的、因而在空間上并行的賣,或者說局部形態變化,例如有夸特小麥、碼麻布、本圣經、加侖燒酒同時出售。如果每種商品的價格都是鎊,待實現的價格總額就是鎊,那末進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是鎊。相反,如果這種商品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形態變化系列的各個環節,即夸特小麥—鎊—碼麻布—鎊—本圣經—鎊—加侖燒酒—鎊,那末,有鎊就可以使所有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為它依次實現它們的價格,從而實現鎊的價格總額,最后停留在釀酒者手中。這鎊完成了次流通。同一些貨幣的這種反復的位置變換既表示商品發生雙重的形式變換,表示商品通過兩個對立的流通階段的運動,也表示各種商品的形態變化交錯在一起。這個過程經過的各個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階段,不可能在空間上并行,只能在時間上相繼發生。因此,時間就成為計量這個過程久暫的尺度,或者說,同一些貨幣在一定時間內的流通次數可以用來計量貨幣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種商品的流通過程持續天。這樣,待實現的價格總額為鎊,同一些貨幣天的流通次數是次,流通的貨幣量是鎊,或者就一定時間的流通過程來說是:商品價格總額/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這個規律是普遍適用的。在一定的時間內,一個國家的流通過程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許多分散的、同時發生的和空間上并行的賣(或買)或局部形態變化,其中同一些貨幣只變換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

 

方面是許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錯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環節的形態變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貨幣流通的次數多少不等。但是,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貨幣的總流通次數提供了每個貨幣的平均流通次數或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過程開始時進入流通的貨幣量,當然由同時地和空間上并行地流通著的商品的價格總額來決定。但在過程之內,可以說每一貨幣都對另一貨幣承擔責任。如果一個貨幣加快流通速度,另一個貨幣就會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領域,因為流通領域只能吸收這樣一個金量,這個金量乘以它的單個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數,等于待實現的價格總額。因此,貨幣的流通次數增加,流通的貨幣量就會減少,貨幣的流通次數減少,貨幣量就會增加。因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時,能夠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只要把一定量鎊的鈔票投入流通,就可以從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維林,——這是一切銀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貨幣流通只是表現商品流通過程,即商品通過對立的形態變化而實現的循環,所以貨幣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現商品形式變換的速度,表現形態變化系列的不斷交錯,表現物質變換的迅速,表現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領域并同樣迅速地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貨幣流通的迅速表現互相對立、互為補充的階段——由使用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再由價值形態轉化為使用形態——的流水般的統一,即賣和買兩個過程的流水般的統一。相反,貨幣流通的緩慢則表現這兩個過程分離成彼此對立的獨立階段,表現形式變換的停滯,從而表現物質變換的停滯。至于這種停滯由什么產生,從流通本身當然看不出來。流通只是表示出這種現象本身。一般人在貨幣流通遲緩時看到貨幣在流通領域各點上出沒的次數減少,

 

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來解釋這種現象。【“因為貨幣……是買和賣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個要賣東西而找不到買者的人,總以為他的商品賣不出去是因為國內缺乏貨幣;因此到處都叫嚷缺乏貨幣。然而這是一個大錯誤……那些叫嚷缺乏貨幣的人究竟要什么呢?……租地農民抱怨……他以為,如果國內有較多的貨幣,他的貨物就可以賣到好價錢。看來他要的不是貨幣,而是他想賣但又賣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價錢……為什么他賣不到好價錢呢?…….或者是因為國內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場上來的人大多數都象他那樣要賣,但只有少數人要買;.或者是因為通常的出口停滯…….或者是因為消費縮減,例如,人們由于貧困,不能再花費過去那樣多的生活費用。可見,有助于租地農民出售貨物的,不是增加貨幣,而是消除這三個真正造成市場縮減的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糧食流通體系人為不暢。如中國農民曾遇到的賣糧難,即使國家撥專項收購貸款,即專門提供貨幣,作用也不大。……批發商和零售商也同樣要貨幣,就是說,因為市場停滯,他們要把他們經營的貨物銷售出去……沒有比財富不斷轉手更能使國家繁榮的了。”(散見達德利·諾思爵士《貿易論》年倫敦版第-)赫倫施萬德的騙術總括起來就是:由商品性質引起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現出來的矛盾,通過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認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的停滯,是一種流行的錯覺,但決不能由此反過來說,例如,官方采取“通貨管理”的拙劣手段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會引起停滯。這里的觀點對今天的金融政策仍然有指導意義。】

  可見,在每一段時期內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的總量,一方面取決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價格總額,另一方面取決于這個商品世界的互相對立的流通過程流動的快慢,這種流動決定著同一些貨幣能夠實現價格總額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價格總額又決定于每種商品的數量和價格。這三個因素,即價格的變動、流通的商品量、貨幣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變動,因此,待實現的價格總額以及受價格總額制約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種多樣的組合。在這里,我們只舉出商品價格史上最重要的幾種組合。

  在商品價格不變時,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貨幣流通速度減低,或者這兩種情況同時發生,流通手段量就會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減少,或者貨幣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會減少。

 

  在商品價格普遍提高時,如果流通商品量的減少同商品價格的上漲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變,而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同價格的上漲一樣迅速,流通手段量就會不變。如果商品量的減少或貨幣流通速度的增加比價格的上漲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會減少。

  在商品價格普遍下降時,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價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貨幣流通速度的減低同價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會依然不變。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貨幣流通速度的減低比商品價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會增加。

  各種因素的變動可以互相抵銷,所以盡管這些因素不斷變動,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從而流通的貨幣量可以依然不變。因此,特別是考察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們就會發現:在每一國家中流通的貨幣量的平均水平比我們根據表面現象所預料的要穩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引起的,以及偶爾由貨幣價值本身的變動引起的強烈震動時期以外,流通的貨幣量偏離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們根據表面現象所預料的要小得多。可以運用現代庸俗經濟學常用的數學手段對這一點進行實證研究。現代西方經濟學雖然庸俗,但其中的數學工具本身并不庸俗。

  流通手段量決定于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和貨幣流通的平均速度這一規律,還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價值總額和商品形

 

態變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貨幣或貨幣材料的量決定于貨幣本身的價值。有一種錯覺,認為情況恰恰相反,即商品價格決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決定于一個國家現有的貨幣材料量【“在每一個國家,隨著民間的金銀量的增加,貨物的價格必定上漲,因此,如果任何一個國家的金銀減少,那末一切貨物的價格也必將隨著貨幣的減少而相應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貨幣萬能》年倫敦版第頁)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謨的《論叢》仔細對照后,我絲毫不懷疑,休謨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這部在別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決定價格的看法,巴爾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過。范德林特說:“無限制的貿易不會造成任何不便,而只會帶來很大的好處,因為當一個國家的現金量由于這種貿易而減少時(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現金的國家的一切貨物價格必然會隨著該國現金量的增加而上漲……我國的工業產品以及其他各種貨物會很快地跌價,從而又造成對我們有利的貿易差額,這樣,貨幣就會流回我國。”(同上,第、頁)】,這種錯覺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這個荒謬的假設上的:在進入流通過程時,商品沒有價格,貨幣也沒有價值,然后在這個過程內,商品堆的一定部分同金屬堆或紙幣堆的相應部分相交換。【不言而喻,每一種商品的價格構成全部流通商品的價格總額的一個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彼此不可通約的使用價值總量應同一個國家現有的金或銀的總量相交換。如果大膽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當作一個唯一的總商品,每一個商品只是它的相應部分,那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美妙的算式:總商品= 英噸金,商品 =總商品的一定部分= 英噸金的同一部分。孟德斯鳩當真這樣說過:“如果我們把世界上現有的金銀量同現有的商品總量相比較,那末每個單個產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貨幣相比較。我們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種產品或一種商品,或者說,只有一種東西可以買,而且它象貨幣那樣可以分割,這個商品的一定部分就會相當于貨幣量的一定部分;這個商品總量的一半相當于貨幣總量的一半,等等……商品價格的決定總是基本上取決于商品總量和貨幣符號總量之間的比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全集》第卷第、頁)關于李嘉圖和他的學生詹姆斯·穆勒、奧維爾斯頓勛爵等人對這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可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第-頁、第頁及以下各頁。約·斯·穆勒先生憑他慣用的折衷邏輯,懂得既要贊成他父親詹姆斯·穆勒的見解,又要贊成相反的見解。他在自己的教科書綱要《政治經濟學原理》(此書被稱為第一本流行的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參見《經濟學》上冊,斯蒂格利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月版。)的序言(第版)中,以當代的亞當·斯密自居,如果把該書的正文同這篇序言比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應當贊揚這個人的天真呢,還是贊揚那些誠心誠意地承認他是當代亞當·斯密的公眾的天真。其實他同亞當·斯密相比,就象卡爾斯的威廉斯·卡爾斯將軍同威靈頓公爵相比一樣。約·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經濟學方面進行的既不廣也不深的獨創研究,在年他出版的小冊子《略論政治經濟學的某些有待解決的問題》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當地說明了金銀沒有價值和金銀價值取決于金銀量這二者之間的關系。他說:“人們一致同意賦予金銀一個想象的價值……在這些金屬中所看到的內在價值無非是它們的量。”這大概是西方金融學關于貨幣是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的定義的起源。(《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后果》年,[載于]《洛克著作集》年版第卷第頁)

  這里的論述使我明白了一個目前金融學教科書所沒有解答清楚的問題,即貨幣流通速度是由什么決定的。一直以來,有人在爭論這個速度是不是穩定的,似乎這個速度是天然的,或由某種流通技術決定的。實際上,從馬克思的這幾段論述來看,這個流通速度是由一定時間內流通本身所需要的貨幣量,與實際存在的貨幣量共同決定的。當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小于實際存在的貨幣量時,流通速度就會放慢;而當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大于實際存在的貨幣量時,流通速度就會加快。通過流通速度的調節,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從而商品的價格,并不由實際存在的貨幣量來決定。因此,那些總指望通過多印鈔票來拉動經濟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實際。其實,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大印金圓券造成物價飛漲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是因為金圓券印多了,部分地是因為由于內戰和四大家族的橫征暴斂與向國外轉移財物所造成的商品嚴重短缺。就象前面的注解中諾思爵士所提到的租地農民,由于國內谷物太多,而抱怨缺乏貨幣使得他的谷物售價太低一樣;國民黨時期的農民,也會由于國內谷物太少,而以為是由于貨幣太多才使得其谷物的價格飛漲。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有一段時間由于貨幣發行過快而使物價上漲過猛,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是由于商品嚴重供不應求。隨著中國短缺經濟的結束,貨幣的發行即使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價格仍保持平穩,甚至下降。

  貨幣進入流通領域需要有一個口,金銀是作為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是直接通過在產地與其它商品交換而進入流通領域的。但紙幣本身不是商品,它主要以兩種方式進入流通領域,第一種方式是由負責紙幣印制的政府直接將紙幣與其它商品交換,在這個過程中,紙幣所起的作用與馬克思在前面所描述的貨幣在流通過程中所起的流通手段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不是起交換媒介的作用,而是起類似稅收的作用,即政府無償占有商品。當年四大家族的國民黨政府就是這樣干的。這樣做,有可能引發物價上漲。紙幣進入流通領域的第二種方式,是信貸方式,即印出來的紙幣存放在中央銀行。當圣經的印制者需要貨幣購買加侖燒酒時,他可以通過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鎊進行購買,然后燒酒的生產者用這鎊購買碼麻布,麻布的生產者再用這鎊購買本圣經。圣經的印制者再用這鎊償還銀行貸款。在這里,紙幣在促成商品的交換之后,退出流通領域,回到了銀行。這種方式使得紙幣只在商品流通需要時,才進入流通領域。因此,當紙幣數量超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時,多余的貨幣只好呆在流通領域之外,并不能引發物價上漲。為解決中國國有企業的“三角債”問題,朱熔基總理曾通過銀行注入了一筆貨幣,實際上就是讓這筆貨幣起流通手段的職能,完成那些沒能最終完成的商品交換。這樣做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這種做法只解決了商品進入生活消費前的流通問題,而解決不了商品進入生活消費的問題,從而最終導致銀行不良債權的大量增加。當然,如果商品嚴重供不應求,而貸款規模又不控制,大家都貸款買,物價是會上漲的。

 

( )鑄幣。價值符號

  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貨幣的鑄幣形式。在商品的價格或貨幣名稱中想象地表現出來的金重量,必須在流通中作為同名的金塊或鑄幣同商品相對立。正象確立價格標準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金銀作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制服,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制服。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同它們的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開的。

  因此,金幣和金塊本來只有形狀上的差別,金始終能從一種形

 

式變為另一種形式。它離開造幣廠的道路,同時就是通向熔爐的道路。這是因為金幣在流通中受到磨損,有的磨損得多,有的磨損得少。金的名稱和金的實體,名義含量和實際含量,開始了它們的分離過程。同名的金幣,具有了不同的價值,因為重量不同了。作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為價格標準的金偏離了,因此,金在實現商品的價格時不再是該商品的真正等價物。從西方的歷史看,金屬的貨幣價值與名義價值的偏離是由于貨幣金屬的磨損,但從中國的歷史看,這種磨損只是造成這種偏離的表面原因。顯然,除了貨幣商品外,其它商品的磨損會立即損害到它們的價值。中世紀和直到十八世紀為止的近代的鑄幣史就是一部這樣混亂的歷史。流通過程的自然傾向是要把鑄幣的金存在變為金假象,或把鑄幣變為它的法定金屬含量的象征。這種傾向甚至為現代的法律所承認,這些法律規定,金幣磨損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貨資格。

  既然貨幣流通本身使鑄幣的實際含量同名義含量分離,使鑄幣的金屬存在同它的職能存在分離,所以在貨幣流通中就隱藏著一種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記號或用象征來代替金屬貨幣執行鑄幣的職能。鑄造重量極小的金幣或銀幣在技術上有困難,而且起初是較賤的金屬而不是較貴的金屬(是銀不是金,是銅不是銀)充當價值尺度,因而在它們被較貴的金屬趕下寶座之前曾一直作為貨幣流通,這些事實歷史地說明了銀記號和銅記號可以

 

代替金幣發揮作用。這些記號在鑄幣流通最快因而磨損最快的商品流通領域中,即在極小額的買賣不斷重復進行的領域中代替了金。為了不讓金的這些侍從永遠篡奪金的位置,法律規定一個極小的比例,只有在這個比例內,它們代替金來支付才能強人接受。不同種鑄幣流通的各種特殊領域當然是互相交錯的。輔幣在支付最小金幣的尾數時與金同時出現;金不斷地進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與輔幣兌換而從那里不斷地被拋出來。

  銀記號或銅記號的金屬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規定的。它們在流通中比金幣磨損得還要快。因此,它們的鑄幣職能實際上與它們的重量完全無關,就是說,與任何價值完全無關。金的鑄幣存在同它的價值實體完全分離了。因此,相對地說沒有價值的東西,例如紙票,就能代替金來執行鑄幣的職能。在金屬貨幣記號上,這種純粹的象征性質還在一定程度上隱藏著。但在紙幣上,這種性質就暴露無遺了。我們看到,困難的只是第一步。

  這里講的只是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這種紙幣是直接從金屬流通中產生出來的。而信用貨幣產生的條件,我們從簡單商品流通的觀點來看還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順便提一下,正如本來意義的紙幣是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來一樣,信用貨幣的自然根源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

 

  國家把印有鎊、鎊等等貨幣名稱的紙票從外部投入流通過程。只要這些紙票確實是代替同名的金額來流通,它們的運動就只反映貨幣流通本身的規律。紙幣流通的特殊規律只能從紙幣是金的代表這種關系中產生。這一規律簡單說來就是:紙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的數量。誠然,流通領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經常變動,時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個國家的流通手段量決不會降到一定的由經驗確定的最低限量以下。這個最低限量不斷變動它的組成部分,就是說,不斷由另外的金塊組成,這種情況當然絲毫不會影響這個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領域內的不斷流動。因此,這個最低限量可以由紙做的象征來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紙幣已達到這些渠道所能吸收貨幣的飽和程度,明天紙幣就會因商品流通發生變動而泛濫開來。一切限度都消失了。不過,如果紙幣超過了自己的限度,即超過了能夠流通的同名的金幣量,那末,即使不談有信用掃地的危險,它在商品世界畢竟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內在規律所決定的那個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個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紙票量按其名稱代表盎斯金,而實際是代替盎斯金,那末事實上鎊比如說就是/盎斯金的貨幣名稱,而不是原來/盎斯金的貨幣名稱

 

了。其結果無異于金在它作為價格尺度的職能上發生了變化,同一價值,原來用鎊的價格來表現,現在要用鎊的價格來表現了。

  紙幣是金的符號或貨幣符號。紙幣同商品價值的關系只不過是:商品價值觀念地表現在一個金量上,這個金量則由紙象征地可感覺地體現出來。紙幣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樣,也是價值量),才成為價值符號。

  最后要問,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沒有任何價值的符號來代替呢?而我們已經知道,只有當金執行鑄幣或流通手段的職能而被孤立起來或獨立出來時,金才可以被代替。當然,就個別金幣來說,這種職能并沒有獨立出來,雖然磨損了的金幣的繼續流通已表明這種職能已經獨立出來。金塊只有實際處在流通中的時候,才是單純的鑄幣或流通手段。對于個別金幣不適用的情況,對于能由紙幣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卻是適用的。這個金量經常處在流通領域中,不斷地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從而只是作為這種職能的承擔者而存在。因此,它的運動只表示商品形態變化 的對立過程的不斷互相轉化。在這種形態變化中,商品的價值形態與商品對立,只是為了馬上又消失。在這里,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獨立表現只是轉瞬即逝的要素。它馬上又會被別的商品

 

代替。因此,在貨幣不斷轉手的過程中,單有貨幣的象征存在就夠了。貨幣的職能存在可以說吞掉了它的物質存在。貨幣作為商品價格的轉瞬即逝的客觀反映,只是當作它自己的符號來執行職能,因此也能夠由符號來代替。但是,貨幣符號本身需要得到客觀的社會公認,而紙做的象征是靠強制流通得到這種公認的。國家的這種強制行動,只有在一國范圍內或國內的流通領域內才有效,也只有在這個領域內,貨幣才完全執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鑄幣的職能,因而才能在紙幣形式上取得一種同它的金屬實體在外部相脫離的并純粹是職能的存在形式。貨幣符號的出現是,金屬貨幣同時作為商品執行職能和作為貨幣執行職能的內在矛盾發展到外部對立形式的結果。前面已經提到,“在商品價格不變時,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流通手段量就會增加。”當流通中的商品量大量增加使得所需的流通手段量遠遠超出執行貨幣職能的金屬貨幣量時,紙幣的出現就是必然的。并且,只要所有這些流通手段量并沒有超出商品流通所必需的數量,紙幣所代表的金量就能夠超出現實中的黃金儲量而不引起貨幣貶值。

、貨  幣

  作為價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為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的商品,是貨幣。因此,金(或銀)是貨幣。金作為貨幣執行職能,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場合:它必須以其金體(或銀體)出現,因而作為貨幣商品出現,就是說,它不象在充當價值尺度時那樣純粹是觀念的,也不象在充當流通手段時那樣可以用別的東西來代表;另一方面是在這樣的場合:它的職能——不論由它親自執行,還是由它的代表執行——使它固定成為唯一的價值形態,成為交換價值的

 

唯一適當的存在,而與其他一切僅僅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相對立。

( )貨幣貯藏

  兩種對立的商品形態變化的不斷循環,或賣與買的不息轉換,表現在不停的貨幣流通上,或表現在貨幣作為流通的永動機的職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態變化系列一中斷,賣之后沒有繼之以買,貨幣就會停止流動,或者如布阿吉爾貝爾所說的,由動的東西變為不動的東西,由鑄幣變為貨幣。

  隨著商品流通的最初發展,把第一形態變化的產物,商品的轉化形式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發展起來了。出售商品不是為了購買商品,而是為了用貨幣形式來代替商品形式。這一形式變換從物質變換的單純媒介變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轉換形態受到阻礙,不能再作為商品的絕對可以讓渡的形態或作為只是轉瞬即逝的貨幣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貨幣硬化為貯藏貨幣,商品出售者成為貨幣貯藏者。由于紙幣不是商品,所以紙幣可以存儲,但不能貯藏。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價值的多余部分轉化為貨幣。這樣,金和銀自然就成為這種多余部分或財富的社會表現。在有些民族中,與傳統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相適應,需要范圍是固定有限的,在這些民族中,這種素樸的貨幣貯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亞洲人那里,特別是在印度人那里,情況就是這樣。范德林特以為商品價格決定于一個國家現有的金銀量,他自問:為什么印度的商

 

品這樣便宜?他回答說:因為印度人埋藏貨幣。他指出,從年到年,他們埋藏的銀值萬鎊,這些銀最先是從美洲運到歐洲去的。從年到年這年間,英國輸往印度和中國的銀(輸到中國的銀大部分又流入印度由于鴉片)值萬鎊,這些銀原先是用澳大利亞的金換來的。

  隨著商品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握有這個物的神經,這個“社會的抵押品”。他的需要不斷更新,因而促使他不斷購買別人的商品,而他生產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費時間的,并且帶有偶然性。他要買而不賣,就必須在以前曾經賣而不買。這種做法要普遍實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貴金屬在它的產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換。在那里就是賣(商品所有者方面)而不買(金銀所有者方面)。【嚴格地說,買要以下面一點為前提:金或銀已經是商品的轉化形態,或者說,是賣的產物。】而以后的沒有繼之以買的賣,不過是使貴金屬進一步分配給一切商品所有者的媒介。因此,在交易的各個點上,有不同數量的金銀貯藏。自從有可能把商品當作交換價值來保持,或把交換價值當作商品來保持以來,求金欲就產生了。隨著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幣——財富的隨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也日益增大。

  “金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誰有了它,誰就成為他想要的一切東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年寄自牙買加的信)

  因為從貨幣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東西變成的,那末,一切東

 

西,不論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變成貨幣。一切東西都可以買賣。流通成了巨大的社會蒸餾器,一切東西拋到里面去,再出來時都成為貨幣的結晶。連圣徒的遺骨也不能抗拒這種煉金術,更不用說那些人間交易范圍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質的差別在貨幣上消滅了一樣,貨幣作為激進的平均主義者把一切差別都消滅了。但貨幣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為任何人的私產的外界物。這樣,社會權力就成為私人的私有權力。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民主、自由等社會權力,在金錢至上的現實中,實際上只是有錢人的私有權力。盡管目前的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權力,部分地成為有權力人士的私有權力,部分地成為權錢交易下有錢人與有權人共享的私有權力,但我們實在沒有必要,為此而謳歌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因此,古代社會咒罵貨幣是換走了自己的經濟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輔幣。還在幼年時期就抓著普路托的頭發把他從地心里拖出

 

來的現代社會,則頌揚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則的光輝體現。

  商品作為使用價值滿足一種特殊的需要,構成物質財富的一種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價值則衡量商品對物質財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商品所有者的社會財富。在野蠻的簡單的商品所有者看來,甚至在西歐的農民看來,價值是同價值形式分不開的,因而金銀貯藏的增多就是價值的增多。當然,貨幣的價值在變化,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價值變化,或者是由于商品的價值變化。但是一方面,這不會妨礙盎斯金始終比盎斯金包含的價值多,盎斯金又比盎斯金包含的價值多等等,另一方面,這也不會妨礙這種物的天然的金屬形式仍舊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價形式,是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化身。貯藏貨幣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沒有止境的。在質的方面,或按形式來說,貨幣是無限的,也就是說,是物質財富的一般代表,因為它能直接轉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個現實的貨幣額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購買手段。貨幣的這種量的有限性和質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人的勞動實際產出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的無限性,迫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地從事息息法斯式的積累勞動。他們同世界征服者一樣,這種征服者把征服每一個新的國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國界。

  要把金作為貨幣,從而作為貯藏貨幣的要素保存起來,就必須阻止它流通,不讓它作為購買手段化為消費。因此,貨幣貯藏者為了金偶像而犧牲自己的肉體享受。他虔誠地信奉禁欲的福音書。另一方面,他能夠從流通中以貨幣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

 

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產的越多,他能賣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勞、節儉、吝嗇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賣少買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經濟學。

  除直接的貯藏形式以外,還有一種美的貯藏形式,即占有金銀制的商品。它是與資產階級社會的財富一同增長的。“讓我們成為富人或外表象富人吧。”(狄德羅)這樣,一方面,形成了一個日益擴大的金銀市場,這個市場不以金銀的貨幣職能為轉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個潛在的貨幣供應源泉,這個源泉特別在社會大風暴時期涌現出來。

  貨幣貯藏在金屬流通的經濟中執行著種種不同的職能。它的第一個職能是從金銀鑄幣的流通條件中產生的。我們已經知道,隨著商品流通在范圍、價格和速度方面的經常變動,流通的貨幣量也不斷增減。因此,這個量必須能伸縮。有時貨幣必須當作鑄幣被吸收,有時鑄幣必須當作貨幣被排斥。為了使實際流通的貨幣量總是同流通領域的飽和程度相適應,一個國家的現有的金銀量必須大于執行鑄幣職能的金銀量。這個條件是靠貨幣的貯藏形式來實現的。貨幣貯藏的蓄水池,對于流通中的貨幣來說,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貨幣永遠不會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在紙幣時代,貨幣存儲的蓄水池是銀行。

 

( )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們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價值量總是雙重地存在著,在一極上是商品,在另一極上是貨幣。所以,商品所有者只是作為現存的互相等價的物的代表來接觸。但是,隨著商品流通的發展,使商品的讓渡同商品價格的實現在時間上分離開來的關系也發展起來。這里我們只舉出其中一些最簡單的關系。一些商品需要的生產時間較長,另一些商品需要的生產時間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產與不同的季節有關。一些商品在市場所在地生產,另一些商品要旅行到遠方的市場去。因此,一個商品所有者可以在另一個商品所有者作為買者出現之前,作為賣者出現。當同樣一些交易總是在同一些人中間反復進行時,商品的出售條件就按照商品的生產條件來調節。另一方面,有一些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權是出賣一定期限的。買者只是在期滿時才真正取得商品的使用價值。因而他先購買商品,后對商品支付。一個商品所有者出售他現有的商品,而另一個商品所有者卻只是作為貨幣的代表或作為未來貨幣的代表來購買這種商品。賣者成為債權人,買者成為債務人。由于商品的形態變化或商品的價值形式的發展在這里起了變化,貨幣也就取得了另一種職能。貨幣成了支付手段。

 

  債權人或債務人的身分在這里是從簡單商品流通中產生的。簡單商品流通形式的改變,在賣者和買者身上打上了這兩個新烙印。最初,同賣者和買者的角色一樣,這也是暫時的和由同一些流通當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現在這種對立一開始就不是那樣愉快,并且能夠更牢固地結晶起來。而這兩種角色還可以不依賴商品流通而出現。例如,古代世界的階級斗爭主要是以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斗爭的形式進行的;在羅馬,這種斗爭以負債平民的破產,淪為奴隸而告終。在中世紀,這種斗爭以負債封建主的破產,他們的政治權力隨著它的經濟基礎一起喪失而告終。但是在這里,貨幣形式——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具有貨幣關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過是更深刻的經濟生活條件的對抗。

  現在我們回到商品流通領域來。等價的商品和貨幣不再同時出現在賣的過程的兩極上。現在,第一,貨幣在決定所賣商品的價格上執行價值尺度的職能。由契約規定的所賣商品的價格,計量買者的債務,即買者到期必須支付的貨幣額。第二,貨幣執行觀念的購買手段的職能。雖然貨幣只是存在于買者支付貨幣的承諾中,但它使商品的轉手實現了。只是當支付日期到來時,支付手段才真正進入流通,就是說,從買者手里轉到賣者手里。流通手段轉化為貯藏貨幣,是因為流通過程在第一階段中斷,或商品的轉化形態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進入流通,但這是在商品已經退出流通之后。貨幣不再是過程的媒介。它作為交換價值的絕對存在,或作為一般商品,獨立地結束這一過程。賣者把商品變為貨幣,是為了

 

通過貨幣來滿足某種需要,貨幣貯藏者把商品變為貨幣,是為了以貨幣形式保存商品,欠債的買者把商品變為貨幣,則是為了能夠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財產就會被強制拍賣。因此,現在由于流通過程本身的關系所產生的一種社會必要性,商品的價值形態即貨幣就成了賣的目的本身。由于現代庸俗經濟學回避貨幣的價值尺度的職能,因此在那里我們看不到如此詳盡地分析。

  買者在把商品變為貨幣之前,已經把貨幣再轉化為商品,或者說,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態變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態變化。賣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債權實現它的價格。它在轉化為貨幣之前,已經轉化為使用價值。它的第一形態變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第版注:從引自我在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話中可以看出,為什么我在本文中沒有談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 過程中,貨幣可以在其使用價值實現之前,或者說,在商品讓渡之前,作為現實的購買手段轉讓出去,從而實現商品的價格。例如通常的預付貨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國政府向印度農民購買鴉片時就是采取這種形式……但是,這里貨幣不過是在我們已經知道的購買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誠然,資本也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可是這個觀點不屬于簡單流通的范圍。”(《政治經濟學批判》年柏林版第、頁)

  在流通過程的每一個一定的時期內,到期的債務代表著產生這些債務的已售商品的價格總額。實現這一價格總額所必需的貨幣量,首先取決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決定于兩種情況:一是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系的鎖鏈,即 從他的債務人 那里得到的貨幣,付給他的債權人 等等;一是各種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間隔。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或事后進行的第一形態變化的鎖鏈,同我們前面考察的形態變化系列的交錯,有著本質的區別。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賣者和買者的聯系不僅僅被表現出來,而且這種聯系本身只是在貨幣流通中產生,并且是與貨幣流通一同產生。相反

 

地,支付手段的運動則表現了一種在這種運動之前已經現成地存在的社會聯系。

  若干賣的同時并行,使流通速度對鑄幣量的補償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這種情況卻為節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桿。隨著支付集中于同一地點,使這些支付互相抵銷的專門機構和方法就自然地發展起來。例如中世紀里昂的轉賬處就是如此。只要把 等等所有的債權對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數額作為正數和負數互相抵銷。這樣需要償付的只是債務差額。支付越集中,差額相對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對地越小。

  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包含著一個直接的矛盾。在各種支付互相抵銷時,貨幣就只是在觀念上執行計算貨幣或價值尺度的職能。而在必須進行實際支付時,貨幣又不是充當流通手段,不是充當物質變換的僅僅轉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當社會勞動的單個化身,充當交換價值的獨立存在,充當絕對商品。這種矛盾在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中稱為貨幣危機【本文所談的貨幣危機是任何普遍的生產危機和商業危機的一個特殊階段,應同那種也稱為貨幣危機的特種危機今天的金融危機區分開來。后者可以單獨產生,只是對工業和商業發生反作用。這種危機的運動中心是貨幣資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圍是銀行、交易所和財政。(馬克思在第版上加的注)】的那一時刻暴露得特別明顯。這種貨幣危機只有在一個接一個的支付的鎖鏈和抵銷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才會發生。當這一機構整個被打亂的時候,不問其原因如何,貨幣就會突然直接地從計算貨幣的純粹觀念形態變成堅硬的貨幣。這時,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來代替的。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毫無價值,而商品的價值在它自己的價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資產者還被繁榮所陶醉,懷著啟

 

蒙的驕傲,宣稱貨幣是空虛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貨幣。今天,他們在世界市場上到處叫嚷,只有貨幣才是商品!象鹿渴求清水一樣,他們的靈魂渴求貨幣這唯一的財富。在危機時期,商品和它的價值形態(貨幣)之間的對立發展成絕對矛盾。因此,貨幣的表現形式在這里也是無關緊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還是用銀行券這樣的信用貨幣支付,貨幣荒都是一樣的。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定時期內的流通貨幣的總額。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這個總額就等于待實現的商品價格總額加上到期的支付總額,減去彼此抵銷的支付,最后減去同一貨幣交替地時而充當流通手段、時而充當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數。例如,一個農民賣谷物得到鎊,在這里,這鎊起著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這鎊用來支付織布者先前交給他的麻布。這時,這鎊起著支付手段的作用。接著織布者又拿現金去買圣經,于是這鎊又重新充當流通手段,如此等等。因此,即使價格、貨幣流通速度和支付的節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時期內例如一天

 

內流通的貨幣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貨幣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貨幣等價物只有在將來才出現。另一方面,每天訂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約的量。

  信用貨幣是直接從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中產生的,而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債券本身又因債權的轉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隨著信用事業的擴大,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也在擴大。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種存在形式,并以這些形式占據了大規模交易的領域,而金銀鑄幣則主要被擠到小額貿易的領域之內。

 

  在商品生產達到一定水平和規模時,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就會越出商品流通領域。貨幣變成契約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賦稅等等由實物交納轉化為貨幣支付。這種轉化在多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過程的總的狀態,可以由例如羅馬帝國兩次企圖用貨幣征收一切賦稅都告失敗來證明。路易十四統治下的法國農民極端貧困,這種受到布阿吉爾貝爾、沃邦元帥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責的現象,不僅是由重稅引起的,而且是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造成的。另一方面,在亞洲,地租的實物形式(它同時又是國稅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關系那樣一成不變地再生產出來的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這種支付形式反過來又維護著這種古老的生產形式。這種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國自身得以維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歐洲強加于日本的對外貿易使日本把實物地租改為貨幣地租,日本的模范的農業就會崩潰。這種農業的狹隘的經濟存在條件也就會消失。

  在每個國家,都規定一定的總的支付期限。撇開再生產的其他周期不說,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節變化有關的生產的自然條件為基礎的。這些期限還調節著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產生的支付,如賦稅、地租等等。這些分散在社會上各個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貨幣量,會在節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

 

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亂。從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規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問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與支付期限的長短成反比。

  由于充當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就必須積累貨幣,以便到期償還債務。隨著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作為獨立的致富形式的貨幣貯藏消失了,而作為支付手段準備金的形式的貨幣貯藏卻增長了。

 

( )世界貨幣

  貨幣一越出國內流通領域,便失去了在這一領域內獲得的價格標準、鑄幣、輔幣和價值符號等地方形式,又恢復原來的貴金屬塊的形式。在世界貿易中,商品普遍地展開自己的價值。因此,在這里,商品獨立的價值形態,也是作為世界貨幣與商品相對立。只有在世界市場上,貨幣才充分地作為這樣一種商品起作用,這種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時就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實現形式。貨幣的存在方式與貨幣的概念相適合了。

  在國內流通領域內,只能有一種商品充當價值尺度,從而充當貨幣。在世界市場上,占統治地位的是雙重價值尺度,即金和銀。

 

  世界貨幣執行一般支付手段的職能、一般購買手段的職能和一般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的職能。它的最主要的職能,是作為支付手段平衡國際貿易差額。由此產生重商主義體系的口號——貿易差額!金銀充當國際購買手段,主要是在各國間通常的物質變換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壞的時候。最后,它們充當財富的絕對社會化身是在這樣的場合:不是要買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財富從一個

 

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同時,商品市場的行情或者要達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許這種轉移以商品形式實現。

  每個國家,為了國內流通,需要有準備金,為了世界市場的流通,也需要有準備金。因此,貨幣貯藏的職能,一部分來源于貨幣作為國內流通手段和國內支付手段的職能,一部分來源于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在后一種職能上,始終需要實在的貨幣商品,真實的金和銀。因此,詹姆斯·斯圖亞特為了把金銀和它們的僅僅是地方的代表區別開來,就明確地指出金銀的特征是世界貨幣。

  金銀的流動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銀從產地分散到整個世界市場,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為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所吸收,以便進入國內流通渠道,補償磨損了的金銀鑄幣,供給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為貯藏貨幣。這第一種運動是以實現在商品上的一國勞動和實現在貴金屬上的金銀出產國的勞動之間的直接交換為媒介

 

的。另一方面,金銀又不斷往返于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之間,這是一個隨著匯率的不斷變化而產生的運動。

  資產階級生產發達的國家把大量集中在銀行準備庫內的貯藏貨幣,限制在它執行各種特殊職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內。【一旦加上兌換銀行券的基金的職能,這些不同的職能彼此就會發生危險的沖突。馬克思在這里似乎預料到了年后國際貨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除了某些例外,如果準備庫內的貨幣貯藏大大超過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滯了,或者商品形態變化的流動中斷了。

 

 

第四章

貨幣轉化為資本

、資本的總公式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即貿易,是資本產生的歷史前提。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

  如果撇開商品流通的物質內容,撇開各種使用價值的交換,只考察這一過程所造成的經濟形式,我們就會發現,貨幣是這一過程的最后產物。商品流通的這個最后產物是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

  資本在歷史上起初到處是以貨幣形式,作為貨幣財產,作為商人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與地產相對立。然而,為了認識貨幣是

 

資本的最初的表現形式,不必回顧資本產生的歷史。這個歷史每天都在我們眼前重演。現在每一個新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舞臺上,也就是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就轉化為資本。

  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的區別,首先只是在于它們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 ,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再轉化為商品,為買而賣。但除這一形式外,我們還看到具有不同特點的另一形式 ,貨幣轉化為商品,商品再轉化為貨幣,為賣而買。在運動中通過后一種流通的貨幣轉化為資本,成為資本,而且按它的使命來說,已經是資本。

  現在我們較仔細地研究一下 這個流通。和簡單商品流通一樣,它也經過兩個對立階段。在第一階段 (買)上,貨幣轉化為商品。在第二階段 (賣)上,商品再轉化為貨幣。這兩個階段的統一是一個總運動:貨幣和商品交換,同一商品再和貨幣交換,即為賣商品而買商品;如果不管買和賣的形式上的區別,那就是用貨幣購買商品,又用商品購買貨幣。整個過程的結果,是貨幣和貨幣交換, 。假如我用鎊買進磅棉花,然后又把這磅棉花按鎊賣出,結果我就是用鎊交換鎊,用貨幣交換貨幣。

  很清楚,假如 這個流通過程只是兜個圈子,是同樣

 

大的貨幣價值相交換,比如說,鎊和鎊交換,那末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另一方面,不論商人把他用鎊買來的棉花賣鎊,還是鎊,甚至只是鎊,他的貨幣總是經過一種獨特和新奇的運動,這種運動根本不同于貨幣在簡單商品流通中的運動,例如在農民手中的運動——出售谷物,又用賣得的貨幣購買衣服。因此,首先我們應該說明 這兩種循環的形式上的區別。這樣,隱藏在這種形式上的區別后面的內容上的區別同時也就暴露出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種形式的共同點。

  這兩種循環都分成同樣兩個對立階段: (賣)和 (買)。在其中每一個階段上,都是同樣的兩個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貨幣互相對立,都是扮演同樣兩種經濟角色的兩個人即買者和賣者互相對立。這兩個循環的每一個都是同樣兩個對立階段的統一,這種統一在這兩種情形下都是通過三個當事人的登場而實現的:一個只是賣,一個只是買,一個既買又賣。

  但是, 這兩個循環從一開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樣兩個對立的流通階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簡單商品流通以賣開始,以買結束;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以買開始,以賣結束。作為運動的起點和終點的,在前一場合是商品,在后一場合是貨幣。在整個過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貨幣,在后一形式是商品。

  在 這個流通中,貨幣最后轉化為充當使用價值的商品。于是,貨幣就最終花掉了。而在 這個相反的形

 

式中,買者支出貨幣,卻是為了作為賣者收入貨幣。他購買商品,把貨幣投入流通,是為了通過出賣這同一商品,從流通中再取回貨幣。他拿出貨幣時,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貨幣只是被預付出去。

  在 形式中,同一塊貨幣兩次變換位置。賣者從買者那里得到貨幣,又把它付給另一個賣者。整個過程以交出商品收入貨幣開始,以交出貨幣得到商品告終。在 形式中,情形則相反。在這里,兩次變換位置的,不是同一塊貨幣,而是同一件商品。買者從賣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個買者手里。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同一塊貨幣的兩次變換位置,使貨幣從一個人手里最終轉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在這里,同一件商品的兩次變換位置,則使貨幣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點。

  貨幣流回到它的起點同商品是否賤買貴賣沒有關系。后者只影響流回的貨幣額的大小。只要買進的商品再被賣掉,就是說,只要 的循環全部完成,就發生貨幣流回的現象。可見,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和單純作為貨幣的貨幣的流通之間,存在著可以感覺到的區別。這就是說,從職業貿易的出現,貨幣就開始轉化為資本了。

  一旦出賣一種商品所得到的貨幣又被用去購買另一種商品, 的循環就全部結束。如果貨幣又流回起點,那只是由于整個過程的更新或重復。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賣了鎊,然后用這鎊買了衣服,對我來說,這鎊就是最終花掉了。我和這鎊再沒有任何關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賣了一夸特谷

 

物,貨幣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結果,而只是這一交易方式重復的結果。一旦我結束了這第二次交易,又買了東西,貨幣就又離開我。因此,在 這個流通中,貨幣的支出和貨幣的流回沒有任何關系。相反,在 中,貨幣的流回是由貨幣支出的性質本身決定的。沒有這種流回,活動就失敗了,或者過程就中斷而沒有完成,因為它的第二階段,即作為買的補充和完成的賣沒有實現。

  在 循環中,始極是一種商品,終極是另一種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轉入消費。因此,這一循環的最終目的是消費,是滿足需要,總之,是使用價值。相反, 循環是從貨幣一極出發,最后又同一極。因此,這一循環的動機和決定目的是交換價值本身。

  在簡單商品流通中,兩極具有同樣的經濟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價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們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如谷物和衣服。在這里,產品交換,體現著社會勞動的不同物質的交換,是運動的內容。 這個流通則不同。乍一看來,它似乎是無內容的,因為是同義反復。兩極具有同樣的經濟形式。二者都是貨幣,從而不是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因為貨幣正是商品的轉化形式,在這個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價值都已消失。先用鎊交換成棉花,然后又用這些棉花交換成鎊,就是說,貨幣兜了一個圈子又交換成貨幣,同樣的東西又交換成同樣的東西。這似乎是一種既無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動。一個貨幣額和另一個

 

貨幣額只能有量的區別。因此, 過程所以有內容,不是因為兩極有質的區別(二者都是貨幣),而只是因為它們有量的不同。最后從流通中取出的貨幣,多于起初投入的貨幣。例如,用鎊買的棉花賣鎊+鎊,即鎊。因此,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 '。其中的 ' +△ ,即等于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并不總是與剝削聯系在一起。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

  誠然,在 中,兩極 ,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價值量。農民賣谷物的價錢可能高于谷物的價值,或者他買衣服的價錢可能低于衣服的價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騙。但是這種價值上的差異,對這種流通形式本身來說完全是偶然的。即使這種流通形式的兩極(如谷物和衣服)是等價的,它也絲毫不會象 過程一樣喪失自己的意義。在這里,兩

 

極的價值相等倒可以說是這種流通形式正常進行的條件。也可以看成取數學期望(求平均)的結果。

  為買而賣的過程的重復或更新,與這一過程本身一樣,以達到這一過程以外的最終目的,即消費或滿足一定的需要為限。相反,在為賣而買的過程中,開端和終結是一樣的,都是貨幣,都是交換價值,單是由于這一點,這種運動就已經是沒有止境的了。深刻!誠然, 變成了 +△ ,鎊變成了鎊+鎊。但是單從質的方面來看,鎊和鎊一樣,都是貨幣。而從量的方面來看,鎊和鎊一樣,都是有限的價值額。如果把這鎊當作貨幣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為資本。如果把它從流通中取出來,那它就凝固為貯藏貨幣,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增加分毫。因此,如果問題是要使價值增殖,那末鎊和鎊一樣,也需要增殖,因為二者都是交換價值的有限的表現,從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過量的增大以接近絕對的富。不錯,原預付價值鎊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價值鎊在一瞬間是有區別的,但這個區別馬上又消失了。過程終了時,不是鎊原價值在一邊,鎊剩余價值在另一邊。得到的結果是一個鎊的價值。這個價值和原先的鎊一樣,也完全適宜于開始價值增殖過程。貨幣在運動終結時又成為運動的開端。【“資本……分為原有資本和利潤,即資本……所獲得的增殖,雖然實踐立刻又將這種利潤加到資本上,并把它和資本一起投入周轉中。”(弗·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載于阿爾諾德·盧格和卡爾·馬克思編的《德法年鑒》年巴黎版第頁)】因此,每一次為賣而買所完成的循環的終結,自然成為新循環的開始。簡單商品流通——為買而賣——是達到流通以外的最終目的,占有使用價值,滿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為資本的貨幣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為只是在

 

這個不斷更新的運動中才有價值的增殖。因此,資本的運動是沒有限度的。【亞里士多德拿經濟同貨殖作對比。他從經濟出發。經濟作為一種謀生術,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對家庭或國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財富就是由這樣的使用價值構成的;因為滿足優裕生活所必需的這類財產的量不是無限的。但是還有另一種謀生術,把它叫做貨殖是很適當、很貼切的。由于貨殖,財富和財產的界限看來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按其性質來說不屬于貨殖范圍,因為在這里,交換只限于他們自己<買者和賣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說,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換,但是隨著它的擴大,必然產生貨幣。隨著貨幣的發明,物物交換必然發展成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貨殖,成了賺錢術。貨殖與經濟的區別是:“對貨殖來說,流通是財富的源泉。貨殖似乎是圍繞著貨幣轉,因為貨幣是這種交換的起點和終點。因此,貨殖所追求的財富也是無限的。一種技術,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當手段,而是充當最終目的,它的要求就是無限的,因為它總想更加接近這個目的;而那種只是追求達到目的的手段的技術,就不是無限的,因為目的本身已給這種技術規定了界限。貨殖則和前一種技術一樣,它的目的也是沒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絕對的致富。有界限的是經濟而不是貨殖……前者的目的是與貨幣本身不同的東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貨幣……由于把這兩種難以分清的形式混為一談,有人就以為,無限地保存和增加貨幣是經濟的最終目的。”(散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貝克爾編,第篇第、章)不愧為古代圣賢。或許應當明確地區分經濟學與資本學。】

  作為這一運動的有意識的承擔者,貨幣所有者變成了資本家。他這個人,或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和復歸點。這種流通的客觀內容——價值增殖——是他的主觀目的;只有在越來越多地占有抽象財富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動機時,他才作為資本家或作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執行職能。因此,絕不能把使用價值看作資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

 

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種絕對的致富欲,這種價值追逐狂【“這種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潤的狂熱,這種可詛咒的求金欲,始終左右著資本家。”這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所謂的“有恒產者有恒心”。(麥克庫洛赫《政治經濟學原理》年倫敦版第頁)當然,這種見解并不妨礙麥克庫洛赫之流,在理論上陷入困境的情況下,例如在考察生產過剩問題時,還是把資本家變成了善良的市民,好象他關心的只是使用價值,好象他真正象狼一般貪求的,只是皮靴、帽子、雞蛋、印花布以及其他各種極為平常的使用價值。】,是資本家和貨幣貯藏者所共有的,不過貨幣貯藏者是發狂的資本家,資本家是理智的貨幣貯藏者。貨幣貯藏者竭力把貨幣從流通中拯救出來,以謀求價值的無休止的增殖,而精明的資本家不斷地把貨幣重新投入流通,卻達到了這一目的。

  商品的價值在簡單流通中所采取的獨立形式,即貨幣形式,只是充當商品交換的媒介,運動一結束就消失。相反,在 流通中,商品和貨幣這二者僅僅是價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貨幣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說只是化了裝的存在方式。價值不斷地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在這個運動中永不消失,從而變成一個自動的主體。如果把增殖中的價值在其生活的循環中交替采取的各種特殊表現形式固定下來,就得

 

出這樣的說明:資本是貨幣,資本是商品。但是實際上,價值在這里已經成為一個過程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它不斷地交替采取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改變著自己的量,作為剩余價值同作為原價值的自身分出來,自行增殖著。既然它生出剩余價值的運動是它自身的運動,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獲得創造價值的奇能,是因為它是價值。它會產仔,或者說,它至少會生金蛋。

  價值時而采取時而拋棄貨幣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時又在這種變換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擴大自己;價值作為這一過程的擴張著的主體,首先需要一個獨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確定下來。它只有在貨幣上才具有這種形式。因此,貨幣是每個價值增殖過程的起點和終點。它以前是鎊,現在是鎊,等等。但貨幣本身在這里只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因為價值有兩種形式。貨幣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為資本。因此,貨幣在這里不象在貨幣貯藏的情況下那樣,與商品勢不兩立。資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們多么難看,多么難聞,在信仰上和事實上都是貨幣,是行過內部割禮的猶太人,并且是把貨幣變成更多的貨幣的奇妙手段。

  在簡單流通中,商品的價值在與商品的使用價值的對立中,至多取得了獨立的貨幣形式,而在這里,商品的價值突然表現為一個處在過程中的、自行運動的實體,商品和貨幣只是這一實體的兩種形式。不僅如此。現在,它不是表示商品關系,而可以說同它自身發生私自關系。它作為原價值同作為剩余價值的自身區別開來,作為圣父同作為圣子的自身區別開來,而二者年齡相同,實際上只

 

是一個人。這是因為預付的鎊只是由于有了鎊剩余價值才成為資本,而它一旦成為資本,一旦生了兒子,并由于有了兒子而生了父親,二者的區別又馬上消失,合為一體——鎊。

  因此,價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價值,成了處于過程中的貨幣,從而也就成了資本。它離開流通,又進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擴大自己,擴大以后又從流通中來,并且不斷重新開始同樣的循環。 ',生出貨幣的貨幣,——資本的最初解釋者重商主義者就是這樣來描繪資本的。

  為賣而買,或者說得完整些,為了貴賣而買,即 ',似乎只是一種資本即商人資本所特有的形式。但產業資本也是這樣一種貨幣,它轉化為商品,然后通過商品的出售再轉化為更多的貨幣。在買和賣的間歇,即在流通領域以外發生的行為,絲毫不會改變這種運動形式。最后,在生息資本的場合, '的流通簡化地表現為沒有中介的結果,表現為一種簡練的形式, ',表現為等于更多貨幣的貨幣,比本身價值更大的價值。

  因此, '事實上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的總公式。

、總公式的矛盾

  貨幣羽化為資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闡明的所有關于商品、價值、貨幣和流通本身的性質的規律相矛盾的。它和簡單商品流

 

通不同的地方,在于同樣兩個對立過程(賣和買)的次序相反。但這種純粹形式上的區別,是用什么魔法使這一過程的性質改變的呢?

  不僅如此。在互相進行交易的三個同行中間,只是對其中一個人來說,次序才是顛倒過來了。作為資本家,我從 手里購買商品,再把商品賣給 ;作為簡單的商品所有者,我把商品賣給 ,然后從 手里購買商品。對 這兩個同行來說,這個區別是不存在的。他們只是作為商品的買者或賣者出現。我自己也總是作為簡單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作為買者或賣者與他們相對立。在這兩個序列中,對于一個人我只是買者,對于另一個人我只是賣者;對于一個人我只是貨幣,對于另一個人我只是商品,不論對于這兩個人中的哪一個,我都不是資本,不是資本家,不是比貨幣或商品更多的什么東西的代表,或者能起貨幣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作用的東西的代表。對我來說,向 購買商品和把商品賣給 ,構成一個序列。但是這兩個行為之間的聯系,只有對我來說才是存在的。 并不關心我同 的交易, 并不關心我同 的交易。假如我想向他們說明我把交易的序列顛倒過來而作出的特殊功績,他們就會向我指出,是我把序列本身弄錯了,整個交易不是由買開始和由賣結束,而是相反,由賣開始和由買結束。實際上,我的第一個行為買,在 看來是賣,我的第二個行為賣,在 看來是買。 并不滿足于這一點,他們還會說,這整個序列是多余的,是耍把戲。 可以直接把商品賣給 可以直接向 購買商品。這樣,整個交易就縮短為普通商品流通的一個單方面的行為:從 看來只是賣,從 看來只是買。可見,我們把序列顛倒過來,并沒有越出簡單商品流通領域,相反,我們倒應該看一看:這個領域按其性質來說,是否允許進入這一領域的價值發生增殖,從

 

而允許剩余價值的形成。

  我們拿表現為單純的商品交換的流通過程來說。在兩個商品所有者彼此購買對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結算債務差額時,流通過程總是表現為單純的商品交換。在這里,貨幣充當計算貨幣,它把商品的價值表現為商品價格,但不是用它的物體同商品本身相對立。就使用價值來看,交換雙方顯然都能得到好處。雙方都是讓渡對自己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處可能不止是這一點。賣葡萄酒買谷物的 ,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大概會比種植谷物的 釀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種植谷物的 ,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大概會比釀酒的 生產出更多的谷物。可見,與兩人不進行交換而各自都不得不為自己生產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樣的交換價值, 能得到更多的谷物, 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這里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原理正在今天的國際貿易學的課堂上講授著,盡管比較優勢原理作為國際貿易原則就快過時了。因此,就使用價值來看,可以說,“交換是雙方都得到好處的交易”。就交換價值來看,情況就不同了。

  “一個有許多葡萄酒而沒有谷物的人,同一個有許多谷物而沒有葡萄酒的人進行交易,在他們之間,價值的小麥和價值的葡萄酒相交換了。這種交換不論對哪一方來說都不是交換價值的增多,因為每一方通過這次行為得到的價值,是和他在交換以前握有的價值相等的。”【里維埃爾的邁爾西埃《政治社會天然固有的秩序》第頁。】

  貨幣作為流通手段出現在商品之間,以及買和賣的行為明顯地分離開來,這對事情毫無影響。商品的價值在商品進入流通以

 

前就表現為商品價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結果。【“不是契約當事人決定價值;價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經決定了。”(列特隆《論社會利益》第頁)】現代西方經濟學為了否定剩余價值學說,干脆把價值學說也拋棄了。從而在他們那里,商品的價值只好是流通的結果,是供求雙方在交換過程中,通過一種不知哪來的默契所達成的供求均衡決定的。

  如果抽象地來考察,就是說,把不是從簡單商品流通的內在規律中產生的情況撇開,那末,在這種流通中發生的,除了一種使用價值被另一種使用價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態變化,即商品的單純形式變換。同一價值,即同量的物化社會勞動,在同一個商品所有者手里,起初表現為他的商品的形式,然后是該商品轉化成的貨幣的形式,最后是由這一貨幣再轉化成的商品的形式。這種形式變換并不包含價值量的改變。商品價值本身在這一過程中所經歷的變化,只限于它的貨幣形式的變化。起初,這個貨幣形式是待售商品的價格,然后是在價格中已經表現出來的貨幣額,最后是等價商品的價格。這種形式變換,象一張鎊的鈔票換成若干索維林、若干半索維林和若干先令一樣,本身并不包含價值量的改變。因此,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價值的形式變換來說,在現象純粹地進行的情況下,就只引起等價物的交換。連根本不懂什么是價值的庸俗經濟學,每當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來純粹地觀察現象的時候,也都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說,假定供求的影響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就使用價值來看,交換雙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換價值上,雙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說,在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沒有利益可言。”誠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價值相偏離的價格出售,但這種偏離是一種違反商品交換規律的現象。商

 

品交換就其純粹形態來說是等價物的交換,因此,不是增大價值的手段。

  因此,那些試圖把商品流通說成是剩余價值的源泉的人,其實大多是弄混了,是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混淆了。例如,孔狄亞克說:

  “認為在商品交換中是等量的價值相交換,那是錯誤的。恰恰相反,當事人雙方總是用較小的價值去換取較大的價值……如果真的總是等量的價值交換,那任何一方都不會得到利益。但雙方都得到利益,或都應該得到利益。為什么呢?物的價值只在于物和我們的需要的關系。某物對一個人來說是多了,對另一人來說則不夠,或者相反……不能設想,我們會把自己消費所必需的物拿去賣……我們是要把自己用不著的東西拿去賣,以取得自己需要的東西;我們是要以少換多……人們自然會認為,只要每個被交換的物在價值上等于同一貨幣量,那就是等量的價值交換等量的價值……但還必須考慮到另一方面;試問:我們雙方不是都用剩余物來交換需要物嗎?”

  我們看到,孔狄亞克不但把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混在一起,而且十分幼稚地把商品生產發達的社會硬說成是這樣一種狀態:生產者自己生產自己的生存資料,而只把滿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額即剩余物投入流通。然而,孔狄亞克的論據卻經常為現代經濟

 

學家所重復,當他們要說明商品交換的發達形式即貿易會產生剩余價值的時候,更是如此。例如,有人說:

  “貿易使產品增添價值,因為同一產品在消費者手里比在生產者手里具有更大的價值,因此,嚴格說來,貿易應看作是一種生產活動。”

  但是,人們購買商品不是付兩次錢:一次是為了它的使用價值,一次是為了它的價值。如果說商品的使用價值對買者比對賣者更有用,那末商品的貨幣形式對賣者比對買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賣商品呢?因此,我們同樣也可以說,例如,買者把商人的襪子變成貨幣,嚴格說來,就是完成一種“生產活動”。深刻!這一思路可以拿來抨擊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消費者剩余論。

  假如互相交換的是交換價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換價值相等的商品和貨幣,就是說,是等價物,那末很明顯,任何人從流通中取出的價值,都不會大于他投入流通的價值。在這種情形下,就不會有剩余價值形成。商品的流通過程就其純粹的形式來說,要求等價物的交換。但是在實際上,事情并不是純粹地進行的。因此,我們假定是非等價物的交換。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場上,只是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對立,他們彼此行使的權力只是他們商品的權力。商品的物質區別是交換的物質動機,它使商品所有者互相依賴,因為他們雙方都沒有他們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別人需要的物品。除使用價值上的這種物質區別以外,商品之間就只有一種區別,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轉化形式之間的區別,商品和貨幣之間的區別。因此,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區別,只不過是賣者即商品所有者和買者即貨幣所有者之間的區別。

 

  假定賣者享有某種無法說明的特權,可以高于商品價值出賣商品,把價值的商品賣,即在名義上加價%。這樣,賣者就得到剩余價值。但是,他當了賣者以后,又成為買者。現在第三個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貴賣%的特權。我們那位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賺得了,但是作為買者要失去。【“靠提高產品的名義價值……賣者不會致富……因為他們作為賣者所得的利益,在他們作為買者時又如數付出。”([約·格雷]《國民財富基本原理的說明》年倫敦版第頁)】實際上,整個事情的結果是,全體商品所有者都高于商品價值%互相出賣商品,這與他們把商品按其價值出售完全一樣。商品的這種名義上的普遍加價,其結果就象例如用銀代替金來計量商品價值一樣。商品的貨幣名稱即價格上漲了,但商品間的價值比例仍然不變。今天有人認為,提高物價能夠刺激經濟發展。

  我們再反過來,假定買者享有某種特權,可以低于商品價值購買商品。在這里,不用說,買者還要成為賣者。他在成為買者以前,就曾經是賣者。他在作為買者賺得%以前,就已經作為賣者失去了%。結果一切照舊。

  因此,剩余價值的形成,從而貨幣的轉化為資本,既不能用賣者高于商品價值出賣商品來說明,也不能用買者低于商品價值購買商品來說明。

 

  即使偷偷加進一些不相干的東西,如象托倫斯上校那樣,問題也絕不會變簡單些。這位上校說: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費者通過直接的或間接的交換能夠和愿意〈!〉付給商品的部分,大于生產它們時所耗費的資本的一切組成部分。”

  在流通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只是作為賣者和買者相對立。說生產者得到剩余價值是由于消費者付的錢超過了商品的價值,那不過是把商品所有者作為賣者享有貴賣的特權這個簡單的命題加以偽裝罷了。賣者自己生產了某種商品,或代表它的生產者,同樣,買者也是自己生產了某種已體現為貨幣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產者。因此,是生產者和生產者相對立。他們的區別在于,一個是買,一個是賣。商品所有者在生產者的名義下高于商品價值出賣商品,在消費者的名義下對商品付出高價,這并不能使我們前進一步。【“利潤由消費者支付這種想法顯然是十分荒謬的。消費者又是誰呢?”(喬·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年愛丁堡版第頁)】這類并不使人前進的偽裝,在現代庸俗經濟學中并不少見。另外,如果大家都是消費者,那么現代庸俗經濟學中的消費者剩余又有什么意義呢?

  因此,堅持剩余價值來源于名義上的加價或賣者享有貴賣商品的特權這一錯覺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個只買不賣,從而只消費不生產的階級。從我們上面達到的觀點來看,即從簡單流通的觀點來看,還不能說明存在著這樣一個階級。但是,我們先假定有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不斷用來購買的貨幣,必然是不斷地、不經過交換、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種權利或暴力,從那些商品所有者手里流到這個階級手里的。把商品高于價值賣給這個階級,不過是

 

騙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貨幣罷了。例如,小亞細亞的城市每年向古羅馬繳納貢款,就是如此。羅馬則用這些貨幣購買小亞細亞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價購買。小亞細亞人通過貿易從征服者手里騙回一部分貢款,從而欺騙了羅馬人。但是,吃虧的還是小亞細亞人。他們的商品仍舊是用他們自己的貨幣支付的。這決不是發財致富或創造剩余價值的方法。

  所以,我們還是留在賣者也是買者、買者也是賣者的商品交換范圍內吧。我們陷入困境,也許是因為我們只把人理解為人格化的范疇,而不是理解為個人。

  商品所有者 可能非常狡猾,總是使他的同行 受騙,而 無論如何也報復不了。 把價值鎊的葡萄酒賣給 ,換回價值鎊的谷物。 把自己的鎊變成了鎊,把較少的貨幣變成了較多的貨幣,把自己的商品變成了資本。我們仔細地來看一下。在交換以前, 手中有價值鎊的葡萄酒, 手中有價值鎊的谷物,總價值是鎊。在交換以后,總價值還是鎊。流通中的價值沒有增大一個原子,只是它在 之間的分配改變了。一方的剩余價值,是另一方的不足價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減少。如果 不用交換形式作掩飾,而直接從 那里偷去鎊,也會發生同樣的變化。顯然,流通中的價值總量不管其分配情況怎樣變化都不會增大,正象一個猶太人把安女王時代的一法尋當作一基尼來賣,不會使本國的貴金屬量增大一樣。一個國

 

家的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發財致富。

  可見,無論怎樣顛來倒去,結果都是一樣。如果是等價物交換,不產生剩余價值;如果是非等價物交換,也不產生剩余價值。流通或商品交換不創造價值。但參與價值的分配。

  由此可以了解,為什么我們在分析資本的基本形式,分析決定現代社會的經濟組織的資本形式時,開始根本不提資本的常見的、所謂洪水期前的形態,即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的形式,為貴賣而買,在真正的商業資本中表現得最純粹。另一方面,它的整個運動是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但是,既然不能從流通本身來說明貨幣轉化為資本,說明剩余價值的形成,所以只要是等價物相交換,商業資本看來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不變的等價物支配下,貿易是不可能的。”(喬·奧普戴克《論政治經濟學》年紐約版第頁到頁)“實際價值和交換價值間的差別就在于物品的價值不等于人們在買賣中給予它的那個所謂等價物,就是說,這個等價物并不是等價物。”(弗·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載于阿爾諾德·盧格和卡爾·馬克思編的《德法年鑒》年巴黎版第、頁)】

 

因而,商業資本只能這樣來解釋:寄生在購買的商品生產者和售賣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商人對他們雙方進行欺騙。富蘭克林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戰爭是掠奪,商業是欺騙。”如果不是單純用對商品生產者的欺騙來說明商業資本的增殖,那就必須舉出一長串的中間環節,但是在這里,商品流通及其簡單要素是我們唯一的前提,因此這些環節還完全不存在。

  關于商業資本所說的一切,更加適用于高利貸資本。在商業資本中,兩極,即投入市場的貨幣和從市場取出的增大的貨幣,至少還以買和賣,以流通運動為媒介。在高利貸資本中, '形式簡化成沒有媒介的兩極 ',即交換成更多貨幣的貨幣。這種形式是和貨幣的性質相矛盾的,因而從商品交換的角度是無法解釋的。所以,亞里士多德說:

  “貨殖有兩種,一種屬于商業方面,一種屬于經濟方面。后者是必要的,值得稱贊的,前者以流通為基礎,理應受到譴責(因為它不以自然為基礎,而以互相欺騙為基礎)。所以,高利貸受人憎恨完全理所當然,因為在這里,貨幣本身成為贏利的源泉,沒有用于發明它的時候的用途。貨幣是為商品交換而產生的,但利息卻使貨幣生出更多的貨幣。它的名稱〈利息和利子〉就是由此而來的。利子和母財是相像的。但利息是貨幣生出的貨幣,因此在所有的贏利部門中,這個部門是最違反自然的。”

  在我們研究的進程中,我們將會發現,生息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時會看到,為什么它們在歷史上的出現早于資本的現代基本形式。

  上面已經說明,剩余價值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因此,在剩余價

 

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種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況發生在流通的背后。【“在通常的市場條件下,利潤不是由交換產生的。如果利潤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末,在這種交易以后也不會有。”(拉姆賽《論財富的分配》第頁)】但是,剩余價值能不能從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產生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關系的總和。在流通以外,商品所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發生關系。就商品的價值來說,這種關系只是:他的商品包含著他自己的、按一定社會規律計量的勞動量。這個勞動量表現為他的商品的價值量,而價值量是表現在計算貨幣上的,因此勞動量就表現為一個價格,例如鎊。但是,他的勞動不能表現為商品的價值和超過這個商品本身價值而形成的余額,不能表現為等于鎊又等于鎊的價格,不能表現為一個大于自身價值的價值。商品所有者能夠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價值,但是不能創造進行增殖的價值。他能夠通過新的勞動給原有價值添加新價值,從而使商品的價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這樣。這時,同一個材料由于包含了更大的勞動量,也就有了更大的價值。因此,皮靴的價值大于皮子的價值,但是皮子的價值仍然和從前一樣。它沒有增殖,沒有在制作皮靴時添加剩余價值。可見,商品生產者在流通領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所有者接觸,就不能使價值增殖,從而使貨幣或商品轉化為資本。

  因此,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哲人式的經濟學家才能寫出這樣的話。

  這樣,就得到一個雙重的結果。

  貨幣轉化為資本,必須根據商品交換的內在規律來加以說明,

 

因此等價物的交換應該是起點。【根據以上說明,讀者可以知道,這里的意思不過是:即使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相等,資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資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價格與商品價值的偏離來說明。假如價格確實與價值相偏離,那就必須首先把前者還原為后者,就是說,把這種情況當作偶然情況撇開,這樣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換為基礎的資本形成的純粹現象,才能在考察這個現象時,不致被那些起干擾作用的、與真正的過程不相干的從屬情況所迷惑。而且我們知道,這種還原決不單純是一種科學的手續。市場價格的不斷波動,即它的漲落,會互相補償,彼此抵銷,并且還原為平均價格,而平均價格是市場價格的內在規則。這個規則是從事一切需要較長時間經營的企業的商人或工業家的指南。所以他們知道,就整個一段較長的時期來看,商品實際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價格,而是按照平均價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開利害得失來考慮問題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話,他們就應該這樣提出資本形成的問題:既然價格是由平均價格即歸根到底是由商品的價值來調節的,那末資本怎么會產生呢?我說“歸根到底”,是因為平均價格并不象亞·斯密、李嘉圖等人所認為的那樣,直接與商品的價值量相一致。馬克思在這里教我們,怎樣去科學地而非隨意地設立經濟學研究的假設前提。】我們那位還只是資本家幼蟲的貨幣所有者,必須按商品的價值購買商品,按商品的價值出賣商品,但他在過程終了時必須取出比他投入的價值更大的價值。他變為蝴蝶,必須在流通領域中,又必須不在流通領域中。這就是問題的條件。這里是羅陀斯,就在這里跳罷!

、勞動力的買和賣

  要轉化為資本的貨幣的價值變化,不可能發生在這個貨幣本身上,因為貨幣作為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實現它所購買或所支付的商品的價格,而它如果停滯在自己原來的形式上,它就凝固為價值量不變的化石了。同樣,在流通的第二個行為即商品的

 

再度出賣上,也不可能發生這種變化,因為這一行為只是使商品從自然形式再轉化為貨幣形式。因此,這種變化必定發生在第一個行為 中所購買的商品上,但不是發生在這種商品的價值上,因為互相交換的是等價物,商品是按它的價值支付的。因此,這種變化只能從這種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即從這種商品的使用上產生。要從商品的使用上取得價值,我們的貨幣所有者就必須幸運地在流通領域內即在市場上發現這樣一種商品,它的使用價值本身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特殊屬性,因此,它的實際使用本身就是勞動的物化,從而是價值的創造。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了這種特殊商品,這就是勞動能力或勞動力。

  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

  但是,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必須存在各種條件。商品交換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質所產生的從屬關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從屬關系。在這種前提下,勞動力只有而且只是因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勞動力的人當作商品出售或出賣,才能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勞動力所有者要把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他就必須能夠支配它,從而必須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勞動力所有者和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相遇,彼此作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所不同的只是一個是買者,一個是賣者,因此雙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這種關系要保持下去,勞動力所有者就必須始終把勞動力只出賣

 

一定時間,因為他要是把勞動力一下子全部賣光,他就出賣了自己,就從自由人變成奴隸,從商品所有者變成商品。他作為人,必須總是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財產,從而當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必須始終讓買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內暫時支配他的勞動力,使用他的勞動力,就是說,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也是一種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今天在中國的一些地方,勞動者并沒有自己勞動力的所有權。這個所有權被掌管他的檔案的單位所擁有。實際上,這種單位最多只應擁有該勞動者一段時間內的勞動力的使用權。考慮到公有制的性質,這個所有權即使不歸勞動者個人所有,也應當歸全社會所有。因此,勞動者應當有在全社會的范圍內轉讓勞動力的使用權的自由。

  貨幣所有者要在市場上找到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第二個基本條件就是:勞動力所有者沒有可能出賣有自己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體中的勞動力本身當作商品出賣。

  一個人要出賣與他的勞動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須占有生產資料,如原料、勞動工具等等。沒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還需要有生活資料。任何人,即使是未來音樂的創作家,都不能靠未來的產品過活,也不能靠尚未生產好的使用價值過活。人從出現在地球舞臺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費,不管在他開始生產以前和在生產期間都是一樣。如果產品是作為商品生產的,

 

在它生產出來以后就必須賣掉,而且只有在賣掉以后,它才能滿足生產者的需要。除生產時間外,還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時間。

  可見,貨幣所有者要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就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的工人。這里所說的自由,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別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自由”的確常常與“一無所有”形影不離。

  為什么這個自由工人在流通領域中同貨幣所有者相遇,對這個問題貨幣所有者不感興趣。但他對可能減少或增加這種相遇的事情是很感興趣的,美國大亨及其仆從——美國政府一直對計劃生育耿耿于懷。他把勞動市場看作是商品市場的一個特殊部門。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也不感興趣。貨幣所有者是在實踐上把握著這個事實,我們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著這個事實。但是有一點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這種關系也是可以滅亡的。

  我們前面所考察的經濟范疇,也都帶有自己的歷史痕跡。產品成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歷史條件。要成為商品,產品就不應作為生產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資料來生產。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什么樣的狀態下,全部產品或至少大部分產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情況只有在一種十分特殊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但是這種研究不屬于商品分析的范圍。即使絕大多數產品直接用來滿足生產者自己的需要,沒有變成商品,從而社會生產過程按其廣度和深度來說還遠沒有為交換價值所控制,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夠產生。產品要表現

 

為商品,需要社會內部的分工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換中開始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分離已經完成。但是,這樣的發展階段是歷史上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貨幣,我們就會看到,貨幣是以商品交換發展到一定高度為前提的。貨幣的各種特殊形式,即單純的商品等價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貯藏貨幣和世界貨幣,按其中這種或那種職能的不同作用范圍和相對占優勢的情況,表示社會生產過程的極不相同的階段。但是根據經驗,不很發達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這些形式的形成。資本則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而單是這一歷史條件就包含著一部世界史。因此,資本一出現,就標志著社會生產過程的一個新時代。前面說的,為賣而買的職業貿易的出現,算不算資本的出現呢?如果不算,那就只好這樣解釋:為了能夠出售商品,個體勞動者也需要購買原材料,也可以看成是為賣而買,盡管這里不單純是流通過程,還包括生產過程,盡管這里沒有涉及上述意義上的資本。因此,如果職業貿易者除欺騙買賣雙方和付出長途販運的辛勞外,沒有雇傭自由工人,即使為賣而買,也不算資本的出現。一個比較好的做法是將這里的資本,稱為現代資本,以有別于以往的商業貿易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現在應該進一步考察這個特殊商品——勞動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勞動力也具有價值。這個價值是怎樣決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就勞動力代表價值來說,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會平均勞動。勞動力只是作為活的個體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勞動力的生產要

 

以活的個體的存在為前提。假設個體已經存在,勞動力的生產就是這個個體本身的再生產或維持。活的個體要維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因此,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可化為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或者說,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但是,勞動力只有表現出來才能實現,只有在勞動中才能發揮出來。而勞動力的發揮即勞動,耗費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經、腦等等,這些消耗必須重新得到補償。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古羅馬的斐力卡斯,作為管理人居于農業奴隸之首,但“由于勞動比奴隸輕,得到的報酬也比奴隸更微薄”(泰·蒙森《羅馬史》年版第頁)。今天一些勞動輕的管理人員(包括公務員)其收入卻比干重活的工人還多。當然,有一些管理人員提供了復雜的腦力勞動,其收入應當更高,但遠遠不是所有的管理人員都提供了復雜的腦力勞動。】勞動力所有者今天進行了勞動,他應當明天也能夠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重復同樣的過程。因此,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勞動者個體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由于一個國家的氣候和其他自然特點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正是由于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發展中國家的工資低,這一點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具有的一種競爭優勢,但決不是值得驕傲的優勢。但是,在一定的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平均范圍是一定的。

  勞動力所有者是會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斷出現在市場上(這是貨幣不斷轉化為資本的前提),勞動力的賣者就必須“象任何活的個體一樣,依靠繁殖使自己永遠延續下去”。因損耗和死亡

 

而退出市場的勞動力,至少要不斷由同樣數目的新勞動力來補充。因此,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總和,要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只有這樣,這種特殊商品所有者的種族才能在商品市場上永遠延續下去。

  要改變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就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隨著勞動力性質的復雜程度而不同。因此,這種教育費——對于普通勞動力來說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對于非普通勞動力來說,這種教育費雖然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只要勞動者受到了教育,那么他實際上就能用與未受教育的勞動者同樣的生活資料每天提供受到了教育的高級勞動力。

  勞動力的價值可以歸結為一定量生活資料的價值。因此,它也隨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即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量的改變而改變。

  一部分生活資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而每天都必須有新的補充。另一些生活資料,如衣服、家具等等,可以使用較長的時期,因而只是經過較長的時期才需要補充。有些商品要每天購買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購買或支付,還有些商品要每季度購買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這些支出的總和在例如一年當中怎樣分配,都必須由每天的平均收入來擔負。假如生產勞動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 ,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 ,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 ,其他等等,那末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 + + +其他等等)/。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這個

 

商品量包含小時社會勞動,那末每天物化在勞動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或者說,每天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是半個工作日。生產勞動力每天所需要的這個勞動量,構成勞動力的日價值,或每天再生產出的勞動力的價值。假定半天的社會平均勞動又表現為先令或塔勒的金量,那末塔勒就是相當于勞動力日價值的價格。如果勞動力所有者按每天塔勒出賣勞動力,勞動力的出售價格就等于勞動力的價值,而且根據我們的假定,只是一個假定一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轉化為資本的貨幣所有者是支付這個價值的。

  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勞動力的承擔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過程的那個商品量的價值,也就是維持身體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假如勞動力的價格降到這個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勞動力的價值以下,因為這樣一來,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但是,每種商品的價值都是由提供標準質量的該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

  認為這種由事物本性產生的勞動力的價值規定是粗暴的,并且象羅西那樣為之嘆息,那是一種極其廉價的感傷主義:

  “在考察勞動能力時,撇開生產過程中維持勞動的生存資料,那就是考察一種臆想的東西。誰談勞動,談勞動能力,同時也就是談工人和生存資料,工人和工資”。

  誰談勞動能力并不就是談勞動,正象談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談消化一樣。誰都知道,要有消化過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夠的。誰談勞動能力,誰就不會撇開維持勞動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生活資料的價值正是表現在勞動能力的價值上。勞動能力不賣出

 

去,對工人就毫無用處,就象旅館里沒有租出去的房間對旅館老板毫無用處一樣。不僅如此,工人就會感到一種殘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勞動能力的生產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資料,它的再生產又不斷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資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樣地發現:“勞動能力……不賣出去,就等于零。”

  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在買者和賣者締結契約時還沒有在實際上轉到買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價值一樣,它的價值在它進入流通以前就已確定,因為在勞動力的生產上已經耗費了一定量的社會勞動,但它的使用價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現中才實現。因此,力的讓渡和力的實際表現即力作為使用價值的存在,在時間上是互相分開的。但是,對于這類先通過出售而在形式上讓渡使用價值、后在實際上向買者轉讓使用價值的商品來說,買者的貨幣通常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一切國家里,給勞動力支付報酬,是在它按購買契約所規定的時間發揮作用以后,例如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處都是工人把勞動力的使用價值預付給資本家;工人在得到買者支付他的勞動力價格以前,就讓買者消費他的勞動力,因此,到處都是工人給資本家以信貸。這種信貸不是什么臆想,這不僅為貸方碰到資本家破產時失掉工資【施托爾希說,“工人貸出自己的勤勞”,但是——他又狡猾地補充說——他們除了會“失掉自己的工資,不冒任何風險……工人沒有付出任何物質的東西”。(施托爾希《政治經濟學教程》年彼得堡版第卷第、頁)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家連工人可能會失掉自己的工資的風險也不敢承認了。(見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中的某些注釋)】所證明,而且也為一系列遠

 

為經常的影響所證明。【舉個例子。在倫敦有兩種面包房:一種是按面包的全價出售的,一種是按低價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總數的/以上。(政府調查委員休·西·特里門希爾關于《面包工人的申訴的報告》年倫敦版第頁)這些按低價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幾乎無例外地都摻了明礬、肥皂、珍珠灰、白堊、得比郡石粉以及諸如此類的其他一些頗為可口的、富有營養的而又合乎衛生的成分。(見上述藍皮書和《年食物摻假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以及哈塞耳醫生《揭穿了的摻假行為》年倫敦第版)約翰·戈登爵士對年委員會說:“由于這種摻假,每天靠兩磅面包度日的窮人,現在實際上連/的養料都得不到,且不說這種摻假對他們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門希爾(《面包工人的申訴的報告》第頁)認為,“工人階級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摻假,可是還得去買明礬、石粉這一類東西,其原因就在于,對工人階級來說,“面包房或雜貨店愛給他們什么樣的面包,他們就得買什么樣的面包,這是必然的事情”。因為他們只是在勞動周的周末才得到報酬,所以,他們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星期消費的面包錢”。特里門希爾還引用了一些證詞:“眾所周知,用這種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為這種主顧做的。”“在英格蘭<特別是蘇格蘭>的許多農業區,工資是每兩周、甚至每一個月發一次。支付期這樣長,農業工人不得不賒購商品……他必須付出較高的價錢,他實際上已被賒賣東西給他的店鋪束縛住了。例如,在威爾茲的浩寧漢,每月發一次工資,工人購買一英石面粉要付先令便士,而在別的地方則只要先令便士。”(《公共衛生。樞密院衛生視察員第號報告》年版第頁)“年,佩斯里和基耳馬爾諾克<蘇格蘭西部>的手工印染工人,通過一次罷工迫使支付期從一個月縮短為兩周。”(《工廠視察員報告。年月日》第頁)英國許多煤礦主采取的方法可以說明,工人給資本家的信貸獲得了進一步的、奇妙的發展。按照這種方法,工人到月底才領工資,在這期間從資本家那里得到預支,而預支往往就是一些工人不得不高于市場價格支付的商品(實物工資制)。“煤礦主慣用的一種辦法就是,每月發一次工資,而在這一個月的每個周末給工人預支一次。預支是在店鋪進行的<這個店鋪就是老板自己開設的雜貨店>。工人在店鋪的這一邊拿到錢,在另一邊又把錢花掉。”明明是工人向資本家預支勞動力,預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卻變成了資本家向工人預支工錢。這個把戲在為資本家辯護的現代庸俗經濟學中也有體現。而且什么是預支呢?難道有人買了一箱酒,在他回家后把酒喝光之前就付了錢,也是預支嗎?(《童工調查委員會。第號報告》年倫敦版第頁第號)二十世紀六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可能對這里的例子,沒什么感觸。那時,馬克思的《資本論》倒是可以說過時了,正逢時的應當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著作。但是,今天,近一個半世紀前的英國例子,在中國正在重復地上演著。只要你有一個在小型私企打工的親朋并與他/她有來往,你就知道,我沒有虛言。即使沒有這樣的親朋,你也可以從報刊上看到,有的打工仔賣命地工作幾個月,不但沒有掙錢,反而欠老板的錢的事。如果說,今天社會主義的中國還有不如一個半世紀之前的資本主義英國的地方,那就是對于這些企業和工人的實際狀況,我們連個象樣的官方報告也沒有。《資本論》談何過時?!】但是,無論貨幣執行購買手段還是支付手段的職能,商品交換本身的性質并不因此發生變化。勞動力的價格已由契約確定下來,雖然它同房屋的出租價格一樣,要在以后才實現。勞動力已經賣出,雖然報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為了在純粹的形式上理解這種關系,我們暫且假定,勞動力所有者每次

 

出賣勞動力時就立即得到了契約所規定的價格。

  現在我們知道了,貨幣所有者付給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所有者的價值是怎樣決定的。貨幣所有者在交換中得到的使用價值,在勞動力的實際使用即消費過程中才表現出來。這個過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貨幣所有者在商品市場上買來并且按十足的價格支付的。這種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買賣,由于這些原料要在以后才由資本家雇傭的工人來生產地消費,從而其價值也算是資本家向原料的賣者預支的嗎?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就是商品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勞動力的消費,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費一樣,是在市場以外,或者說在流通領域以外進行的。因此,讓我們同貨幣所有者和勞動力所有者一道,離開這個嘈雜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領域,跟隨他們兩人進入門上掛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隱蔽的生產場所吧!在那里,不僅可以看到資本是怎樣進行生產的,還可以看到資本本身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賺錢的秘密最后一定會暴露出來。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現代庸俗經濟學所謂的“理性”,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一些中國“精英”正在向美國大亨及其仆從所乞討并妄圖加諸自己同胞身上的,正是這種“讓人家來鞣”的自由和人權。

 

 

第五章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

、勞動過程

  勞動力的使用就是勞動本身。勞動力的買者消費勞動力,就是叫勞動力的賣者勞動。勞動力的賣者也就由此在實際上成為按勞動力的買者的意愿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成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過在可能性上是工人。是沒有身份的人。據《北京青年報》“網絡版”年月日報道,那些持 簽證曾在硅谷工作的外國技術工人原本是來美國幫助解決勞動力短缺的,而如今經濟蕭條波及到硅谷,他們一夜之間就遭老板解雇。而當他們失業后,美國移民歸化局就將他們視為“無身份”的工人。這從理論上說,就是意味著他們必須卷起鋪蓋,打道回府了。不過鑒于今年受解雇的人數之多、規模之大,美國政府最近又出爾反爾,頒布了一個令人感到前后矛盾的文件,該文件稱那些失業的工人如果符合某些例外的規定并找到一家新的公司擔當他們簽證的擔保人,那么他們也許可能繼續留下來。但移民法禁止他們領取薪水,直到所有的文件經過冗長的程序進入移民歸化局那幫官僚們的手里。幾千名已被解雇的技術移民現在不得不徘徊在美國愈來愈暗淡的就業前景和卷鋪蓋回國之間。“他們處在地獄的邊緣。這是最不幸的折磨。”位于硅谷的移民支援網絡的阿馬爾·維達說。為了把自己的勞動表現在商品中,他必須首先把它表現在使用價值中,表現在能滿足某種需要的物中。因此,資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種特殊的使用價值,是一定的物品。雖然使用價值或財物的生產是為了資本家,并且是在資本家的監督下進行的,但是這并不改變這種生產的一般性質。所以,勞動過程首先要撇開各種特定的社會形式來加以考察。

  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

 

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自身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為了在對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質,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頭和手運動起來。當他通過這種運動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變自然時,也就同時改變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著的潛力發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在這里,我們不談最初的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現在,工人是作為他自己的勞動力的賣者出現在商品市場上。對于這種狀態來說,人類勞動尚未擺脫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狀態已經是太古時代的事了。我們要考察的是專屬于人的勞動。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但是這種服從不是孤立的行為。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之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出來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一直都在以“管理”的名義使用鞭子和餓死的威脅來加強這種意志。

  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

  土地(在經濟學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現成的生活資料供

 

給人類【“土地的自然產品,數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決于人,自然提供這點產品,正象給一個青年一點錢,使他走上勤勞致富的道路一樣。”(詹姆斯·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學原理》年都柏林版第卷第頁)少數人對土地及其自然產品的壟斷,就剝奪了多數人走上勤勞致富道路的本錢。進一步地,少數人對生產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壟斷也是如此。而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就在于對生產資料的壟斷。一個真正公平的社會,不在于讓所有的人平均分享所有人的勞動成果,因為那只會不公平地使一些人無償占有其他人的勞動成果,而在于它能給每個人以最初的生存和勞動之本,使他們不至于必須在別人的殘酷剝削下才能夠茍延殘喘。而這只有在生產資料不為私人所有的社會里才是可能的。】,它未經人的協助,就作為人類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過勞動只是同土地脫離直接聯系的東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例如從魚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離出來的即捕獲的魚,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樹木,從地下礦藏中開采的礦石。相反,已經被以前的勞動可以說濾過的勞動對象,我們稱為原料。例如,已經開采出來正在洗的礦石。一切原料都是勞動對象,但并非任何勞動對象都是原料。勞動對象只有在它已經通過勞動而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才是原料。

  勞動資料是勞動者置于自己和勞動對象之間、用來把自己的活動傳導到勞動對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綜合體。勞動者利用物的機械的、物理的和化學的屬性,以便把這些物當作發揮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勞動者直接掌握的東西,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資料(這里不談采集果實之類的現成的生活資料,在這種場合,勞動者身上的器官是唯一的勞動資料)。這樣,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的器官,他把這種器官加到他身體的器官上,不顧圣經的訓誡,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倉,也是他的原始的勞動資料庫。例如,他用來投、磨、壓、切等等的石塊就是土地供給的。土地本身是勞動資料,但是它在農業上要起勞動資料的作用,還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勞動資料和勞

 

動力的較高的發展為前提。一般說來,勞動過程只要稍有一點發展,就已經需要經過加工的勞動資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們發現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類歷史的初期,除了經過加工的石塊、木頭、骨頭和貝殼外,被馴服的,也就是被勞動改變的、被飼養的動物,也曾作為勞動資料起著主要的作用。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就其萌芽狀態來說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但是這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獨有的特征,所以富蘭克林給人下的定義是,制造工具的動物。動物遺骸的結構對于認識已經絕跡的動物的機體有重要的意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于判斷已經消亡的社會經濟形態也有同樣重要的意義。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在勞動資料中,機械性的勞動資料(其總和可稱為生產的骨骼系統和肌肉系統)比只是充當勞動對象的容器的勞動資料(如管、桶、籃、罐等,其總和一般可稱為生產的脈管系統)更能顯示一個社會生產時代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學工業上才起著重要的作用。

 

  廣義地說,除了那些把勞動的作用傳達到勞動對象、因而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充當活動的傳導體的物以外,勞動過程的進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質條件都算作勞動過程的資料。它們不直接加入勞動過程,但是沒有它們,勞動過程就不能進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進行。土地本身又是這類一般的勞動資料,因為它給勞動者提供立足之地,給他的過程提供活動場所。這類勞動資料中有的已經經過勞動的改造,例如廠房、運河、道路等等。

  可見,在勞動過程中,人的活動借助勞動資料使勞動對象發生預定的變化。過程消失在產品中。它的產品是使用價值,是經過形式變化而適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質。勞動與勞動對象結合在一起。勞動物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在產品方面作為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勞動者紡紗,產品就是紡成品。服務也是勞動。廚師炒菜,產品就是端上桌的菜;勞動者理發,產品就是舒適的發型;勞動者擦皮鞋,產品就是具有使用價值適合穿鞋者需要的皮鞋的光亮。

  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表現為生產資料【例如,把尚未捕獲的魚叫做漁業的生產資料,好象是奇談怪論。但是至今還沒有發明一種技術,能在沒有魚的水中捕魚。】,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產勞動。【這個從簡單勞動過程的觀點得出的生產勞動的定義,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絕對不夠的。】

  當一個使用價值作為產品退出勞動過程的時候,另一些使用價值,以前的勞動過程的產品,則作為生產資料進入勞動過程。同一個使用價值,既是這種勞動的產品,又是那種勞動的生產資料。所以,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同時還是勞動過程的條件。

  在采掘工業中,勞動對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礦業、狩獵業、

 

捕魚業等等中的情況就是這樣(在農業中,只是在最初開墾處女地時才是這樣):除采掘工業以外,一切產業部門所處理的對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勞動產品。例如,農業中的種子就是這樣。動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產物,實際上它們不僅可能是上年度勞動的產品,而且它們現在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勞動不斷發生變化的產物。尤其是說到勞動資料,那末就是最膚淺的眼光也會發現,它們的絕大多數都有過去勞動的痕跡。

  原料可以構成產品的主要實體,也可以只是作為輔助材料參加產品的形成。輔助材料或者被勞動資料消費,例如煤被蒸汽機消費,機油被輪子消費,干草被挽馬消費;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發生物質變化,例如氯加在未經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鐵上,顏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幫助勞動本身的進行,例如用于勞動場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學工業中,主要材料和輔助材料之間的區別就消失了,因為在所用的原料中沒有一種會作為產品的實體重新出現。

  因為每種物都具有多種屬性,從而有各種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產品能夠成為很不相同的勞動過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釀酒者和畜牧業者等等的原料。作為種子,它又是自身生產的原料。同樣,煤作為產品退出采礦工業,又作為生產資料進入采礦工業。

  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同一產品可以既充當勞動資料,又充當原料。例如,在牲畜飼養業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

 

料的手段。

  一種已經完成可供消費的產品,能重新成為另一種產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勞動使自己的產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這樣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許叫做中間成品更合適些,例如棉花、線、紗等等。這種最初的原料雖然本身已經是產品,但還需要通過一系列不同的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它不斷改變形態,不斷重新作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勞動過程把它當作完成的生活資料或完成的勞動資料排出來。

  可見,一個使用價值究竟表現為原料、勞動資料還是產品,完全取決于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決于它在勞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隨著地位的改變,這些規定也就改變。

  因此,產品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也就喪失產品的性質。它們只是作為活勞動的物質因素起作用。在紡紗者看來,紗錠只是紡紗用的手段,亞麻只是紡紗的對象。當然,沒有紡紗材料和紗錠是不能紡紗的。因此,在紡紗開始時,必須先有這兩種產品。但是,亞麻和紗錠是過去勞動的產品這件事,對這個過程本身來說是沒有關系的,正如面包是農民、磨面者、面包師等等過去勞動的產品這件事,對營養作用來說是沒有關系的一樣。相反,如果生產資料在勞動過程中顯示出它是過去勞動的產品這種性質,那是由于它有缺點。不能切東西的刀,經常斷頭的紗等等,使人強烈地想起制刀匠 和紡紗人 。就好的產品來說,它的使用屬性由過去勞動創造這一點就看不出來了。如果是特別好的產品,特別是與使用者以前使用過的產品相比顯著地好的產品,也會讓人看出這一點來。

  機器不在勞動過程中服務就沒有用。不僅如此,它還會由于自然界物質變換的破壞作用而解體。鐵會生銹,木會腐朽。紗不用來織或編,會成為廢棉。活勞動必須抓住這些東西,使它們由死復

 

生,使它們從僅僅是可能的使用價值變為現實的和起作用的使用價值。它們被勞動的火焰籠罩著,被當作勞動自己的軀體,被賦予活力以在勞動過程中執行與它們的概念和職務相適合的職能,它們雖然被消費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為形成新使用價值,新產品的要素被消費掉,而這些新使用價值,新產品或者可以作為生活資料進入個人消費領域,或者可以作為生產資料進入新的勞動過程。機器等生產資料不使用會自然貶值,使得一些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承認,只有人才是價值和財富的創造者。反倒是國內一些靠馬克思吃了幾十年飯的人,認為生產資料也創造價值,并認為這個“創造出來的”價值應當為資本家所有。試想,打鐵工人用的鐵錘,是他過去打制的歸資本家占有的勞動成果,如果鐵錘也“創造”價值并歸資本家所有,那等于說工人過去的勞動成果與他現在的勞動爭搶勞動果實,而且搶去的不歸他。即使該工人使用的工具是別的工人創造的,那么作為整個工人階級來說,豈不是該階級的過去勞動成果與現在的勞動搶奪現在的勞動成果?憑什么工人的產品與自己為敵,而資本家的資本不與資本家為敵?

  因此,如果說,現有的產品不僅是勞動過程的結果,而且是勞動過程的存在條件,那末另一方面,它們投入勞動過程,從而與活勞動相接觸,則是使這些過去勞動的產品當作使用價值來保存和實現的唯一手段。

  勞動消費它自己的物質要素,即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把它們吞食掉,因而是消費過程。這種生產消費與個人消費的區別在于:后者把產品當作活的個人的生活資料來消費,而前者把產品當作勞動即活的個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的生活資料來消費。因此,個人消費的產物是消費者本身,生產消費的結果是與消費者不同的產品。

  只要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產品,勞動就是為創造產品而消耗產品,或者說,是把產品當作產品的生產資料來使用。但是,正如勞動過程最初只是發生在人和未經人的協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間一樣,現在在勞動過程中也仍然有這樣的生產資料,它們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質和人類勞動的結合。

  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說,是制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

 

說,它是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的。因此,我們不必來敘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系。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根據小麥的味道,我們嘗不出它是誰種的,同樣,根據勞動過程,我們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條件下進行的:是在奴隸監工的殘酷的鞭子下,還是在資本家的嚴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納圖斯耕種自己的幾畝土地的情況下,還是在野蠻人用石頭擊殺野獸的情況下。

  我們再回頭來談我們那位未來的資本家吧。我們離開他時,他已經在商品市場上購買了勞動過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他用內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適合于他的特殊行業(如紡紗、制靴等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于是,我們的資本家就著手消費他購買的商品,勞動力;就是說,讓勞動力的承擔者,工人,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消費生產資料。當然,勞動過程的一般性質并不因為工人是為資本家勞動而不是為自己勞動就發生變化。制靴或紡紗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也不會因資本家的插手就發生變化。起初,資本家在市場上找到什么樣的勞動力就得使用什么樣的勞動力,因而勞動在還沒有資本家的時期是怎樣的,資本家就得采用怎樣的勞動。由勞動從屬于資本而引起的生產方式本身的變化,以后才能發生,因而以后再來考察。

  勞動過程,就它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來說,顯示出兩個

 

特殊現象。

  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產資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費,勞動工具受到愛惜,也就是使勞動工具的損壞只限于勞動使用上必要的程度。也就是使工人象為自己勞動那樣節約成本。因此,如果工人是由于消極地反抗壓迫,而浪費原料,不愛惜勞動工具,那么資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的種種針對這一點的節約成本的管理措施并不是在創造什么價值。

  其次,產品是資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產者工人的所有物。資本家例如支付勞動力一天的價值。于是,在這一天內,勞動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馬)一樣,歸資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買者使用;勞動力的所有者提供他的勞動,實際上只是提供他已賣出的使用價值。從他進入資本家的工場時起,他的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力的使用,勞動,就屬于資本家了。資本家購買了勞動力,就把勞動本身當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樣屬于他的各種形成產品的死的要素。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勞動過程只是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產資料加到勞動力上才能消費勞動力。勞動過程是資本家購買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是歸他所有的各種物之間的過程。因此,這個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正象他的酒窖內處于發酵過程的產品歸他所有一樣。

 

、價值增殖過程

  產品——資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種使用價值,如棉紗、皮靴等等。雖然例如皮靴在某種意義上構成社會進步的基礎,而我們的資本家也是一位堅決的進步派,但是他制造皮靴并不是為了皮靴本身。在商品生產中,使用價值絕不是本身受人喜愛的東西。在這里,所以要生產使用價值,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基質,是交換價值的承擔者。我們的資本家所關心的是下述兩點。第一,他要生產具有交換價值的使用價值,要生產用來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大于生產該商品所需要的各種商品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購買它們,他已在商品市場上預付了真正的貨幣——的價值總和。他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商品,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生產價值,不僅要生產價值,而且要生產剩余價值。這就是“看不見的手”背后的看不見的原理。

  既然這里談的是商品生產,所以事實上直到現在我們顯然只考察了過程的一個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統一一樣,商品生產過程必定是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

  現在我們就把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形成過程來考察。

  我們知道,每個商品的價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價值中的勞動量決定的,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一點也適用于作為勞動過程的結果而歸我們的資本家所有的產品。因此,首先必須計算物化在這個產品中的勞動。

  假定這個產品是棉紗。

 

  生產棉紗,首先要有原料,例如磅棉花,而棉花的價值是多少,在這里先用不著探究,因為資本家已經在市場上按照棉花的價值例如先令把它購買了,在棉花的價格中,生產棉花所需要的勞動已經表現為一般社會勞動。我們再假定,棉花加工時消耗的紗錠量代表紡紗用掉的一切其他勞動資料,價值為先令。如果先令的金額是個勞動小時或個工作日的產物,那末首先可以得出,個工作日物化在棉紗中。

  棉花改變了它的形狀,被消耗的紗錠量完全消失了,但我們不應該受這種情況的迷惑。如果磅棉紗的價值=磅棉花的價值+個紗錠的價值,也就是說,如果生產這個等式兩邊的產品需要同樣的勞動時間,那末按照一般的價值規律,磅棉紗就是磅棉花和/個紗錠的等價物。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勞動時間一次體現在使用價值棉紗中,另一次體現在使用價值棉花和紗錠中。因此,價值無論表現在棉紗、紗錠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樣的。紗錠和棉花不再相安無事地并存著,而是在紡紗過程中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改變了它們的使用形式,把它們變成了棉紗。但這種情況不會影響到它們的價值,就象它們通過簡單的交換而換成等價物棉紗一樣。

  生產棉花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生產以棉花為原料的棉紗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紗中。生產紗錠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也是如此,因為沒有紗錠的磨損或消費,棉花就不能紡成紗。

 

  因此,在考察棉紗的價值,即生產棉紗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時,可以把各種不同的在時間和空間上分開的特殊勞動過程,即生產棉花本身和生產所消耗的紗錠量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過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紗錠生產棉紗所必須完成的勞動過程,看成是同一個勞動過程的前后相繼的不同階段。棉紗中包含的全部勞動都是過去的勞動。至于生產棉紗的各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是早已過去的,是過去完成的,而在紡紗這一最后過程中直接耗費的勞動則是接近現在的,是現在完成的,這種情況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例如個工作日,那末體現在這座房屋中的勞動時間的總量,不會因為第個工作日比第個工作日晚天而有所改變。按照錢伯海的“社會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前天的勞動成果(物化的死勞動)將與第個工作日的活勞動共同創造第個工作日的勞動成果(新增的價值)。而按照牟其中的“+”的理論,這最后一天的勞動成果的價值最大。因此,包含在勞動材料和勞動資料中的勞動時間,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紡紗過程的早期階段耗費的,是在最后以紡紗形式加進的勞動之前耗費的。

  因此,生產資料即棉花和紗錠的表現為先令價格的價值,是棉紗價值或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

  但是這里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棉花和紗錠必須實際上用來生產使用價值。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就是必須從棉花和紗錠生產出棉紗。對于價值說來,它由什么樣的使用價值來承擔都是一樣的,但是它必須由一種使用價值來承擔。第二,要假定所用的勞動時間只是一定社會生產條件下的必要勞動時間。如果紡磅紗只需要磅棉花,那末,紡磅紗就只應當消耗磅棉花,紗錠也是這樣。如果資本家異想天開,要用金錠代替鐵錠,那末在棉紗的價值中仍然只計算社會必要勞動,即生產鐵錠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現在,我們知道了,棉紗價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產資料即

 

棉花和紗錠構成的。這一部分價值等于先令,等于個工作日的化身。現在要考察紡紗工人本身的勞動加在棉花上的價值部分。

  現在,我們要從與考察勞動過程時完全不同的角度來考察這種勞動。在考察勞動過程時,談的是使棉花變為棉紗的有目的的活動。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越合乎目的,棉紗就越好。紡紗工人的勞動是一種和其他生產勞動不同的特殊生產勞動。這種區別在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都表現出來,就是說,紡紗工人有特殊的目的,有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產資料有特殊的性質,他的產品有特殊的使用價值。棉花和紗錠充當紡紗勞動的生活資料,但是不能用它們制造線膛炮。相反,就紡紗工人的勞動是形成價值的勞動,是價值源泉來說,它卻和炮膛工人的勞動毫無區別,或者用一個更切近的例子來說,同植棉者和紗錠制造者體現在棉紗的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毫無區別。只是由于這種同一性,植棉、制錠和紡紗才能成為同一個總價值即棉紗價值的只有量的區別的各個部分。這里談的不再是勞動的質,即勞動的性質和內容,而只是勞動的量。勞動的量是容易計算的。我們假定紡紗勞動是簡單勞動,是社會平均勞動。以后我們會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會對問題有絲毫影響。

  在勞動過程中,勞動不斷由動的形式轉為存在形式,由運動形式轉為物質形式。一小時終了時,紡紗運動就表現為一定量的棉紗,于是一定量的勞動,即一個勞動小時,物化在棉花中。我們說勞動小時,就是紡紗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時內的耗費,因為在這里,紡紗勞動只有作為勞動力的耗費,而不是作為紡紗這種特殊勞動才具有意義。

 

  在這里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在過程的進行中,即在棉花變為棉紗時,消耗的只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會的生產條件下,一個勞動小時內 磅棉花應該變為 磅棉紗,那末,只有把× 磅棉花變成× 磅棉紗的工作日,才能算是小時工作日。因為只有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算是形成價值的勞動時間。

  同勞動本身一樣,在這里,原料和產品也都與我們從本來意義的勞動過程的角度考察時完全不同了。原料在這里只是當作一定量勞動的吸收器。通過這種吸收,原料事實上變成了棉紗,因為勞動力以紡紗形式耗費并加在原料中了。而產品棉紗現在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勞動的測量器。如果小時內有/磅棉花被紡掉,或者說,變成了/磅棉紗,那末磅棉紗就表示個被吸收的勞動小時。由經驗確定的一定的產品量,現在只不過代表一定量的勞動,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勞動時間。它們只是一小時、兩小時、一天的社會勞動的化身。

  在這里,勞動是紡紗勞動、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產品是棉紗這種情況,是沒有關系的,正如勞動對象本身已經是產品、是原料這種情況沒有關系一樣。如果工人不是在紡紗廠做工,而是在煤礦做工,勞動對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從礦床中開采出來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英擔,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勞動。

  在勞動力出賣時,曾假定它的日價值=先令,在先令中體現了個勞動小時,而這也就是生產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量所需要的勞動量。現在,如果我們的紡紗工人在個勞動小時內把/磅棉花變成/磅棉紗【這里的數字完全是隨意假設的。】,他在小時內就會把磅棉

 

花變成磅棉紗。因此,在紡紗過程中,棉花吸收了個勞動小時。這個勞動時間表現為先令金額。這樣,由于紡紗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先令的價值。

  現在我們來看看產品即磅棉紗的總價值。在這磅棉紗中物化著/個工作日:日包含在棉花和紗錠量中,/日是在紡紗過程中被吸收的。這個勞動時間表現為先令金額。因此,同磅棉紗的價值相一致的價格是先令,一磅棉紗的價格是先令便士。

  我們的資本家愣住了。產品的價值等于預付資本的價值。預付的價值沒有增殖,沒有產生剩余價值,因此,貨幣沒有轉化為資本。這磅棉紗的價格是先令,而在商品市場上為購買產品的各種形成要素或勞動過程的各種因素所花掉的也是先令:先令購買棉花,先令購買所消耗的紗錠,先令購買勞動力。棉紗的膨脹了的價值無濟于事,因為棉紗的價值只是以前分配在棉花、紗錠和勞動力上的價值的總和,已有價值的這種單純相加,永遠也不能產生剩余價值。這些價值現在集中在一個物上面,但是,在先令分開來購買三種商品以前,這些價值就已經集中在一個先令的貨幣額上了。

 

  這種結果本身是不足為奇的。一磅棉紗的價值是先令便士,因此,我們的資本家在商品市場上買磅棉紗就得付出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場上購買現成的房屋,還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無論哪一種做法都不會使置備房屋支出的貨幣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經濟學的資本家也許會說:他預付自己貨幣的意圖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貨幣。但是,通向地獄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圖鋪成的;他不進行生產,也同樣可以有賺錢的意圖。【例如,在-年,他從生產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資本,拿來在鐵路股票上投機。又如,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他關閉了工廠,把工人拋向街頭,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賭博。】他進行威脅。他說人們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場上購買現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資本家弟兄都這樣做,他又怎能在市場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貨幣當飯吃。他進行說教。要人們想到他的節欲。他本來可以把他的先令揮霍掉。他沒有這樣做,他生產地消費它們,把它們制成了棉紗。就算這樣吧。可是他為此得到的是棉紗而不是后悔。他決不應該再去當貨幣貯藏者,后者已經向我們表明,禁欲會得到什么結果。而且,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皇帝也會喪失他的權力。不管他禁欲的功勞有多大,也沒有東西可以用來付給禁欲以額外的報償,因為退出生產過程的產品的價值只等于投入生產過程的商品價值的總和。他應該以“德有德報”來安慰自己。然而資本家不這樣,他糾纏不休。說什么棉紗對他沒有用處。他生產棉紗是為了出售。好,那就讓他出售吧!或者更簡單一些,讓他以后只生產自己需要的東西吧,——這是他的家庭醫生麥克庫洛赫給他開的藥方,作為防止生產過剩這種流行病的靈丹妙藥。他強硬起來。難道工人光用一

 

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并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一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而且這里的問題也不在于服務。【“你盡可以夸耀、粉飾和裝扮……但是誰取得的<比他供給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貸。也就是說,象偷盜和搶劫一樣,他不是為別人服務,而是損害別人。一切名為別人服務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務和行善。奸夫和淫婦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務和互相滿足的。騎士幫助罪犯攔路行搶,打家劫舍,也是對罪犯的重大服務。羅馬教徒沒有把我們全部淹死、燒死、殺死、囚死,而是讓一些人活著,把他們驅逐,或者奪去他們所有的東西,也是對我們的重大服務。魔鬼對于侍奉他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務……總之,世上到處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務和行善。“(馬丁·路德《給牧師們的諭示:講道時要反對高利貸》年維登堡版)】服務無非是某種使用價值發揮效用,而不管這種使用價值是商品還是勞動。這里談的是交換價值。他付給工人先令價值。工人還給他一個完全相當的等價物,即加在棉花上的先令價值,工人以價值償還了價值。我們這位朋友剛才還以資本自傲,現在卻突然變得和自己的工人一樣謙遜了。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現在他終于有了一些新說法。他在選擇監工和經理時付出了“勞動”。但這個“勞動”的量又有多少呢?他或許只是方便地讓他的小舅子做了經理,而監工還是他小舅子找的。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長無味的空話愚弄了我們。為此他不費一文錢。他把這一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

 

目的雇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他自己是一個講求實際的人,對于業務范圍之外所說的話,雖然并不總是很好地考慮,但對于業務范圍之內所做的事,他始終是知道的。現在還有人在互聯網上叫囂,難道要讓資本家比雷鋒叔叔還崇高?其實,這個“新”問題的答案,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這里回答了。誰還能說,《資本論》過時了呢?而且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不限于此,后來的分析表明,即使工人是以加在棉花上的先令價值償還了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先令價值,還的是一個相當的等價物,資本家也還是占了點便宜。

  讓我們更仔細地來看一看。勞動力的日價值是先令,因為在勞動力本身中物化著半個工作日,就是說,因為每天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要費半個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勞動力中的過去勞動和勞動力所能提供的活勞動,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和勞動力一天的耗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量。前者決定它的交換價值,后者構成它的使用價值。維持一個工人小時的生活只需要半個工作日,這種情況并不妨礙工人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的價值增殖,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購買勞動力時,正是看中了這個價值差額。問題的關鍵!勞動力能制造棉紗或皮靴的有用屬性,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勞動必須以有用的形式耗費,才能形成價值。但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這個商品獨特的使用價值,即它是價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價值的源泉。這就是資本家希望勞動力提供的獨特的服務。在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換的各個永恒規律行事的。事實上,勞動力的賣者,和任何別的商品的賣者一樣,實現勞動力的交換價值而讓渡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即勞動本身不歸它的賣者所有,正如已經賣出的油的使用價值不歸油商所有一樣。貨幣所有者支付了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勞動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勞動就歸他所有。勞動力維持一天只費半個工作日,而勞動力卻能勞動一整天,因此,勞動力使用一天所創造的價值比勞動力自身一天的價值大一倍。這種情況對買者是一種特別的幸運,對賣者也絕不是不公平。

 

  我們的資本家早就預見到了這種情況,這正是他發笑的原因。他不僅懂得用勞動力的低價值去換取勞動力創造的高價值;更懂得用任意罵國家領導人的小人權去換取生存與發展的大人權。因此,工人在工場中遇到的,不僅是小時而且是小時勞動過程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如果磅棉花吸收個勞動小時,變為磅棉紗,那末磅棉花就會吸收個勞動小時,變成磅棉紗。我們來考察一下這個延長了的勞動過程的產品。現在,在這磅棉紗中物化著個工作日,其中個工作日物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紗錠量中,個工作日是在紡紗過程中被棉花吸收的。個工作日用金來表現是先令,或鎊先令。因此這就是磅棉紗的價格。磅棉紗仍然和以前一樣值先令便士。但是,投入勞動過程的商品的價值總和是先令。棉紗的價值是先令。產品的價值比為了生產產品而預付的價值增長了/。先令變成了先令,帶來了先令的剩余價值。戲法終于變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了。

  問題的一切條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換的各個規律也絲毫沒有違反。等價物換等價物。作為買者,資本家對每一種商品——棉花、紗錠和勞動力——都按其價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別的商品購買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費它們的使用價值。勞動力的消費過程(同時是商品的生產過程)提供的產品是磅棉紗,價值先令。資本家在購買商品以后,現在又回到市場上來出售商品。他賣棉紗是先令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價值貴,也不比它的價值賤。然而他從流通中取得的貨幣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貨幣多先令。他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這整個過程,既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又不在流通領域中進行。它是以流通為媒介,因為它以在商品市場上購買勞動力為條件。它不在流通中進行,因為流通只是為價值增殖過程作準備,而這個過程是在生產領域中進行的。所以,“在

 

這個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

  當資本家把貨幣變成商品,使商品充當新產品的物質形成要素或勞動過程的因素時,當他把活的勞動力同這些商品的死的物質合并在一起時,他就把價值,把過去的、物化的、死的勞動變為資本,變為自行增殖的價值,變為一個有靈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勁頭開始去“勞動”。

  如果我們現在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盈虧平衡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只持續到這樣一點,即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恰好為新的等價物所補償,那就是單純的價值形成過程。如果價值形成過程超過這一點,那就成為價值增殖過程。

  其次,如果我們把價值形成過程和勞動過程比較一下,就會知道,構成勞動過程的是生產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在這里,運動只是從質的方面來考察,從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從目的和內容方面來考察。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同一勞動過程只是表現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勞動操作所需要的時間,或者說,只是勞動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時間長度。在這里,進入勞動過程的商品,已經不再作為在勞動力有目的地發揮作用時執行一定職能的物質因素了。它們只是作為一定量的物化勞動來計算。無論是包含在生產資料中的勞動,或者是由勞動力加進去的勞動,都只按時間尺度計算。它等于若干小時、若干日等等。

  但是,被計算的,只是生產使用價值所耗費的社會必要時間。這里包含下列各點。勞動力應該在正常的條件下發揮作用。如果紡紗機在紡紗業中是社會上通用的勞動資料,那就不能讓工人使用手搖紡車。他所用的棉花也應該是正常質量的棉花,而不應該

 

是經常斷頭的壞棉花。否則,在這兩種情況下,他生產一磅棉紗所耗費的勞動時間就會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這些超過的時間并不形成價值或貨幣。不過,勞動的物質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質并不取決于工人,而是取決于資本家。工人同等勞力的付出實際能創造多少價值,取決于資本家。但決不意味著資本家也在創造價值。再一個條件,就是勞動力本身的正常性質。勞動力在它被使用的專業中,必須具有在該專業占統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練程度、技巧和速度。工人的素質和技術水平關系到經濟發展的水平,而國內卻不大重視。而我們的資本家在勞動市場上也買到了正常質量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力必須以通常的平均的緊張程度,以社會上通常的強度來耗費。資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視著這一點,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視著不讓有一分鐘不勞動而白白浪費掉一樣。他購買的勞動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從這上面得到屬于他的東西。他不愿意被盜竊。最后,他不允許不合理地消費原料和勞動資料,——為此我們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國內一些私營企業規定,請一天假扣一周或十天的工資,而工人們每天工作小時以上。因此,除非身體非常好,常常免不了請假,稍事休息一下,資本家就趁機盤剝。這就是他們自己的刑法之一。盡管有勞動法的種種規定,但各地方急于招商引資,保住官僚的飯碗和收益,要讓官僚們不與資本家穿一條褲子也難。——因為浪費了的原料或勞動資料是多耗費的物化勞動量,不能算數,不加入形成價值的產品中。

  我們看到,以前我們分析商品時所發現的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和創造價值的同一個勞動之間的區別,現在表現為生產過程的

 

不同方面的區別了。

  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生產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

  我們在前面指出過,對于價值的增殖過程來說,資本家占有的勞動是簡單的、社會平均勞動,還是較復雜的、比重較高的勞動,是毫無關系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復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但是,無論紡紗工人的勞動和珠寶細工的勞動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別,珠寶細工用來補償自己的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勞動,與他用來創造剩余價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勞動在質上完全沒有區別。可見,在這兩種場合,剩余價值都只是來源于勞動在量上的剩余,來源于同一個勞動過程——在一種場合是棉紗生產過程,在另一種場合是首飾生產過程——的延

 

長。【較高級勞動和簡單勞動,熟練勞動和非熟練勞動之間的區別,一部分是根據單純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據早就不現實的、只是作為傳統慣例而存在的區別;一部分則是根據下面這樣的事實:工人階級的某些階層處于更加貧困無靠的地位,比別人更難于取得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在這方面,偶然的情況起著很大的作用,以致這兩種勞動會互換位置。例如,在一切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中,工人階級的體質已日趨孱弱和相當衰竭,因此,同很輕巧的細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氣的粗活常常成為較高級勞動,而細活倒降為簡單勞動。如瓦匠的勞動在英國要比錦緞工人的勞動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勞動雖然體力消耗大,而且很不衛生,但仍被看作“簡單”勞動。而且,不要以為所謂“熟練勞動”在國民勞動中占著相當大的數量。據蘭格計算,英格蘭(和威爾士)有多萬人靠簡單勞動為生。當時的人口總數是萬,其中要減去萬貴族和萬需要救濟的貧民、流浪漢、罪犯、娼妓等,還要減去萬中等階級,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藝術家、教員等等。為了湊足這萬的數目,除銀行家等等之外他還把所有工資較高的“工廠工人”列為中等階級中從事勞動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為“復雜勞動者”。這樣剩下來的,便是上面說的萬了。(賽·蘭格《國家的貧因,貧困的原因及防止辦法》年倫敦版[散見第-])“除自己的普通勞動拿不出任何別的東西來換取食物的一個龐大階級,占人口的大多數。”(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載于《英國百科全書附冊》年版)

  另一方面,在每一個價值形成過程中,較高級的勞動總是要化為社會平均勞動,例如一日較高級的勞動化為 日簡單的勞動。因此,只要假定資本使用的工人是從事簡單的社會平均勞動,我們就能省卻多余的換算而使分析簡化。

 

 

第六章

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

  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價值的形成上起著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勞動——撇開他的勞動所具有的特定的內容、目的和技術性質——加到勞動對象上,也就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另一方面我們發現,被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又成了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紗錠的價值包含在棉紗的價值中。可見,生產資料的價值由于轉移到產品上而被保存下來。這種轉移是在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時發生的,是在勞動過程中發生的。它是通過勞動實現的。然而是怎樣實現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兩次:一次由自己的勞動把價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舊價值,或者說,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紗錠的價值轉移到產品棉紗上。他只是由于加進新價值而保存了舊價值。但是,把新價值加到勞動對象上和把舊價值保存在產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時間內達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雖然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只勞動一次),因此很明顯,這種結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勞動本身的二重性來解釋。在同一時間內,勞動就一種屬性來說必然創造價值,就另一種屬性來說必然保存或轉移價值。

  每個工人怎樣加進勞動時間,從而加進價值呢?始終只能通

 

過他特有的生產勞動方式。紡紗工人只有通過紡紗,織布工人只有通過織布,鐵匠只有通過打鐵,才能加進勞動時間。而通過他們借以加進一般勞動、從而加進新價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過紡紗、織布、打鐵,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棉紗和織機,鐵和鐵砧也就成了產品即新的使用價值的形成要素。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的舊形式消失了,但只是為了以新的使用價值形式出現。我們在考察價值形成過程時已經看到,只要使用價值是有目的地用來生產新的使用價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成為制造新的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這部分勞動時間從被用掉的生產資料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可見,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或者說,把它們作為價值組成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們加進一般勞動,而是由于這種追加勞動的特殊的有用性質,由于它的特殊的生產形式。勞動作為這種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紡紗、織布、打鐵,只要同生產資料接觸,就使它們復活,賦予它們活力,使它們成為勞動過程的因素,并且同它們結合為產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產勞動不是紡紗,他就不能使棉花變成棉紗,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紗錠的價值轉移到棉紗上。不過,如果這個工人改行當木匠,他仍然會用一個工作日把價值加到他的材料上。可見,他通過自己的勞動加進價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勞動是紡紗勞動或木匠勞動,而是由于他的勞動是一般的抽象的社會勞動;他加進一定的價值量,并不是因為他的勞動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內容,而是因為他的勞動持續了一定的時間。因此,紡紗工人的

 

勞動,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屬性來說,作為人類勞動力的耗費,把新價值加到棉花和紗錠的價值上;而就它的具體的特殊的有用的屬性來說,作為紡紗的過程,把這些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從而把這些價值保存在產品中。由此就產生了勞動在同一時間內所得出的結果的二重性。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具體勞動保存和轉移價值。

  新價值的加進,是由于勞動的單純的量的追加;生產資料的舊價值在產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勞動的質。同一勞動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這種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現在種種不同的現象上。

  假定由于某種發明,紡紗工人小時紡的棉花同過去小時紡的棉花一樣多。作為有目的的有用的生產活動,他的勞動的能力增加為倍。他的勞動的產品也增加為倍,從磅棉紗增加到磅棉紗。但是,現在磅棉花吸收的勞動時間只和過去磅棉花吸收的勞動時間一樣多。加在每磅棉花上的新勞動比用舊方法時少/,因此,加進的價值也只是過去的/。另一方面,現在在產品磅棉紗中包含倍的棉花價值。紡紗小時,保存并轉移到產品上去的原料價值是過去的倍,雖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新價值小/。這說明,在同一不可分割的過程中,勞動保存價值的屬性和創造價值的屬性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紡同量的棉花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價值就越大;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紡的棉花磅數越多,保存在產品內的舊價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紡紗勞動的生產率不變,就是說,紡紗工人把一磅棉花變成棉紗所需的時間同過去一樣。但是假定棉花本身的交換價值變了,一磅棉花的價格提高到原來的倍,或降低為原來的/。在這兩種情況下,紡紗工人都是把同一勞動時間,因而也是把同一價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是在同樣的時

 

間內生產同樣多的棉紗。然而,他從棉花轉移到棉紗上即產品上的價值,在一種情況下是原來的/,在另一種情況下是原來的倍。這兩種情況應當反過來說。當勞動資料漲價或跌價,而它在勞動過程中始終發揮相同的效用時,情況也是如此。

  如果紡紗過程的技術條件不變,而且它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也不變,那末紡紗工人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就仍舊消耗同等數量的、價值不變的原料和機器。在這種情況下,紡紗工人保存在產品中的價值就同他加進的新價值成正比。他兩星期加進的勞動比一星期多一倍,因而價值也多一倍;同時,他用掉的材料及其價值也多一倍,他損耗的機器及其價值也多一倍,因而,他在兩星期的產品中保存的價值比在一星期的產品中多一倍。在已定的不變的生產條件下,工人加進的價值越多,他保存的價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存更多的價值,并不是因為他加進了更多的價值,而是因為他在不變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勞動為轉移的條件下加進這些價值。

  當然,從某種相對的意義上可以說,工人保存的舊價值同他加進的新價值總是保持同一比例。不管棉花從先令漲到先令或者跌到便士,不管它的價值怎樣變動,工人保存在一小時產品中的棉花價值總是只有保存在兩小時產品中的一半。其次,如果他本身的勞動的生產率發生了變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末,他例如一個勞動小時紡的棉花就會比過去增多或減少,與此相應,他保存在一個勞動小時產品中的棉花價值也會增多或減少。但是不管怎樣,他兩個勞動小時保存的價值總是一個勞動小時的兩倍。

  把價值的純粹象征性的表現——價值符號撇開,價值只是存在于某種使用價值中,存在于某種物中。(人本身單純作為勞動力的存在來看,也是自然對象,是物,不過是活的有意識的物,而勞動

 

本身則是這種力的物質表現。)因此,如果使用價值喪失,價值也就喪失。生產資料在喪失自己的使用價值的同時并不喪失價值,因為它們通過勞動過程失掉自己原來的使用價值形態,實際上只是為了在產品上獲得另一種使用價值形態。雖然價值存在于某種使用價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態變化表明,它存在于哪一種使用價值中是沒有關系的。由此可見,在勞動過程中,只有生產資料失掉它的獨立的使用價值同時也失掉它的交換價值,價值才從生產資料轉移到產品上。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價值只是它作為生產資料而失掉的價值。但是在這方面,勞動過程的各種物質因素的情況是不同的。

  為發動機器而燃燒的煤消失得無影無蹤,為潤滑輪軸而上的油等等也是這樣。染料和其他輔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產品的屬性中表現出來。原料形成產品的實體,但是改變了自己的形式。可見,原料和輔助材料喪失了它們作為使用價值進入勞動過程時所具有的獨立形態。真正的勞動資料卻不是這樣。工具、機器、廠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來的形態,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樣的形式進入勞動過程,才能在勞動過程中發揮作用。它們在生前,在勞動過程中,與產品相對保持著獨立的形態,它們在死后也是這樣。機器、工具、廠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們幫助下形成的產品仍舊是分開的。如果我們考察某個這類的勞動資料從進入工作場所那天起到被扔進廢品庫那天止發揮作用的整個時期,就會看到,在這個時期中,它的使用價值已經完全被勞動消耗了,因此它的交換價值也完全轉移到產品上去了。例如,一臺紡紗機的壽命為年,在年的勞動過程中,它的全部價值就轉移到年的產品上去。因此,一種勞動資料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斷重新用它來反復進行的勞

 

動過程。在這方面,勞動資料同人的情況一樣。每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小時。但無論從誰身上都不能確切地看出,他已經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這并不妨礙人壽保險公司從人的平均壽命中得出非常準確、非常有利(這重要得多)的結論。勞動資料也是這樣。根據經驗可以知道,一種勞動資料,例如某種機器,平均能用多少時間。假定這種勞動資料的使用價值在勞動過程中只能持續天,那末它平均每個工作日喪失它的使用價值的/,因而把它的價值的/轉給每天的產品。一切勞動資料的損耗,例如它們的使用價值每天的損失,以及它們的價值每天往產品上相應的轉移,都是用這種方法來計算的。

  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產資料轉給產品的價值決不會大于它在勞動過程中因本身的使用價值的消滅而喪失的價值。如果生產資料沒有價值可以喪失,就是說,如果它本身不是人類勞動的產品,那末,它就不會把任何價值轉給產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價值,而不形成交換價值。一切未經人的協助就天然存在的生產資料,如土地、風、水、礦脈中的鐵、原始森林中的樹木等等,都是這樣。這些生產資料之所以在今天可以與勞動產品相交換,具有交換價值,只是由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既指所有權的私有,也指使用權的私有)。

  在這里,我們遇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假定一臺機器價值鎊,并且在天內損耗掉。在這種情況下,機器的價值每天有/從機器本身轉移到它的日產品上。同時,盡管機器的生命力日益減弱,但整個機器仍然不斷地在勞動過程中起作用。由此可見,勞動過程的一個因素,一種生產資料,是全部進入勞動過程,但只是部分地進入價值增殖過程。在這里,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區別反映在它們的物質因素上:同一生產資料,作為勞動過程的要素,是全部加入同一生產過程;作為價值形成的要素,則只

 

是部分加入同一生產過程。

  另一方面正相反,一種生產資料能夠全部進入價值增殖過程,而只是部分進入勞動過程。假定在把棉花紡成棉紗的時候,每天磅棉花中有磅沒有變成棉紗,而是變成了飛花。如果損失這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末這磅棉花雖然不是棉紗的要素,但它的價值同形成棉紗實體的磅棉花的價值完全一樣,也加入棉紗的價值中。為了生產磅棉紗,磅棉花的使用價值必須化為飛花。因此,這些棉花的損失是棉紗的一個生產條件。運輸過程中的必要損耗也是如此。正因為如此,它們才把自己的價值轉給棉紗。勞動過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這樣,至少在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獨立的使用價值的情況下是這樣。例如我們在曼徹斯特的大機器制造廠內可以看到,被龐大的機器象刨花一樣削下的鐵屑堆積如山,傍晚用大

 

車運到煉鐵廠去,第二天變成鐵錠再運回來。

  生產資料只有在勞動過程中喪失掉存在于舊的使用價值形態中的價值,才把價值轉移到新形態的產品上。它們在勞動過程中所能喪失的最大限度的價值量,顯然是以它們進入勞動過程時原有的價值量為限,或者說,是以生產它們自身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為限。因此,生產資料加到產品上的價值決不可能大于它們在自己參加的勞動過程之外所具有的價值。不管一種勞動材料,一種機器,一種生產資料怎樣有用,如果它值鎊,值個工作日,那末它加到用它制造的總產品上去的價值就決不會大于鎊。它的價值不是由它作為生產資料進入的勞動過程決定的,而是由它作為產品被生產出來的勞動過程決定的。它在勞動過程中只是作為使用價值,作為具有有用屬性的物起作用,因此,如果它在進入勞動過程之前沒有價值,它就不會把任何價值轉給產品。【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讓·巴·薩伊的荒誕無稽了:他想從生產資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價值在勞動過程中所提供的“生產服務”,引出剩余價值(利息、利潤、地租)。決不輕易放過機會把精巧的辯護思想用黑字寫在白紙上的威廉·羅雪爾先生則喊道:“讓·巴·薩伊在《論政治經濟學》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確地指出,‘榨油機所生產的價值扣除一切費用后,還留下一種同制造榨油機本身所費的勞動有本質區別的新東西’。”(《國民經濟學原理》年第版第頁注)非常正確!榨油機所生產的“油”同制造榨油機所費的勞動是很不相同的。羅雪爾先生所說的“價值”是指“油”這種東西,因為“油”有價值;但“自然界”有石油,盡管相對來說不“很多”,他大概針對這一點在另一個地方說道:“它<自然界!>幾乎完全不生產交換價值。”[同上,第頁]羅雪爾的自然界同交換價值有關系,就象一個愚蠢的姑娘同一個只有“一點點大的”孩子有關系一樣。這位“學者”還借這次引證的機會說道:“李嘉圖學派通常把資本當作‘積蓄的勞動’包括在勞動概念內,這是不高明的,因為資本所有者不單純是生產和保存它<什么東西?>,而且的確還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節制了自己的享受,為此,比如說,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頁])這種單純從“要求”中得出“價值”的政治經濟學的“解剖學和生理學方法”是多么“高明”啊!這些觀點仍然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核心內容。】

 

  當生產勞動把生產資料變為新產品的形成要素時,生產資料的價值也就經過一次輪回。它從已消耗的軀體轉到新形成的軀體。但是這種輪回似乎是在現實的勞動背后發生的。工人不保存舊價值,就不能加進新勞動,也就不能創造新價值,因為他總是必須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而他不把產品變為新產品的生產資料,從而把它們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進勞動。可見,由于加進價值而保存價值,這是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即活勞動的自然恩惠,這種自然恩惠不費工人什么,但對資本家卻大有好處,使他能夠保存原有的資本價值。當生意興隆的時候,資本家埋頭賺錢,覺察不到勞動的這種無償的恩惠。但當勞動過程被迫中斷的時候,當危機到來的時候,資本家對此就有切膚之感了。【有一個工廠主,他的紡紗廠共雇用個工人,每周平均消耗包東印度棉花或約包美國棉花。他在年月日的《泰晤士報》上曾為了他的工廠每年停工的花費向公眾訴苦。他估計這筆花費達鎊。在這些非生產費用中,有許多項目同我們這里無關,如地租、稅款、保險費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員——經理、會計、工程師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計算,為了購買工廠有時取暖和偶而開動蒸汽機所用的煤共需鎊。此外還要支付臨時雇來保養機器的工人的工資。最后,機器的折舊為鎊,因為“天氣和自然的腐蝕力并不因蒸汽機停止運轉就不再發揮作用”。他明白地說,折舊所以只估計為鎊這樣一個很小的數目,是因為機器已經很破舊了。】

  就生產資料來說,被消耗的是它們的使用價值,由于這種使用價值的消費,勞動制成產品。生產資料的價值實際上沒有被消

 

費,因而也不可能再生產出來。這個價值被保存下來,但不是因為在勞動過程中對這個價值本身進行了操作,而是因為這個價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種使用價值雖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種使用價值之中。因此,生產資料的價值是再現在產品的價值中,確切地說,不是再生產。所生產出來的是舊交換價值借以再現的新使用價值。【在一本也許已經出到版的美國教本中,有這樣的話:“資本以什么形式再現是無關緊要的。”該書在羅列了一切可能在產品中再現自己價值的生產成分之后,得出結論說:“人們生存和安樂所必需的各種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樣會發生變化。它們時時被消費掉,而它們的價值則作為它們給予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現出來,從而形成新的資本,再用于生產過程。”(弗·威蘭德《政治經濟學原理》年波士頓版第、頁)我們撇開所有其他的奇怪說法不談,只須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現的,并不是面包的價格,而是形成血液的面包的實體。相反,作為這個力量的價值再現的,也并不是生活資料,而是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樣一些生活資料,如果它的費用減少一半,仍然產生同樣多的肌肉、骨骼等等,總之,仍然產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價值的力量。這種把“價值”換成“力量”,以及全部偽善的含糊其辭,掩蓋著這樣一種顯然徒勞的企圖:想從預付價值的單純再現中得出剩余價值。現代庸俗經濟學的主要部分仍然是掩蓋這種徒勞的企圖。】

  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即發揮作用的勞動力,卻不是這樣。當勞動通過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到產品上并保存下來的時候,它的運動的每時每刻都形成追加的價值,形成新價值。假設生產過程在工人生產出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以后就停下來,例如,他勞動小時加進先令價值。這個價值是產品價值超過其中由生產資料價值構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額。它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唯一的新價值,是產品中由這個過程本身生產的唯一的價值部分。當然,它只是補償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

 

預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資料上花費的貨幣。就已花費的先令來說,這先令的新價值只是表現為再生產。但它是真正的再生產,不象生產資料的價值只是表面上的再生產。在這里,一個價值用另一個價值來補償是通過創造新價值來實現的。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勞動過程在只是再生產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并把它加到勞動對象上以后,還越過這一點繼續下去。要再生產出這一等價物,小時就夠了,但是勞動過程不是持續小時,而是比如說持續小時。這樣,勞動力發揮作用的結果,不僅再生產出勞動力自身的價值,而且生產出一個超額價值。這個剩余價值就是產品價值超過消耗掉的產品形成要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

  我們敘述了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在產品價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實上也就說明了資本的不同組成部分在資本本身的價值增殖過程中所執行的不同職能。產品的總價值超過產品的形成要素的價值總額而形成的余額,就是價值已經增殖的資本超過原預付資本價值而形成的余額。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另一方面是勞動力,它們不過是原有資本價值在拋棄貨幣形式而轉化為勞動過程的因素時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見,變為生產資料即原料、輔助材料、勞動資料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并不改變自己的價值量。因此,我把它稱為不變資本部分,或簡稱為不變資本。

  相反,變為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改變自己的價值。它再生產自身的等價物和一個超過這個等價物而形成的余額,剩余價值。這個剩余價值本身是可以變化的,是可大可小的。這部分資本從不變量不斷變為可變量。因此,我把它稱為可變資

 

本部分,或簡稱為可變資本。資本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從勞動過程的角度看,是作為客觀因素和主觀因素,作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區別的;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角度看,則是作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相區別的。

  不變資本這個概念決不排斥它的組成部分發生價值變動的可能性。假定磅棉花今天值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漲到先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便士的價值買進的,但現在加到產品上的價值部分卻是先令。已經紡完,也許已經變成棉紗在市場上流通的棉花,加到產品上的價值同樣也比它原來的價值大一倍。然而我們知道,這種價值變動是同紡紗過程中棉花價值的增殖沒有關系的,即使原有的棉花還根本沒有進入勞動過程,它現在也能按先令而不是按便士再賣出去。不僅如此,棉花經歷的勞動過程越少,這種結果就越可靠。因此,投機的規律是:在價值發生這種變動的情況下,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進行投機,就是說,棉布不如棉紗,棉紗不如棉花。在這里,價值的變動是發生在生產棉花的過程中,而不是發生在棉花作為生產資料,從而作為不變資本執行職能的過程中。投機寶典。商品的價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但這個勞動量本身是社會地決定的。這是理解勞動價值理論的關鍵!如果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改變了,例如,同一數量的棉花在歉收時比在豐收時代表更多的勞動量,那就會反過來對原有的商品發生影響,因為原有的商品始終只是本類商品的一個樣品,它的價值總是由社會必要勞動計量的,因而也總是由現有的社會條件下的必要勞動計量的。

 

  同原料的價值一樣,已經用在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資料即機器等等的價值,也可以發生變化,因此它們轉移到產品上去的那部分價值也會發生變化。例如,由于一種新發明,同種機器可由較少的勞動再生產出來,那末舊機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貶值,因而轉移到產品上去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價值變動也是在機器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生產過程以外發生的。機器在這個過程中轉移的價值決不會大于它在這個過程之外所具有的價值。

  生產資料的價值變動,雖然使已經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受到影響,但不會改變生產資料作為不變資本的性質。同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的變化也不會影響它們在職能上的區別。例如,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大大革新了,過去個工人用件價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較少量的原料,現在個工人用臺昂貴的機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在這種情況下,不變資本即被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資本的可變部分即預付勞動力的部分則大大減少了。但是,這種變動只改變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量的關系,或者說,只改變總資本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而不影響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

 

 

第七章

剩余價值率

、勞動力的剝削程度

  預付資本 在生產過程中生出的剩余價值,或預付資本價值 的價值增殖額,首先表現為產品價值超過它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總和而形成的余額。

  資本 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購買生產資料而支出的貨幣額 ,另一部分是為購買勞動力而支出的貨幣額 代表轉化為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 代表轉化為可變資本的價值部分。因此,最初是 = + ,例如,預付資本鎊= + 。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得到商品,它的價值= + + ( 是剩余價值),例如,鎊 + + 。原來的資本 變為 ',由鎊變為鎊。二者的差額= ,即鎊剩余價值。因為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等于預付資本的價值,所以,說產品價值超過它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而形成的余額,等于預付資本的價值增殖額,或等于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實際上是同義反復。

  然而,對這個同義反復需要作進一步的規定。這里同產品價值相比較的,是它形成過程中消耗的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但是

 

我們已經知道,由勞動資料構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變資本只是把自己價值的一部分轉給產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來的存在形式中。既然這后一部分在價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在這里就可以把它抽去。即使把它計算進去,也不會引起任何改變。假定 =鎊,由原料鎊、輔助材料鎊和在過程中磨損的機器鎊組成,而實際使用的機器的價值是鎊。我們只把機器因執行職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轉給產品的鎊價值,算作為生產產品價值而預付的價值。如果我們把仍然保留在原來形式(如蒸汽機等等)中的鎊計算進去,就必須在預付價值和產品價值這兩邊都加上鎊。這樣,一邊就是鎊,另一邊就是鎊。差額或剩余價值仍然是鎊。因此,凡從上下文聯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我們談到為生產價值而預付的不變資本時,總只是指在生產中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

  根據這樣的假定,我們再回頭來談 = + 這個公式,這個公式現在變成了 '= + + ,并且正因為這樣, 變成了 '。我們知道,不變資本的價值只是再現在產品中。可見,在生產過程中實際新生產的價值產品,是和從這個過程中得到的產品價值不同的。因此,它不象乍一看來那樣,仿佛是 + + ,或鎊 + + ,而是 + ,或鎊 + ,不是鎊,而是鎊。如果不變資本 =,換句話說,如果有這樣一些產業部門,它們的資本家可以不使用經過生產的生產資料,不使用原料、輔助材料,也不使

 

用勞動工具,而只是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勞動力,那末,就不會有不變價值部分轉移到產品上去。產品價值的這個要素,即我們例子中的鎊,就會消失,但是包含鎊剩余價值的鎊的價值產品仍然同 代表最大的價值額時一樣大。現在, =+ = ,而已經增殖的資本 '= + ' 仍然= 。相反,如果 =,換句話說,假定勞動力(其價值是在可變資本上預付的)只是生產了自己的等價物,那末 = + '(產品價值)= + +,因此, = '。預付資本沒有增殖。

  實際上我們已經知道,剩余價值只是 這個變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發生價值變動的結果,因此, + = + ( 的增長額),但是現實的價值變化和價值變化的比率卻是被這樣的事實掩蓋了:由于資本可變部分的增加,全部預付資本也增加了。全部預付資本以前是,現在變成了。可見,要對這個過程進行純粹的分析,必須把產品價值中只是不變資本價值的再現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說,必須使不變資本 =。為此,這里要運用數學上的一條定律,就是數學上運算變量和常量的定律,即運算常量同變量相加減的定律。

  另一個困難是由可變資本的原有形式產生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 '=鎊不變資本+鎊可變資本+鎊剩余價值。鎊是已知量,因而是不變量,因此把它當作可變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鎊 或鎊可變資本,在這里實際上只是這個價值所經過的過程的符號。購買勞動力所預付的資本部分是一定量的物化勞動,因而同購買來的勞動力的價值一樣,是一個不變的價值量。但是,在生產過程本身中,預付的鎊為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所代替,死

 

勞動為活勞動所代替,靜止量為流動量所代替,不變量為可變量所代替。結果是 的再生產加 的增長額。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觀點來看,這全部進程是轉化為勞動力的那個原來不變的價值的自行運動。過程及其結果都要歸因于這個價值。因此,如果說鎊可變資本或自行增殖的價值這個說法看來是矛盾的,那末它只是表現了資本主義生產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來,假定不變資本等于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經常這樣做。例如,有人要計算英國棉紡織業的利潤,他首先就會扣除付給美國、印度、埃及等國的棉花價格,就是說,使在產品價值中只是再現出來的資本價值=

  當然,不僅剩余價值同直接產生它并由它來表示其價值變化的那部分資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剩余價值同全部預付資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因此我們將在第三卷中詳細討論后一比率。要使資本的一部分變成勞動力而增殖,就必須使資本的另一部分變成生產資料。要使可變資本起作用,就必須根據勞動過程的一定的技術性質,按相應的比例來預付不變資本。一定的化學過程固然需要蒸餾器及其他容器,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分析時把蒸餾器抽去。如果僅僅就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本身進行考察,也就是說,進行純粹的考察,那末生產資料,這些不變資本的物質形態,就只是提供一種物質,使流動的、形成價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這種物質的性質如何是沒有關系的,無論它是棉花還是鐵都一樣。這種物質的價值如何也是沒有關系的。它只須有足夠的量,以便能吸收生產過程中要消耗的勞動量。只要有了足夠的量,不管它的價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象土地和大海那樣沒有價值,都不會影響價值創造和價值變化的

 

過程。

  這樣,我們先假定不變資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預付資本就從 + 簡化為 ,產品價值 + + 就簡化為價值產品 + 。假定價值產品=鎊,代表整個生產過程期間流動的勞動,那我們從中扣除鎊可變資本的價值,就可得到鎊剩余價值。鎊( )這個數字在這里表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絕對量。剩余價值的相對量,即可變資本價值增殖的比率,顯然由剩余價值同可變資本的比率來決定,或者用 / 來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我把可變資本的這種相對的價值增殖或剩余價值的相對量,稱為剩余價值率。【這是仿照英國人的“利潤率”、“利息率”等等說法。讀者在第三卷中會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價值的各個規律,利潤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我們已經知道,工人在勞動過程的一段時間內,只是生產自己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只是生產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因為他是在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狀態下進行生產,所以他不是直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而是在某種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紗)上生產出同他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相等的價值,或者說,同他用來購買生活資料的貨幣相等的價值。他為此需用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這取決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也就是取決于每天生產這些生活資料所需要的平均勞動時間。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平均代表個物化勞動小時,那末,工人要生產這個價值,就必須平均每天勞動小時。如果他不是為資本家勞動,而是獨

 

立地為自己勞動,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平均一天同樣要勞動這么多小時,才能生產出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獲得維持或不斷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既然工人在生產勞動力日價值(如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內,只是生產資本家已經支付【{第版注:在這里,作者沿用了流行的經濟學用語。我們記得,在第頁第四章已經說明,實際上不是資本家“預付”給工人,而是工人“預付”給資本家。——弗·恩·}我們在今天企業的主要財務報表之一的“資產負債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資產負債表分為左右兩欄,左欄為資產欄,表明資金的使用情況;右欄為負債與股東權益欄,表明資金的來源情況。左右兩欄的總額是相等的。我們可以在右欄找到“應付工資”、“應付福利費”、“公益金”等欄目,這些欄目實際就是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的體現,而它們位于資產負債表的右邊,表明是資本家欠工人的,表明資本家并沒有為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預付分文,表明正是工人將這個價值預付給了資本家,并形成了位于資產負債表左邊的為資本家支配的某種資產。反之,如果資本家進行了預付,那么這筆款項就會以“預付工資”欄目的形式出現在資產負債表的左邊,這時要使資產負債表左右平衡,資本家就必須在資產負債表右邊的股東權益(資本家的資本)和負債(資本家借來的資本)中增加相應的資金,即資本家進行預付。只是目前我還沒有看到哪張資產負債表上有“預付工資”這個欄目。】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就是說,只是用新創造的價值來補償預付的可變資本的價值,所以,這種價值的生產只是表現為再生產。因此,我把進行這種再生產的工作日部分稱為必要勞動時間,把在這部分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必要勞動。【我們在本書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詞泛指生產一般的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現在起,我們也用這個詞指生產特殊的商品即勞動力的必要勞動時間。用同一術語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發生誤會的,但這種現象在任何科學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們可以用高等數學和初等數學作一比較。】這種勞動對工人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它不以他的勞動的社會形式為轉移。這種勞動對資本和資本世界來說所以必要,是因為工人的經常存在是它們的基礎。

  勞動過程的第二段時間,工人超出必要勞動的界限做工的時間,雖然耗費工人的勞動,耗費勞動力,但并不為工人形成任何價值。這段時間形成剩余價值,剩余價值以從無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誘著資本家。我把工作日的這部分稱為剩余勞動時間,把這段時間內耗費的勞動稱為剩余勞動。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

 

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物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那么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又應當如何呢?【威廉·修昔的底斯·羅雪爾先生以真正哥特謝德(指傲慢與遲鈍)的天才發現,在今天,剩余價值或剩余產品的形成,以及與此相聯的積累,是由于資本家的“節儉”,為此,資本家“比如說,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極低的文化階段……是強者迫使弱者節儉”。(《國民經濟學原理》年第版第、頁)是節約勞動呢?還是節約尚不存在的剩余產品呢?羅雪爾之流除了確實無知之外,他們又是辯護士,不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作出誠實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險的違背警章的結論,就是這個原因,迫使羅雪爾之流把資本家用來辯護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價值時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今天,他們的繼承者仍然致力于尋找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但甭說剩余價值,就連價值的概念也不敢承認了。】

  因為可變資本的價值等于它所購買的勞動力的價值,因為這個勞動力的價值決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價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決定,所以從這里可以得出結論:剩余價值和可變資本之比等于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或者說,剩余價值率 / =剩余勞動/必要勞動。這兩個比率把同一種關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種是物化勞動的形式,另一種是流動勞動的形式。

  因此,剩余價值率是勞動力受資本剝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資本家剝削的程度的準確表現。【第版注:剩余價值率雖然是勞動力剝削程度的準確表現,但并不是剝削的絕對量的表現。例如,假定必要勞動=小時,剩余勞動=小時,則剝削程度=%,這里剝削量是小時。但是如果必要勞動=小時,剩余勞動=小時,剝削程度仍然是%,剝削量卻增加了%,由小時增加到小時。】

  按照我們的假定,產品的價值= + + ,預付資本=鎊。因為剩余價值=,預付資本=,所以按照通

 

常的計算方法,人們就說:剩余價值率(人們把它同利潤率混為一談)=%。考慮到可變資本實際上是工人預付給資本家的。因此,實際的利潤率=/=%。這樣低的比率是會使凱里先生及其他調和論者感動的。但實際上剩余價值率不是= / /( + ),而是= / ,也就是說,不是/,而是/=%,比表面的剝削程度的倍還要多。在這里,雖然我們不知道工作日的絕對量,不知道勞動過程的期間(日、周等等),也不知道鎊可變資本同時推動的工人人數,但剩余價值率 / 由于可以轉化為剩余勞動/必要勞動,從而精確地向我們表明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比率。這個比率為%。因此,工人是半天為自己勞動,半天為資本家勞動。

  這樣,計算剩余價值率的方法可以簡述如下:我們把全部產品價值拿來,使其中只是再現的不變資本價值等于零。余下的價值額就是在商品形成過程中實際生產出來的唯一的價值產品。如果剩余價值已定,我們從這個價值產品中減去剩余價值,就可得出可變資本。如果可變資本已定,我們從這個價值產品中減去可變資本,就可得出剩余價值。本網頁中《股份合作制及其制度設計》一文就是根據這一原理設計的。如果這二者已定,那就只須進行最后的運算,計算剩余價值同可變資本的比率 /

  這種方法雖然很簡單,但它所依據的看法對讀者并不習慣。看來,舉幾個例子使讀者熟悉一下是適當的。

  我們先舉一家紡紗廠的例子,該廠擁有個走錠精紡紗錠,用美國棉花紡支紗,每個紗錠一周生產磅棉紗。飛花占%。因此,每周有磅棉花被加工成磅棉紗和磅飛花。年月,這種棉花每磅花費/便士,因此磅棉花約為鎊。個紗錠(包括粗紡機和蒸汽機在內),按每個花費鎊計算,共為鎊。它們的損耗率是%=鎊,或每周鎊。廠房的租金是鎊,或每周鎊。煤每周

 

(小時馬力用煤磅,周小時馬力(按示功器)的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噸按先令便士計算,每周約花費/鎊,煤氣每周鎊,機油每周/鎊,因此,以上所有的輔助材料每周共需鎊。總之,不變價值部分每周是鎊。工資每周是鎊。棉紗的價格是每磅/便士,或磅=鎊,因此剩余價值是鎊-鎊=鎊。我們使不變價值部分鎊=,因為它在每周的價值形成中不起作用。這樣,每周的價值產品鎊= + 。因此,剩余價值率=/=/%。在小時的平均工作日內,必要勞動=/小時,剩余勞動=/小時。

  杰科布曾為年做過如下的計算,他假定每夸特小麥的價格是先令,每英畝平均收小麥蒲式耳,所以從每英畝得到的是鎊。這個計算預先把不同的項目互相抵銷了,因而很不完備,但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用了。

每英畝的價值生產

種子(小麥)………鎊先令什一稅、地方稅和國稅……鎊先令

肥料………………鎊先令地租…………………………鎊先令

工資………………鎊先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和利息…鎊先令

總計………………鎊先令總計…………………………鎊先令

  在這里(我們始終假定產品的價格=它的價值),剩余價值是分為利潤、利息、什一稅等等不同項目的。這些項目與我們無關。

 

我們把它們加在一起,就得到剩余價值鎊先令。我們把買種子和肥料的鎊先令作為不變資本部分,使它等于零。預付的可變資本就是鎊先令,代替它而被生產出來的新價值是鎊先令+鎊先令。這樣, / =鎊先令/鎊先令,在%以上。工人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產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被各種人用各種借口瓜分掉。

、產品價值在產品相應部分上的表現

  現在我們再回頭談談資本家是怎樣把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那個例子。他的紡紗工人的必要勞動是小時,剩余勞動也是小時,因此勞動力的剝削程度是%。

  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產品是磅棉紗,價值先令。這些棉紗價值至少有/(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只是再現的價值(磅棉花先令,紗錠等等先令)構成的,或者說,是由不變資本構成的。其余的/是在紡紗過程中產生的先令新價值,其中一半補償預付的勞動力的日價值或可變資本,另一半形成先令剩余價值。可見,這磅棉紗的總價值是依下列方式構成的:

  先令棉紗價值=先令 +先令 +先令

  因為這個總價值表現在總產品磅棉紗上,所以各個不同的價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現在產品的相應部分上。

 

  如果說先令的棉紗價值存在于磅棉紗中,那末,這個價值的/或其不變部分先令,就存在于/的產品或磅棉紗中。在這當中,/磅棉紗代表原料的價值,即紡掉的棉花的價值先令,/磅棉紗代表已消耗的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紗錠等等的價值先令。

  因此,/磅棉紗代表總產品磅棉紗中紡掉的全部棉花,即總產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別的東西。雖然/磅棉紗中只包含價值/先令的/磅棉花,但它們的追加價值/先令形成其余/磅棉紗中紡掉的棉花的等價物。結果好象其余的/磅棉紗被抽掉了棉花,而總產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磅棉紗中了。另一方面,在這/磅棉紗中,現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的價值的任何一個原子,也不包含紡紗過程中創造的新價值的任何一個原子。

  同樣,剩下的包含不變資本余額(=先令)/磅棉紗,只是代表總產品磅棉紗中所用掉的輔助材料和勞動資料的價值。

  因此,/的產品或磅棉紗,雖然從物體來看,從作為使用價值棉紗來看,它們同產品的其余部分一樣,也是紡紗勞動的創造物,但從我們在這里所講的意義上來看,它們并不包含紡紗勞動,并不包含在紡紗過程本身中吸收的勞動。好象它們沒有經過紡就變成了棉紗,好象它們的棉紗形態純粹是騙人的。其實,當資本家按先令把這些棉紗賣出,又用這先令買回生產資料時就會表明,這磅棉紗不過是化了裝的棉花、紗錠、煤炭等等。

  反之,其余/的產品或磅棉紗,現在只是代表小時紡紗過程中生產的先令新價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勞動資料的價值已經被剔除了,同前磅棉紗合并在一起了。體現在

 

磅棉紗中的紡紗勞動都集中在/的產品上。好象這磅棉紗是紡紗工人用空氣紡成的,好象所用的棉花和紗錠是未經人類加工而天然存在的,因而不會把任何價值加到產品中去。

  這磅棉紗包含一天紡紗過程所生產的全部價值產品,其中磅棉紗只代表已用掉的勞動力的補償價值,即先令可變資本,其余磅棉紗則只代表先令剩余價值。

  因為紡紗工人的個勞動小時物化在先令中,所以在先令的棉紗價值中就物化著個勞動小時。它們存在于磅棉紗內,其中/或磅棉紗是紡紗過程以前的個勞動小時的化身,也就是物化在棉紗的生產資料中的勞動的化身,而/或磅棉紗則是紡紗過程本身中消耗的個勞動小時的化身。根據廈門大學的錢伯海提出的所謂社會勞動創造價值論,既然棉紗的價值中物化著紡紗過程以前的個勞動小時,那么棉紗相對于棉花及其它勞動資料的“增值”部分(而不是棉紗的全部價值),就是由這個小時的死勞動與個小時的活勞動共同創造的,因此,其勞動成果按這個小時來分配的結果是,紡紗工人只能得到增殖部分的/=/,也就是說,紡紗工人只應得到磅棉紗或先令的/,只有/先令。好家伙,比資本家剝削得還厲害,比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一半還少。顯然,如果以往那些靠《資本論》吃飯的人對《資本論》的理解都是這種水平的話,那么其他人在看了他們寫的論文后,以為《資本論》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就是情有可原的了。至于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所謂按要素分配的理論,不過是把“存在的”視為“合理的”,并無理論基礎。固然,沒有原材料和勞動資料,工人無法新增價值;但沒有工人的勞動,這些原材料和勞動資料的價值也無法轉移和保存,更何況資本家的生活消費除空氣等極少量物品外,主要來源于工人的勞動果實。從要素的最終來源來說,除自然界自然提供的要素以外,所有的要素都來源勞動者的勞動創造,而在強權之外,資本家也沒有資格壟斷自然界。總之,資本家沒有理由不勞而獲。從一個工人的角度看問題,與從整個工人階級的角度看問題是不大一樣的;而從一個資本家的角度看問題,卻與從整個資產階級的角度看問題是差不多的。貨幣是社會性的,從而金錢具有凝聚力,而金錢站在資本家一邊,資產階級一直是主要以政府意志的形式作為一個外松內緊的整體而存在的,而工人階級雖然占人口的大多數,但卻經常是以一盤散沙的形式存在,形成資本家在總體上占劣勢,在局部上占優勢的局面。這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最佳辦法。為了維持并發展工人階級的散沙狀態,資本家必須要鼓吹一切不利于工人團結的思想行為,如,隱私權、自我意識、個人奮斗,以及自由和民主中最蒼白的部分等等。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棉紗的價值等于棉紗生產中創造的新價值加棉紗的生產資料中原先已有的價值之和。現在我們又看到,產品價值在職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組成部分,怎樣能夠表現在產品本身的相應部分上。

  我們把產品——生產過程的結果——分成幾個量。一個量只代表生產資料中包含的勞動,或不變資本部分。另一個量只代表生產過程中加進的必要勞動,或可變資本部分。最后一個量的產品只代表同一過程中加進的剩余勞動,或剩余價值。這種劃分很簡單,但又很重要,這一點在以后把它應用到復雜的尚未解決的問題上時就可以看出。

  上面我們把總產品當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完成結果來考察。但是我們還可以伴隨總產品的產生過程來看,仍然把各個部分產品當作職能上不同的各個產品部分。

  紡紗工人小時生產磅棉紗,因此小時生產/磅,

 

小時生產/磅,也就是生產一個部分產品,其價值等于整個工作日紡掉的棉花的總價值。同樣,往后的小時分生產的部分產品=/磅棉紗,因而代表個勞動小時所用掉的勞動資料的價值。再往后的小時分,紡紗工人生產磅棉紗=先令,這部分產品價值等于他在小時必要勞動中所創造的全部價值產品。最后的/小時,他又生產磅棉紗,其價值等于他半天剩余勞動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這是英國工廠主日常應用的計算方法,例如他會說,他在最初小時或/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賺回來,如此等等。我們知道,這個公式是正確的,其實它就是上面的第一個公式,不過把現成產品的各部分同時并存的空間變成了它們依次出現的時間。但是,伴隨這個公式也可能產生極野蠻的想法,特別是在那些實際上關心價值的增殖過程,但在理論上又有意曲解這一過程的頭腦中會產生這種想法。例如這些人可能這樣想:我們的紡紗工人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小時是生產或補償棉花的價值,往后的小時分是生產或補償已消耗的勞動資料的價值,再往后的小時分是生產或補償工資的價值,而只有那非常著名的“最后一小時”才是獻給工廠主生產剩余價值的。工人只是轉移和保存棉花的價值,并沒有拿出個小時去生產或補償棉花的價值。在經濟理論弄清楚的地方,數學的運用才有價值。否則就是數學的濫用。這樣一來,紡紗工人就得創造雙重奇跡: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紗錠、蒸汽機、煤炭、機油等等紡紗的時候同時又生產這些東西;另一方面,他把一個有一定強度的工作日變成五個這樣的工作日。就我們的例子來說,生產原料和勞動資料需要/=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而把它們變成棉紗還需要個十二小時工作日。掠奪的貪欲相信這種奇跡,并且總是找得到發空論的獻媚者來證明這種奇跡,下面這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

 

、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時”

  年的一個早晨,以經濟學識和文體優美著稱的納騷·威·西尼耳,這位在英國經濟學家中相當于克勞倫的人,從牛津被召往曼徹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經濟學,現在被召到這里來學習政治經濟學。工廠主選中了他,要他充當斗士去反對新頒布的工廠法和比工廠法更激進的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工廠主以通常具有的實際敏感看出,這位教授先生“還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們寫信叫他到曼徹斯特來。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徹斯特從工廠主那里學到的課業,加以潤色,寫成一本小冊子:《關于工廠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年倫敦版)。在這本小冊子里,我們可以讀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話:

  “按照現行法律,凡雇用不滿歲的人的工廠,每天的勞動時間都不得超過/小時,就是說,一周的前天每天勞動小時,星期六勞動小時。下面的分析〈!〉說明,這種工廠的全部純利潤是由最后一小時提供的。假定工廠主投資鎊,其中用在廠房和機器上的是鎊,用在原料和工資上的是鎊。假定資本每年周轉一次,總利潤是%,該廠全年的商品銷售額應該是價值鎊…… 一個工作日是個/勞動小時,每個/勞動小時生產鎊的//。在構成總額鎊的/中,/即鎊中的鎊只是補償資本,/即總利潤〈!〉鎊中的鎊補償工廠和機器的磨損。其余/即每天最后兩個/小時才生產%的純利潤。因此,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工廠不是勞動/小時,而是可以勞動小時,那末,只要增加大約鎊流動資本,就能使純利潤增加一倍以上。反之,勞動時間每天縮短小時,純利潤就會

 

消失,縮短/小時,總利潤也會消失。”【西尼耳《關于工廠法對棉紡織業的影響的書信》年倫敦版第、頁。我們且不談那些和我們的目的無關的奇談怪論,例如,說工廠主把補償磨損的機器等等的金額,即補償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的金額,算在總利潤或純利潤里面。我們也不去談這些數據是否正確。萊昂納德·霍納在《給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年倫敦版)中已指明,這些數據除了供所謂“分析”外沒有什么別的價值。而這些所謂的“分析”除了自欺欺人外也沒有什么別的價值。萊昂納德·霍納是年的工廠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在年前,一直是工廠視察員——其實是工廠檢查官。他對英國工人階級有不朽的貢獻。他終生不僅同激怒的工廠主作斗爭,而且同大臣作斗爭,對于這些大臣來說,計算工廠主在下院的“票數”比計算“人手”在工廠內的勞動小時不知要重要多少倍。西尼耳式的庸俗經濟學家在今天中國大有人在,而且大多比較“著名”。而象萊昂納德·霍納式的人物卻很罕見。對于今天中國的一些“大臣”(地方官)來說,計算作為其政績的招商引資的金額數比計算工人在工廠內的勞動小時(以及調查工人的勞動條件)也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這位教授先生竟把這種東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廠主的怨言,認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時間用來生產從而再生產或補償建筑物、機器、棉花、煤炭等等的價值,那末,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只須回答:諸位先生!如果你們把勞動時間從/小時減為小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每天棉花、機器等等的消耗也會減少/小時。因此,你們正好得失相當。以后你們的工人用來再生產或補償預付資本價值的時間也將少/小時。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廠主所說的話,而是作為內行認為必須作一番

 

分析,他首先就得請求工廠主先生們,在專門涉及純利潤同工作日長度的關系的問題上,不要把機器和廠房、原料和勞動混雜在一起,而把包含在廠房、機器、原料等等中的不變資本放在一邊,把預付在工資上的資本放在另一邊。在這之后,如果按照工廠主的計算,工人是用/個勞動小時或小時再生產或補償工資,那末這位分析家就應該接著說:

  根據你們的說法,工人是在倒數第二小時生產自己的工資,在最后一小時生產你們的剩余價值或純利潤。因為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生產同樣的價值,所以倒數第二小時的產品和最后一小時的產品具有同樣的價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費勞動,才生產價值,而他的勞動量是由他的勞動時間來計量的。按照你們的說法,工人的勞動時間是每天/小時。他用這/小時的一部分來生產或補償自己的工資,用另一部分來生產你們的純利潤。在這個工作日內他再也沒有做別的事情。既然按照你們的說法,工人的工資和他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同樣大的價值,那末工人顯然是在/小時內生產自己的工資,在其余/小時內生產你們的純利潤。其次,因為兩小時棉紗產品的價值等于他的工資的價值額加上你們的純利潤,所以這一棉紗的價值必然等于/個勞動小時,也就是說,倒數第二小時的產品必然等于/個勞動小時,最后一小時的產品也必然等于/個勞動小時。現在我們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請注意!倒數第二個勞動小時同最初一個勞動小時一樣,都是一個通常的勞動小時。不多也不少。因此,紡紗工人怎么能在個勞動小時內生產出代表/個勞動小時的棉紗價值呢?實際上,他并沒有創造這個奇跡。他在個勞動小時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是一定量的棉紗。這些棉紗的價值等于/個勞動小時,其中/小時未經他

 

的協助就已包含在小時消耗的生產資料棉花、機器等等內,而/小時或小時才是由他自己加進的。因為他的工資是在/小時內生產的,而小時紡出的棉紗產品也包含/個勞動小時。所以,他/個勞動小時紡紗勞動的價值產品等于小時紡紗勞動的產品價值,注意價值產品與產品價值的區別。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術。如果你們以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個時間原子來再生產或“補償”棉花、機器等等的價值,那你們就完全錯了。正由于他的勞動把棉花和紗錠變成棉紗,正由于他紡紗,棉花和紗錠的價值才自行轉移到棉紗上去。這種結果是靠他的勞動的質,而不是靠他的勞動的量造成的。當然,他小時轉移到棉紗上去的棉花等等的價值比/小時多,但這只是因為他小時紡掉的棉花比/小時多。現在你們懂了吧,你們所謂工人在倒數第二小時生產他的工資的價值,在最后一小時生產純利潤,只不過是說,他的工作日的小時(不管是最初小時或是最后小時)的棉紗產品,體現著/個勞動小時,正好等于他的整個工作日。所謂工人在前/小時生產他的工資,在后/小時生產你們的純利潤,又只不過是說,前/小時你們給了報酬,后/小時你們沒有給報酬。這里我說勞動的報酬,而不說勞動力的報酬,是為了用你們的行話。諸位先生,現在請把你們付給報酬的勞動時間和你們沒有付給報酬的勞動時間比較一下,你們就會發現,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百分比。毫無疑問,如果你們使你們的“人手”不是勞動/小時,而是勞動小時,并且象你們會做的那樣,把額外的/小時也歸入純粹的剩余勞動,那末剩余勞動就會從/小時增加到/小時,從而剩余價值率就會從%增加到/%。如果你們期望,加上/小時就能使剩余價值率從%增加到

 

%,甚至%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樂觀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東西,特別是當人們把心放在錢袋里的時候——如果你們擔心,工作日從/小時縮減為/小時會使你們的全部純利潤化為烏有,那又未免太悲觀了。事情決不是這樣的。假設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即使剩余勞動從/小時降為/小時,仍然會得出一個很好的剩余價值率,即/%。但是這個致命的“最后一小時”——你們為它編造的神話比錫利亞信徒為世界末日編造的神話還要多——是“十足的胡說”。現代庸俗經濟學中的這種胡說太多,就看你會不會上西尼耳式教授的當。失掉這最后一小時,你們并不會喪失“純利潤”,而你們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會失去“靈魂的純潔”。【西尼耳證明,工廠主的純利潤、英國棉紡織業的存在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都決定于“最后一個勞動小時”;而安德魯·尤爾博士則又證明,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滿歲的青工在工廠的溫暖而純潔的道德氣氛里關上整整小時,而是提早“一小時”把他們趕到冷酷無情、放蕩不羈的外界去,他們就會因懶惰和邪惡而使靈魂不能得救。從年起,工廠視察員在半年一次的《報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時”來嘲弄工廠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年月日的工廠視察報告中說:“假如下面這種巧妙的計算<他引證西尼耳>是正確的,聯合王國的所有棉紡織廠從年起就已經賠本了。”(《工廠視察員報告。截至年月日為止的半年》第、頁)當年議會通過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時,分散在多爾塞持和索美塞特兩郡交界處的農村麻紡廠的工廠主們,強迫一些正規工人接受一份反對這項法案的請愿書,請愿書中有這樣的話:“我們這些向你們請愿的人,作為父母,認為增加一小時閑蕩的時間,結果只會使我們的孩子道德敗壞,因為懶惰是萬惡之源。”關于這一點,年月日的工廠視察員報告指出:“在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們的子女做工的麻紡廠里,空氣中充滿著原料的塵埃和碎屑,即使只在紡紗車間呆上分鐘,也會感到非常難受,因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會立刻塞滿亞麻的碎屑,根本無法躲避,這不能不使你感到極度的痛苦。同時,由于機器飛速地轉動,這種勞動本身需要全神貫注,需要一刻不停地運用技巧和動作,這些兒童在這樣的空氣里除了吃飯時間外整整勞動小時,現在還要他們的父母說自己的子女‘懶惰’,這未免太殘酷了……這些兒童的勞動時間比附近農村里雇工的勞動時間還要長……所謂‘懶惰和邪惡’這種無情的胡說必須斥之為十足的假仁假義和最無恥的偽善……大約在十二年以前,當有人在最高權威的批準下,十分自信地、鄭重其事地公開宣布工廠主的全部‘純利潤’來源于‘最后一小時’勞動,從而工作日縮短一小時就會消滅純利潤的時候,一部分公眾曾對這種自信程度感到驚訝;而現在,當這部分公眾看到下面的事實時恐怕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這就是:關于充滿善行的‘最后一小時’的原始發現,從那時以來已經大大完善,不僅包括‘利潤’,而且還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兒童的勞動時間減為整整小時,兒童的道德會和他們的雇主的純利潤一道化為烏有,因為二者都取決于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時。”(《工廠視察員報告。年月日》第頁)接著,這份工廠視察員報告舉出了一些實例,說明這些工廠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說明他們怎樣施用陰謀、詭計、利誘、威脅、偽造等手段,迫使少數完全不會反抗的工人在這種請愿書上簽名,然后把這種請愿書冒充整個產業部門和整個郡的請愿書提交議會。——無論是后來熱心擁護工廠立法而值得贊揚的西尼耳本人,還是先后反對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樣說明這一“原始發現”的錯誤結論。這個事實最能說明所謂經濟“科學”的現狀。他們只是訴諸實際經驗。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現代庸俗經濟學仍然如此,只是有時候連實際經驗也不訴諸了。好在今天的現狀是,真正的“經濟科學”已經能夠明確地與“經濟學”區分開了。參見本網頁“經濟科學與經濟學的劃分”。】

 

  當你們的“最后一小時”真的敲響的時候,請你們想起牛津的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諸位相會。再見!【這位教授先生總算從這次曼徹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處!在《關于工廠法的書信》中,全部純利潤,即“利潤”、“利息”和甚至“更多的東西”取決于工人的一小時無酬勞動!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為牛律的大學生和有教養的庸人寫的《政治經濟學大綱》一書中,還反對李嘉圖提出的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論點,“發現”利潤來源于資本家的勞動,利息來源于資本家的禁欲主義。這一觀點,仍然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至寶。牛津大學真不愧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風水寶地,不僅為英國出產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教授,也為中國出產這樣的教授。】…… 西尼耳年發現的“最后一小時”這個信號,在年月日,又被經濟學界的一位大官老爺詹姆斯·威爾遜在倫敦《經濟學家》雜志上重新吹奏起來,以反對十小時工作日的法律。

 

、剩余產品

  我們把代表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在第節舉的例子中,是磅棉紗的/或磅棉紗)稱為剩余產品。決定剩余價值率的,不是剩余價值同資本總額的比率,而是剩余價值同資本的可變部分的比率,同樣,決定剩余產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產品同總產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產品同代表必要勞動的那部分產品的比率。剩余價值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決定的目的,同樣,富的程度不是由產品的絕對量來計量,而是由剩余產品的相對量來計量。【“對于一個擁有鎊資本,每年獲得利潤鎊的人來說,只要他的利潤不低于鎊,不管他的資本是雇個工人還是雇個工人,不管生產的商品是賣鎊還是賣鎊,都是一樣的。一個國家的實際利益不也是這樣嗎?只要這個國家的實際純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潤不變,這個國家的人口有萬還是有萬,都是無關緊要的。”(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原理》年倫敦第版第頁)早在李嘉圖之前,有一位剩余產品的狂熱的崇拜者阿瑟·楊格——他還是一個喜歡空談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聲和他的功績適成反比——就曾說過:“在一個現代王國里,如果象古羅馬那樣把整個省區的土地分給獨立的小農耕種,即使他們耕種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別無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沒有用處的”(阿瑟·楊格《政治算術》年倫敦版第頁)。注的補充:奇怪的是,“有一種強烈的傾向,把純收入說成是對工人階級有利的……但是很明顯,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為它是純的”(托·霍普金斯《論地租》年倫敦版第頁)。】

  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和,工人生產他的勞動力的補償價值和生產剩余價值的時間之和,構成他的勞動時間的絕對量——工作日。

 

 

第八章

工 作 日

、工作日的界限

  我們已經假定勞動力是按照它的價值買賣的。它的價值,和其他各種商品的價值一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小時,那末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勞動小時來逐日生產他的勞動力,或者說,再生產出他出賣勞動力得到的價值。這樣,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小時,因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是一個一定量。但是由此還不能確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們用 —————— 線表示必要勞動時間的持續或長度,假定是小時。再假定勞動分別超過  線小時、小時、小時不等,我們就得到條不同的線:

 

工作日              工作日 

 ——————        —————— ———

工作日  

 —————— ——————

  這條線表示三種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時工作日、九小時工作日和十二小時工作日。延長線  表示剩余勞動的長度。因為工作

 

日等于  +  ,即  ,所以它隨著變量  一同變化。因為  是已定的,所以    之比總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它在工作日 中是/,在工作日  中是/,在工作日   中是/。又因為剩余勞動時間/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比率決定剩余價值率,所以已知這兩段線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價值率。就上述三種不同的工作日來說,剩余價值率分別等于/%、%和%。相反,僅僅知道剩余價值率,卻不能斷定工作日的長度。例如,假定剩余價值率是%,可是工作日可以是小時、小時、小時等等。這個剩余價值率只表明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即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是同樣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個不變量,而是一個可變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斷再生產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但是它的總長度隨著剩余勞動的長度或持續時間而變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確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

  另一方面,工作日雖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動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內變動。不過它的最低界限是無法確定的。當然,假定延長線  或剩余勞動=,我們就得出一個最低界限,即工人為維持自身而在一天當中必須從事必要勞動的那部分時間。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必要勞動始終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決不會縮短到這個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個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長到超出某個一定的界限。這個最高界限取決于兩點。第一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人在一個小時的自然日內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象一匹馬天天干

 

活,每天也只能干小時。這種力每天必須有一部分時間休息、睡覺,人還必須有一部分時間滿足身體的其他需要,如吃飯、盥洗、穿衣等等。除了這種純粹身體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長還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的和社會的需要,這種需要的范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但是這兩個界限都有極大的伸縮性,有極大的變動余地。例如我們看到有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種各樣長度的工作日。

  資本家按照勞動力的日價值購買了勞動力。勞動力在一個工作日內的使用價值歸資本家所有。因此,資本家有權要工人在一日之內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個工作日呢?當然比一個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關于這個極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資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為資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的靈魂就是資本的靈魂。有恒產者有恒心。而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獲取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資本是死勞動,它象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勞動的時間就是資本家消費他所購買的勞動力的時間。【“每天損失一個勞動小時,會給一個商業國家造成莫大的損害。”“我國的勞動貧民大量地消費奢侈品;制造業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們同時還消費自己的時間——這是各種消費中最有害的一種消費。”(《論手工業和商業》年倫敦版第頁和第頁)】如果工人利用他的

 

可供支配的時間來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竊了資本家。

  可見,資本家是以商品交換規律作根據的。他和任何別的買者一樣,想從他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中取得盡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傳來了在疾風怒濤般的生產過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聲音:

  我賣給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創造價值,而且創造的價值比它本身的價值大。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你才購買它。在你是資本價值的增殖,在我則是勞動力的過多的支出。你和我在市場上只知道一個規律,即商品交換的規律。商品不歸賣出商品的賣者消費,而歸買進商品的買者消費。因此,我一天的勞動力歸你使用。但是我必須依靠每天出賣勞動力的價格來逐日再生產勞動力,以便能夠重新出賣勞動力。如果撇開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損耗不說,我明天得象今天一樣,在體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狀態下來勞動。你經常向我宣講“節儉”和“節制”的福音。好!我愿意象個有理智的、節儉的主人一樣,愛惜我唯一的財產——勞動力,不讓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費。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發展所容許的限度內使用它,使它運動,變為勞動。你無限制地延長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內使用掉我三天還恢復不過來的勞動力。你在勞動上這樣賺得的,正是我在勞動實體上損失的。使用我的勞動力和劫掠我的勞動力完全是兩回事。深刻!假定在勞動量適當的情況下一個中常工人平均能活年,那你每天支付給我的勞動力的價值就應當是它的總價值的/(×)/。但是如果你要在年內就消費盡我的勞動力,可是每天支付給我的仍然是我的勞動力總價值的/,而不

 

/,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勞動力日價值的/,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價值的/。你使用三天的勞動力,只付給我一天的代價。這是違反我們的契約和商品交換規律的。深刻!因此,我要求正常長度的工作日,我這樣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為在金錢問題上是沒有情面可講的。你可能是一個模范公民,也許還是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會員,甚至還負有德高望重的名聲,但是在你我碰面時你所代表的那個東西的里面是沒有心臟跳動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東西在跳動的話,那不過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因為我和任何別的賣者一樣,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價值。【-年,倫敦建筑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把工作日縮短到小時,當時他們的委員會發表了一項聲明,這項聲明同我們這位工人的辯護詞幾乎完全一樣。聲明諷刺地指出,一位最貪婪的“建筑業老板”——某個摩·佩托爵士——負有“德高望重的名聲”。(這位佩托在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魯斯堡一樣的結局!)】

  我們看到,撇開伸縮性很大的界限不說,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余勞動規定任何界限。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可是另一方面,這個已經賣出的商品的特殊性質給它的買者規定了一個消費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堅持他作為賣者的權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內。于是這里出現了二律背反,權利同權利相對抗,而這兩種權利都同樣是商品交換規律所承認的。在平等的權利之間,力量就起決定作用。而團結就是力量!所以,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過程表現為規定工作日界限的斗爭,這是全體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和全體工人即工人階級之間的斗爭。

 

、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工廠主和領主

  資本并沒有發明剩余勞動。凡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享有生產資料壟斷權的地方,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侶,羅馬的市民,諾曼的男爵,美國的奴隸主,瓦拉幾亞的領主,現代的地主,還是資本家。但是很明顯,如果在一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余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造成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謀取具有獨立的貨幣形式的交換價值的地方,即在金銀的生產上,才有駭人聽聞的過度勞動。在那里,累死人的強迫勞動是過度勞動的公開形式。這只要讀一讀西西里的狄奧多洛斯的記載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這只是一種例外。不過,那些還在

 

奴隸勞動或徭役勞動等較低級形式上從事生產的民族,一旦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而這個市場又使它們的產品的外銷成為首要利益,那就會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災禍之上,再加上一層過度勞動的文明災禍。因此,在美國南部各州,當生產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滿足本地需要時,黑人勞動還帶有一種溫和的家長制的性質。但是隨著棉花出口變成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從事的有時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盡的過度勞動,就成為事事都要加以盤算的那個制度的一個因素。問題已經不再是從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產品,現在的問題是要生產剩余價值本身了。徭役勞動,例如多瑙河各公國的徭役勞動,也有類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國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和英國工廠對剩余勞動的貪欲比較一下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勞動具有獨立的、可以感覺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小時必要勞動和小時剩余勞動組成。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工人每周為資本家提供×小時即小時的剩余勞動。這和他每周為自己勞動天,又為資本家白白地勞動天,完全一樣。但是這種情形是覺察不出來的。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說法來表示同樣的關系,例如說工人在每分鐘內為自己勞動秒,為資本家勞動秒,等等。而徭役勞動就不是這樣。例如瓦拉幾亞的農民為維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勞動和他為領主所完成的剩余勞動在空間上是分開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勞動,在主人的領地里完成剩余勞動。所以,這兩部分勞動時間是各自獨立的。在徭役勞動形式中,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截然分開。這種表現形式上的差別,顯然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間的量的比率。每

 

周三天的剩余勞動,無論是叫做徭役勞動還是叫做雇傭勞動,都是勞動者自己的無代價的三天勞動。不過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貪欲表現為渴望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而領主的貪欲則較簡單地表現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數。這種換湯不換藥的虛偽,卻給資本家優越感,從此自以為是“平等、自由、博愛和民主”的化身,不僅到處指手劃腳,而且還到處狂轟濫炸,要把膿包當桃花強加于人。同時,這也給了資本家的走狗們得以狂吠的口水。

  在多瑙河各公國,徭役勞動是同實物地租和其他農奴制義務結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勞動是交納給統治階級的最主要的貢賦。凡是存在這種情形的地方,徭役勞動很少是由農奴制產生的,相反,農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勞動產生的。羅馬尼亞各州的情形就是這樣。那里原來的生產方式是建立在公社所有制的基礎上的,但這種公社所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員各自耕種,另一部分土地是公田,由公社成員共同耕種。這種共同勞動的產品,一部分作為儲備金用于防災備荒和應付其他意外情況,一部分作為國家儲備用于戰爭和宗教方面的開支以及其他的公用開支。久而久之,軍隊的和宗教的頭面人物侵占了公社的地產,從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田上的勞動。今天一些國有企業的資產也被一些頭面人物設法侵占了,國有企業逐步成了私營企業。自由農民在公田上的勞動變成了為公田掠奪者而進行的徭役勞動。于是農奴制關系隨著發展起來,但這只是

 

在事實上,還沒有反映到法律上,直到后來,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羅斯才借口廢除農奴制而把這種農奴制用法律固定下來。年俄國將軍基謝廖夫頒布的徭役勞動法,當然是由領主們口授的。俄羅斯由此一舉征服了多瑙河各公國的顯貴,并博得了整個歐洲的自由派白癡們的喝采。今天中國的自由派白癡也不少。

  按照這個稱為“組織規程”的徭役勞動法,瓦拉幾亞的每個農民除交納詳細規定的大量實物貢賦之外,還必須為所謂地主完成:、十二個一般工作日;、一個田間工作日;、一個搬運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日。不過,由于制定該法令的人諳熟政治經濟學,所以規定的不是通常意義的工作日,而是生產某種平均日產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這個平均日產品又規定得非常狡猾,連塞克洛普在小時之內也完成不了。因此,“組織規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羅斯式諷刺的露骨語言解釋說,個工作日應該理解為日體力勞動的產品,一個田間工作日應理解為日,一個搬運木材的工作日也應理解為日。合計是日徭役。此外還要加上所謂《       》,就是當地主在生產上有特殊需要時所服的勞役。每個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為領主服這種徭役。每個瓦拉幾亞的農民估計要擔負日這種額外徭役勞動。這樣,已經規定的徭役勞動每年就有個工作日。在瓦拉幾亞,由于氣候不好,每年只有日可以從事農活。其中有日是星期天和節日,平均還有日壞天氣,加起來就去掉了日。剩下的只有個工作日。徭役勞動同必要勞動之比是//%,這表明剩余價值率比英國農業工人或工廠工人勞動的剩余價值率要小得多。但這只是法定的徭役勞動。“組織規程”比英國的工廠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義”精神,它有意讓人更容易去鉆空子。它除了把日變成

 

日之外,又把日徭役中每日的名義上的勞動額規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鋤草定額,特別是玉米地的鋤草定額,實際上要加倍的時間才能完成。某些農活的法定的一日勞動定額,甚至可以解釋成所謂這一日是從五月開始一直到十月為止。對于莫爾達維亞,規定更加苛刻。有一個為勝利所陶醉的領主喊道:

  “‘組織規程’規定的日徭役,等于一年日!”

  如果說,通過一項項條文使對剩余勞動的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各公國“組織規程”是這種貪欲的積極表現,那末,英國的工廠法是這種貪欲的消極表現。英國的工廠法是通過國家,而且是通過資本家和地主統治的國家所實行的對工作日的強制的限制,來節制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把工廠勞動限制一下,這正象有必要用海鳥糞對英國田地施肥一樣。同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后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英國的周期復發的流行病和德法兩國士兵身長的降低,都同樣明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一般說來,一個生物體超過它的同類的平均長度,這在某種限度內表示這個生物體的強健。如果人的發育由于自然條件或社會條件而受到妨害,人體就會縮小。在歐洲所有實行征兵制的國家里,自從實行這種制度以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長和整個應征條件都降低了。法國在革命()以前,步兵身長的最低標準是厘米,年(根據月日的法令)是厘米,根據年月日的法令是厘米。在法國,應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長不夠和體質孱弱而被淘汰;在薩克森,年軍人的身長標準是厘米,目前是厘米。在普魯士目前是厘米。根據年月日《巴伐利亞報》刊載的邁耶爾博士的報告,普魯士按年平均計算,每個應征者當中有人不合格:其中人因身長不夠,人因體質孱弱……年,柏林就沒有征足兵額,差人。”(尤·馮·李比希《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中的應用》年第版第卷第、頁)人類的生物身高,也受資本主義經濟的調節。】

 

  年制定的現行(年)工廠法規定,一周平均每個工作日為小時,即一周的前天為小時,從早晨時至晚上時,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時早飯時間和一小時午飯時間,做工時間凈剩/小時;星期六為小時,從早晨時至午后時,其中有半小時早飯時間。每周凈剩小時,前天為/小時,星期六為/小時。為了監督法律的執行,設置了專門的工廠視察員,直屬內務部,他們的報告由議會每半年公布一次。這些報告不斷地提供關于資本家對剩余勞動貪欲的官方統計材料。我們也有勞動部門,但勞動法的執行情況如何,卻沒有定期公開的報告。難怪一些西方國家的人認為,中國只是口頭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他們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讓我們聽一聽這些工廠視察員的報告吧。

  “狡猾的工廠主在早晨點前刻就開工,有時還要早些,有時稍晚些,晚上點過刻才收工,有時稍早些,有時還要晚些。他把名義上規定的半小時早飯時間前后各侵占分鐘,一小時午飯時間前后各侵占分鐘。星期六下午到點過刻才收工,有時稍早些,有時還要晚些。這樣他就賺到: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時前分鐘、晚時后分鐘、早飯分鐘、午飯分鐘,即分鐘/日,日共計:分鐘;星期六:早時前分鐘、早飯分鐘、下午時后分鐘;周共計:分鐘。

  就是說,每周多出來小時分鐘,每年以個勞動周計算(除掉周作為節日或因故停工),共為個工作日。”

  “如果每個工作日比標準時間延長分鐘,一年就等于/個生產日。”“這里撈一點時間,那里撈一點時間,一天多出一小時,一年個月就變成個月了。”

  在危機時期,生產中斷,“開工不足”,每周只開工幾天。這當然不影響延長工作日的欲望。營業越不振,就越要從已有的營業中取得更大的利潤。于是,工人一方面要承受降低的工資,另一方面要付出更高的勞動強度。開工的時間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勞動時間延長。工廠視察員關于—年的危機時期報告說:

  “在生意這樣不景氣的時候還有過度勞動現象,人們也許會認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氣卻刺激那些無所顧忌的人去犯法。他們這樣就保證自己能取得額外利潤……”萊昂納德·霍納說:“我的管區有家工廠倒閉,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廠也都開工不足,但是就在這個時期,超過法定時間的過度勞動仍然存在。”豪威耳先生說:“雖然大多數工廠由于營業不

 

振只開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樣仍舊接到同樣多的控告,說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工人每天被奪去半小時或刻鐘。”

  在年至年的可怕的棉業危機時期,也發生了同樣的現象,不過規模比較小。

  “如果我們在吃飯時間或者在其他違法時間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時就出來辯解,說工人怎樣也不愿意離開工廠,要他們停止工作〈擦洗機器等等〉,非得使用強制辦法不可,特別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實,在機器停止轉動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廠里,那只是因為在早晨時至晚上時的法定勞動時間內沒有撥出時間讓他們干這類事情。”現在也有人對在私營企業打工的打工仔所承受的苦難作類似的辯解。【《工廠視察員報告。年月日》第頁。根據工廠主在法庭上的供述,他們工廠的工人狂熱地反對工廠勞動的任何中斷,關于這一點,有下列奇聞為證。年月初,杜斯伯里(約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說巴特里附近有個大工廠的廠主違反了工廠法。其中有幾位先生雇用—歲的兒童人,迫使他們從星期五早晨點一直勞動到星期六下午點,除了吃飯和半夜一小時睡眠外,不讓有任何休息。這些孩子在那種叫做“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連勞動小時,他們在那里把破舊毛織物撕成碎片,洞里彌漫著灰塵和毛屑,連成年工人都要經常用手帕捂著嘴來保護自己的肺!這些被告先生雖然沒有發誓(他們這些戰栗教徒都是謹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發誓的),但是硬說他們懷有憐憫之心,本來允許這些可憐的孩子睡個小時,但是這些固執的孩子偏偏不肯睡!這幾位戰栗教徒先生被判處罰金鎊。德萊登對這些戰栗教徒頗有先見之明,他寫道:“狐貍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它不敢發誓,一味妖言惑眾,它一雙賊眼四處探索,佯作仟悔者的神情,它想破戒,不先祈禱一番,不成!”】

 

  “看來,靠超過法定時間的過度勞動獲得額外利潤,對許多工廠主來說是一個難于抗拒的巨大誘惑。他們指望不被發覺,而且心中盤算,即使被發覺了,拿出一筆小小的罰款和訴訟費,也仍然有利可圖。”“如果額外時間是在一天之內零敲碎打地偷竊來的,那末,視察員要想找出違法的證據就很困難了。”

  資本“零敲碎打地偷竊”工人吃飯時間和休息時間的這種行為,又被工廠視察員叫做“偷占幾分鐘時間”,“奪走幾分鐘時間”,工人中間流行的術語,叫做“啃吃飯時間”。

  我們看到,在這種氣氛中,剩余價值由剩余勞動形成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眼見得無法遮羞,西方經濟學拋出所謂的“剩余索取權”,為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辯護,認為由于“承擔”了風險等原因,資本家應當享有剩余價值,只不知他們如何將“啃吃飯時間”與“‘承擔’風險”等聯系起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廠主對我說:如果你允許我每天只讓工人多干分鐘的話,那你一年就把鎊放進了我的口袋。”“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

  在這一點上,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們把那些全天勞動的工人叫做“全日工”,把歲以下的只準勞動小時的童工叫做“半日工”。在這里,工人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一切個人之間的區別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區別了。

 

、在剝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國工業部門

  以上我們考察了一些部門中竭力延長工作日的情況,考察了對剩余勞動的狼一般的貪欲,在這些部門中,無限度的壓榨,正如一個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說的,比西班牙人對美洲紅種人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資本終于受到法律的約束。現在我們來看看另外一些生產部門,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還在毫無拘束地壓榨勞動力。

  “年月日,郡治安法官布羅頓先生在諾定昂市會議廳主持的一次集會上說,從事花邊生產的那部分城市居民過著極其貧窮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沒有見過的……歲到歲的孩子,在大清早、、點鐘就從骯臟的床上被拉起來,為了勉強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點鐘。他們四肢瘦弱,身軀萎縮,神態呆癡,麻木得象石頭人一樣,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馬勒特先生和別的工廠主起來抗議討論這類事情,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今天有人也要拒絕討論資本對勞動的剝削。 這種制度,正象蒙塔古·瓦爾皮牧師所描寫的那樣,是無拘無束的奴隸制,是社會的、肉體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隸制…… 如果一個城市竟舉行公眾集會,請求把男子每天的勞動時間限制為小時,那我們將作何感想呢!…… 我們抨擊弗吉尼亞和加羅林的種植園主。然而,他們買賣黑奴、鞭笞黑奴、販賣人肉的行為,比起為資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紗和硬領的過程中發生的那種慢性殺人的暴行,難道更可惡

 

嗎?”

  斯泰福郡的陶器業,在最近年來,曾三度成為議會調查的對象。調查的結果,第一次見斯克里文先生年向童工調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第二次見奉樞密院醫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醫生年的報告(《公共衛生。第號報告》第部分第—頁),最后一次見朗格先生年的報告,載于年月日的《童工調查委員會。第號報告》。在這里,我只要從年和年的報告中摘錄一些受剝削的兒童本人的證詞就夠了。根據兒童的情況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況,特別是少女和婦女的情況。同這一工業部門比較起來,棉紡織業之類的部門還算是很愉快很衛生的職業呢。

  威廉·伍德,歲,“從歲零個月就開始做工”。一直是“運模子”(把已經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來)。他每周天天早晨點上工,晚上點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點鐘。例如最近七八個星期都是這樣。”就是說,一個歲的孩子竟勞動小時!詹·默里,歲,他說:

  “我干的是運模子和轉轆轤。我早晨點鐘上工,有時點鐘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點鐘。我從前天夜里起就沒有上過床。除我以外,還有八九個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個沒有來,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個星期掙先令便士。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沒多得到一個錢。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兩夜。”

  費尼霍,歲,他說:

  “我不總是能夠得到十足一小時的吃飯時間,而往往只有半小時,每星期

 

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這樣。”

  格林豪醫生指出,在特倫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爾斯坦登這兩個陶業區,人的壽命特別短。歲以上的男子從事陶業生產的,在斯托克區雖然只占.%,在沃爾斯坦登只占.%,但是在這類年齡的男子死亡人數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區占一半以上,在沃爾斯坦登區約占/。在亨萊行醫的布思羅伊德醫生說: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個醫生麥克貝恩先生也說:

  “我在陶工中間行醫年了,我發覺這個階級在身長和體重方面顯著退化。”

  以上這些證詞是從格林豪醫生年的報告中摘錄的。

  下面我們從幾個調查委員年的報告中摘錄幾段。北斯泰福郡醫院主任醫生約·特·阿爾萊茲說:

  “陶工作為一個階級,不分男女……代表著身體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們一般都是身材矮小,發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們未老先衰,壽命短促,遲鈍而又貧血;他們常患消化不良癥、肝臟病、腎臟病和風濕癥,表明體質極為虛弱。但他們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結核、支氣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種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稱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結核。還有侵及腺、骨骼和身體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這種病的陶工占三分之二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從鄰近的鄉村地區補充進來,由于同較為健康的人結婚,這個地區的人口才沒有發生更嚴重的退化。”


  不久前還是該醫院外科醫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給調查委員朗格的信中寫道:

  “我所能說的只是我個人的觀察,并沒有什么統計材料作根據。但是我

 

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每當我看到這些為滿足父母和雇主的貪心而犧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們的時候,激憤的心情怎樣也平靜不下來。”

  他列舉陶工患病的種種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勞動時間過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希望:

  “一個在全世界人們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業,不能再容忍這種可恥的現象:它依靠工人的勞動和技巧,取得了光輝的成就,但伴隨而來的是,工人身體退化,遭受種種折磨,早期死亡。”

  這里所說的英格蘭陶器業的情況,也適用于蘇格蘭的陶器業。

  火柴制造業是從年發明用木梗涂磷的辦法之后出現的。自年起,它在英國迅速地發展起來,并由倫敦人口稠密的地區傳到曼徹斯特、北明翰、利物浦、布利斯托爾、諾里奇、新堡、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時也使牙關鎖閉癥蔓延到各地。維也納的一位醫生早在年就發現這種病是火柴工人的職業病。工人中有一半是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歲的少年。誰都知道,這種制造業有害健康,令人生厭,所以只有工人階級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餓得半死的寡婦等等,才肯把“衣衫襤褸、餓得半死、無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送去干這種活。在委員懷特年詢問過的證人當中,有人不滿歲,人不滿歲,人只有歲,人只有歲。工作日從到或小時不等,此外還有夜間勞動,吃飯沒有固定時間,而且多半是在充滿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飯。如果但丁還在,他一定會發現,他所想象的最殘酷的地獄也趕不上

 

這種制造業中的情景。

  在壁紙工廠中,粗糙的壁紙用機器印刷,精致的壁紙用手工印刷。生產的旺季是從十月初到第二年四月底。在這段時期內,勞動往往從早晨時一直持續到晚上時,甚至到深夜,中間幾乎沒有休息。

  詹·李奇說:

  “去年〈年〉冬天,個女孩子中,有個因為勞動過度,害了病,不能上工。為了不讓她們打瞌睡,我必須對她們大聲喊叫。”伍·達菲說:“孩子們往往疲倦得睜不開眼睛,其實,我們自己往往也是勉強地支撐著。”詹·萊特伯恩說:“我歲…… 去年冬天我們干到晚上點,前年冬天干到晚上點。去年冬天我的腳有傷,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來。”格·阿蒲斯登說:“我這個孩子歲的時候,我就常常背著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個鐘頭的工!…… 當他在機器旁干活的時候,我往往得跪下來喂他飯,因為他不能離開機器,也不能把機器停下來。”曼徹斯特一家工廠的股東兼經理斯密說:“我們〈他是指那些為“我們”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間不停下來吃飯,所以一天/小時的勞動到下午點半就干完了,以后的時間都是額外時間。【不要把這種時間理解為我們所說的剩余勞動時間。這些先生把/小時的勞動看作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勞動。在此之外是“額外時間”,它的報酬稍高一些。往后我們就會知道,在所謂正常日中使用勞動力,報酬是低于價值的,所以“額外時間”不外是資本家用來榨取更多的“剩余勞動”的詭計;而且,即使對“正常日”中使用的勞動力確實支付了足夠的報酬,情況仍然是一樣的。】〈難道這位斯密先生在這/小時內也不吃一頓飯嗎?〉他當然要吃飯,并因此享有現代庸俗經濟學給予的“剩余索取權”。我們〈還是那位斯密〉很少在晚上點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費“我們的”勞動力這些機器〉,所以我們實際上整年都有額外時間…… 在過去個月當中,無論孩子或成年人〈個兒童和歲以下的少年,個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天零小時即/小時。在今年〈年〉月日以前的周內,平均時間更長了,每周達天即小時!”

 

  還是這位如此愛用君主口吻以“我們”自稱的斯密先生,微笑著補充說:“機器勞動是輕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廠主卻說:“手工勞動比機器勞動要合乎衛生。”但是工廠主先生們全都憤憤不平地反對“至少在吃飯時間使機器停下來”的建議。巴勒區(倫敦)一家壁紙廠的經理奧特利先生說道:

  “要是法律準許的勞動時間是從早晨點到晚上點,對我們〈!〉倒很合適,可是工廠法規定的時間是從早晨點到晚上點,這對我們〈!〉可不合適…… 在午飯時間我們的機器總是停下來〈何等寬宏大量!〉。這樣做在紙張和顏料方面不會造成大不了的損失。”接著他滿懷同情地補充說:“但是,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損失是人們所不喜歡的。”

  委員會的報告坦率地認為,某些“大公司”擔心喪失時間,即擔心喪失占有別人勞動的時間,并從而“喪失利潤”。這不能成為“充足的理由”,讓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歲的少年在長達—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午飯的時間,或者象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輪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進行中加給他們。

  在英國,沒有一個工業部門象面包業(剛剛興起的機制面包業不算在內)那樣,直到今天還保持著如此古老的、只有從羅馬帝國時代的詩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紀元前的生產方式。不過,前面已經說過,資本起初并不關心它所征服的勞動過程的技術性質。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樣的勞動過程就采用什么樣的勞動過程。

  面包摻假的情況,令人難以置信,尤其在倫敦更為厲害。這種現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摻假”調查委員會(—年)和哈

 

塞耳醫生《揭穿了的摻假行為》一書揭發出來的。揭發的結果是年月日頒布了“防止飲食品摻假”法,這是一項無效的法律,因為它對每個企圖靠買賣假貨“賺正當錢”的自由貿易者當然是極端寬容的。委員會本身也相當坦率地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或者用英國人的俏皮說法,是“詭辯品”貿易。事實上,這種“詭辯”比普羅塔哥拉更會顛倒黑白,比埃利亞派更能當面證明一切真實都只不過是假象。

  不管怎樣,委員會把公眾的目光引向了他們“每日的面包”,從而引向了面包業。與此同時,倫敦面包工人在群眾大會上和在向議會的請愿中,發出了反對過度勞動等等的呼聲。這種呼聲如此急迫,以致當局把我們上面屢次提到的年委員會的委員休·西·特里門希爾先生,任命為皇家調查專員。他的報告和列舉的證詞激動了公眾,不過不是激動了公眾的心,而是激動了公眾的胃。熟讀圣經的英國人雖然清楚地知道,一個人除非由于上

 

帝的恩賜而成為資本家、大地主或領干薪者,否則必須汗流滿面來換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雜著膿血、蜘蛛網、死蟑螂和發霉的德國酵母,更不用提明礬、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礦物質了。因此,不管“貿易自由”多么神圣,這個一向“自由”的面包業終于受到國家視察員的監督(年議會會議快結束時),同時,這次會議通過的法令還禁止歲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點至第二天早晨點這段時間內做工。上面這項條款充分說明了這個帶有古代遺風的工業部門中過度勞動的情形。

  “倫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點開始干活。他先發面,這是一種極費力氣的活。根據烤制面包的數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時到三刻鐘。然后他躺在那塊兼作發面盆蓋子的面板上,拿一個面袋枕在頭下,再拿一個面袋蓋在身上,睡幾個鐘頭。隨后他一連緊張地忙上個小時,把面揉好,分成一塊一塊,做成面包的樣子,放到爐里去烤,再從爐里取出,等等。烤爐房的溫度達度到度,小烤爐房的溫度還要高些。各種各樣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開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剛剛結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間勞動,又要在白天提著籃子或推著車子挨戶送面包,有時,他們還要再在烤爐房里干些別的活。根據季節和營業范圍的不同,勞動在下午點到點之間結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則在烤爐房里一直忙到晚上。”“在倫敦社交季節,倫敦西區烤制‘全價’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點開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點,中間只稍微休息一兩次。然后就叫他們運送面包,或有時在烤爐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點、點、點甚至點。活全干完了才睡個小時,有時只睡個或個小時。到了星期五,總是提前上工,大約從晚上點開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發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點,而在大多數情況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點或點。就連出售‘全價’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為第二天做—小時的準備工作…… 在‘賣

 

低價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經說過,這種人在倫敦面包業主中占/),面包工人的勞動時間更長,不過幾乎全是在烤爐房里做工,因為他們的老板除把面包供應一些小鋪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鋪里出售。每當臨近周末……就是說從星期四起,晚上點就開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間只有很少的休息。”

  至于這些“賣低價面包的老板”,連資產階級人士也懂得:“工人的無酬勞動是他們進行競爭的基礎”。而“賣全價面包的老板”則向調查委員會揭發說,他的“賣低價面包”的競爭者盜竊別人的勞動,并在面包中摻假。

  “他們所以走運,全靠欺騙公眾,壓榨工人,要工人勞動小時,而只給小時的工資。”今天仍然如此。

  在英國,面包摻假和賣低價面包的面包業主階層的形成,都是從十八世紀初發展起來的,那時,這一行業的行會性質剛剛消失,而資本家以面粉廠廠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現在名義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這就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為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和為夜間勞動奠定了基礎,雖然夜間勞動甚至在倫敦也只是在年才真正站穩腳跟。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么委員會的報告把面包工人列為短命的工人;這些工人即使幸運地逃脫了工人階級的各個部分通常都難免的夭折,他們也很少活到歲。可是,等著去面包業做工的人總是非常之多。就倫敦來說,這種“勞動力”的來源是蘇格蘭、英格蘭西部農業區以及德國。

  —年,愛爾蘭的面包工人自己籌款組織了多次群眾大會,來反對做夜工和星期日勞動。公眾懷著愛爾蘭人的熱情表示站在工人一邊,例如在都柏林年的五月大會上就是這樣。由于這一運動,只做日工的規定才在威克斯弗德、基爾肯尼、克郎梅爾、瓦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執行。

  “在雇傭工人苦不堪言的里美黎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別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運動遭到了失敗。里美黎克的失敗引起了恩尼斯和梯培雷里兩郡的倒退。在公眾的不滿情緒表現得最強烈的科克郡,老板們利用他們解雇工人的權力,把運動壓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們進行了最堅決的反抗,他們用迫害領導運動的工人的辦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讓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勞動。”

  在愛爾蘭武裝到牙齒的英國政府所屬的委員會,竟痛切地規勸都柏林、里美黎克、科克等地那些鐵石心腸的面包房老板:

  “委員會認為,勞動時間受自然規律的限制,若有違反,必受懲罰。老板們用解雇來威脅工人,迫使他們違背宗教信仰,違反國家法律,冒犯社會輿論〈這些全是指星期日勞動〉,在資本的淫威下,會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權嗎?這樣老板們就播下勞資敵對的種子,做出了有害宗教、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先例…… 委員會認為,把工作日延長到小時以上,是橫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這會破壞一個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為一個兒子、兄弟、丈夫和父親所應盡的家庭義務,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小時以上的勞動會損害工人的健康,使他們早

 

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時候,失去家長的照料和扶持。”

  以上是愛爾蘭的情形。在海峽彼岸的蘇格蘭,農業工人(即莊稼漢)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氣里,每天要勞動—小時,星期日還要從事小時的額外勞動(這還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呢!)。就在這個時候,倫敦一個大陪審團面前站著三個鐵路員工:一個列車長,一個司機,一個信號員。一次慘重的車禍把幾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幾個鐵路員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們在陪審員面前異口同聲地說,—年以前,他們每天只勞動小時。但是在最近—年內,勞動時間延長到了、甚至小時,而在旅客特別擁擠的時候,例如在旅行季節,他們往往要連續勞動—小時。可是他們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們的勞動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們渾身麻木,頭發昏,眼發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顛陪審員”對他們的回答,是定為“殺人罪”,交付巡回審判庭審理,并只在一項溫和的附錄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鐵路大亨們將來在購買必要數量的“勞動力”時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購買的勞動力時“節

 

制”、“節欲”或“節儉”一些。

  一大群不同職業、年齡、性別的各色各樣的工人,爭先恐后地向我們擁來,簡直比被殺者的鬼魂向奧德賽擁去還要厲害。即使他們腋下沒有夾著藍皮書,我們也可以一眼看出他們從事過度勞動的情形。現在讓我們從這一大群人當中再挑出兩種人來,一種是女時裝工,一種是鐵匠。這兩種人的鮮明的對照表明,在資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這才是資產階級所鼓吹的平等的真正含義。

  年月下旬,倫敦所有的日報都用《一個人活活累死》這一“聳人聽聞”的標題登載著一條消息,報道一個歲的女時裝工瑪麗·安·沃克利是怎樣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宮廷時裝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愛麗絲的老板娘的剝削。這里又碰到我們常常講的那一類老故事了。店里的女工平均每天勞動/小時,在忙季,她們往往要一連勞動小時,要不時靠喝雪莉酒、葡萄酒或咖啡來維持她們已經不聽使喚的“勞動力”。當時正是忙季的最高

 

潮。為了迎賀剛從國外進口的威爾士親王夫人,女工們要為高貴的夫人小姐立即趕制參加舞會的華麗服裝。瑪麗·安·沃克利同其他個女工一起連續干了/小時,一間屋擠個人,空氣少到還不及需要量的/,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間間不透氣的小屋里,每兩人一張床。【衛生局的里特比醫生當時說:“成年人的寢室至少要有立方英尺空氣而住房至少要有立方英尺。”倫敦一家醫院的主任醫生理查遜說:“各種女縫紉工——女時裝工、女服裝工、普通女裁縫,都有三種災難,這就是勞動過度,空氣不足,營養不夠或消化不良。一般說來,這種勞動對于婦女無論如何要比男子更為適宜。這種行業的不幸,特別在首都,是在于它被個資本家所壟斷,這些資本家利用資本所產生的權勢,硬要從勞動里實現節約<他的意思是說:靠浪費勞動力來節約費用>。勞動力可以說是資本家按日租來的,就象在旅店里按日租房一樣,但資本家租其它東西時,若超過正常損耗是要額外賠償的,而超額損耗勞動力則不用承擔任何賠償。這不過是因為,租其它東西時,資本家是對另一個資本家發生關系,兩者都屬同一個強勢階級;而租勞動力時,資本家是對工人發生關系,而工人屬于弱勢階級。在整個女縫紉工階級中都感受到了資本家的這種權力。如果一個女服裝工攬到了一些顧客,那末由于競爭,她必須在家里擠死命地干,才能把顧客維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讓她的助手同樣從事過度的勞動。如果她搶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獨立經營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縫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輕,但是收入有保障。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這種“保障”是裁縫店老板獲得“剩余索取權”的理由之一。處于這樣的地位,她就變成了純粹的奴隸,隨著社會的動蕩而飄泊不定;她時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間里挨餓或近乎挨餓;時而又要在一晝夜勞動、甚至小時,而她們勞動的場所空氣悶得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同時她們吃下的東西,哪怕吃得還不壞,由于缺乏新鮮空氣,也消化不了。純粹由于空氣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這些犧牲者而存在的。”(理查遜醫生《勞動與過度勞動》,載于年月日《社會科學評論》)】這還是倫敦一家較好的時裝店。瑪麗·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愛麗絲大為吃驚的是,她竟沒有來得及把最后一件禮服做好。醫生基斯先生被請來的時候已經太遲了,他直率地向驗尸陪審團作證說:

  “瑪麗·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過分擁擠的工作室里勞動時間過長,以及寢室太小又不通風。”

  為了教醫生講話得體,驗尸陪審團卻說:

  “死者是中風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擔心,在過分擁擠的工作室里勞動過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這就是為某些人推崇的西方的陪審團制度。

 

  自由貿易論者科布頓和布萊特的機關報《晨星報》叫喊道:“我們的白色奴隸勞作到墳墓里去了,無聲無臭地憔悴而死了。”【見年月日《晨星報》。《泰晤士報》曾利用這件事反對布萊特等人而為美國奴隸主辯護。該報寫道:“我們中間很多人認為,只要我們自己是用饑餓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們本國的年輕婦女累死,我們就很難有權利用火和劍攻擊生來就是奴隸主的家族,他們至少是好好地養活他們的奴隸,并讓奴隸進行適度的勞動。”太深刻了。(年月日《泰晤士報》)托利黨的報紙《旗幟報》也同樣地申斥紐曼·霍爾牧師說:“他把奴隸主開除教籍,可是卻同那些用養一只狗的價錢驅使倫敦公共馬車夫和售票員等等每天勞動小時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禱。”最后,預言家托馬斯·卡萊爾先生發言了。關于這位先生,還在年我就寫過:“天才已經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這位卡萊爾先生在一篇簡短的寓言中把現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國南北戰爭,說成是北方的彼得拼命要打破南方保羅的頭,因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羅卻“終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國伊利亞特》,載于年月《麥克米倫雜志》)這樣,托利黨同情城市雇傭工人(決不是農村雇傭工人!)的肥皂泡終于破滅了。問題的核心還是奴隸制!

  “累死——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現象,不僅在時裝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興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我們試以鐵匠為例。如果可以相信詩人的話,那末世界上再沒有象鐵匠那樣強健、那樣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來,太陽還沒有出來,就丁當丁當地打起鐵來。他比誰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單就身體條件來說,如果勞動適度,鐵匠的情況確實是屬于最好的了。但是,我們到城里去,看看這些健壯的漢子所擔負的勞動重擔,看看他們在我國的死亡表上所占據的位置吧。在梅里勒榜區〈倫敦最大的市區之一〉,鐵匠每年的死亡率為/,比英國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打鐵幾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只是由于過度勞動才成為毀滅人的職業。他每天能打這么多錘,邁這么多步,呼吸這么多次,干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說年。現在強迫他每天多打這么多錘,多邁這么多步,多呼吸這么多次,而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費/。他盡力做了,結果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多干了/的活,但是他活不到歲,他歲就死了。”

 

、日工和夜工。換班制度

  從價值增殖過程來看,不變資本即生產資料的存在,只是為了吮吸勞動,并且隨著吮吸每一滴勞動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勞動。而為了吮吸一定量勞動,就需要有一定量的資本;資本越多,可能吮吸的勞動量也越多,從而產量或產值也越多。這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理論所表明的,只不過這一理論被現代庸俗經濟學歪曲為資本象勞動一樣也有產出。如果它們不這樣做,而只是閑置在那里,就給資本家造成消極的損失,因為生產資料閑置起來就成了無用的預付資本;如果恢復中斷的生產必須追加開支,那末這種損失就變成積極的損失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長到夜間,只是一種緩和的辦法,只能大致滿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勞動鮮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晝夜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勞動力,從身體上說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克服身體上的障礙,就得使白天被吸盡的勞動力和夜里被吸盡的勞動力換班工作。換班有各種辦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工人這個星期做日班,下個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這種換班制度,這種換班制的經營方法,在英國棉紡織業等部門方興未艾的青春時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紡紗廠中也很流行。這種小時連續不停的生產過程,作為一種制度,直到今天還存在于大不列顛的許多依然“自由”的工業部門中,其中如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的煉鐵廠、鍛冶廠、壓延廠以及其他金屬工廠。在這里,勞動過程除了個工作日每天小時,在大多數工廠還包括星期日小時。今天中國的鋼鐵廠也是如此。當然工人(國有企業的工人)的休息時間要多得多。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兒童。兒童和少年從歲(有時是歲)直到歲年齡不等。在某些部門中,少女和婦女也整夜

 

和男工一道做工。

  我們且不說夜工的一般害處。晝夜小時不斷的生產過程,為打破名義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例如在上述那些勞動繁重的工業部門中,每個工人公認的工作日大多為小時,無論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場合,那種超出這一界限的過度勞動,用英國官方報告的話來說,“實在可怕”。報告說: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證詞中提到的—歲兒童所擔負的勞動量,都不能不得出結論說,再也不能容許父母和雇主這樣濫用權力。”

 

  “兒童晝夜輪班做工的辦法,無論在忙時或平時,都會使工作日極度延長。這種延長在許多場合不僅駭人聽聞,而且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有時難免有的兒童因某種原因不能上工接班。這時,一個或幾個該下工的兒童就得留下來填補空位。這個辦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問一個壓延廠的經理,沒有上工的兒童由誰代替,他竟回答說:‘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樣明白。’他毫不猶豫地承認了上述事實。”

  “有一個壓延廠,名義上的工作日是從早晨點到晚上點半。有一個兒童,每星期有個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點半……這樣一直繼續了個月。”“另一個兒童,歲時,有時一連做班,每班小時,歲時,有時一連干兩天兩夜。”“第三個兒童,今年歲,每星期有三天都是從早晨點一直干到夜間點,在其余幾天干到晚上點。”“第四個兒童,今年歲,整個星期都是從下午點干到第二天中午點,有時接連做班,例如從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個兒童,今年歲,在斯泰夫利鑄鐵廠做工,他一連天都是從早晨點干到夜間點,他已經不能再這樣干下去了。”歲的喬治·阿林斯沃思說:“我是上星期五來的。我們應當在第二天清早點上工。所以我就留在這里過夜。我家離這里有哩路。我睡在地板上,鋪一條皮圍裙,蓋一件短外衣。以后的兩天我早晨點來上工。唉!這個地方真熱!來這兒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時間也是在高爐上做工。那是在鄉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廠,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點上工,不過好歹還能回家睡覺,因為離家不遠。在別的日子里,我早晨點上工,到晚上點或者點下工。”如此等等。

 

 

  現在我們來聽聽資本自己是怎樣解釋這種小時制度的。當然,對于這種制度的極端形式,對于它濫用這種制度,以致把工作日延長到“駭人聽聞和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談的。它所談的只是這種制度的“正常”形式。

  內勒和維克斯公司煉鋼廠老板,雇有至個工人,其中只有%未滿歲,這些未滿歲的工人當中又只有個男孩是做夜班的。這個公司說:

  “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熱難熬。溫度大約介于°至°之間…… 鍛冶車間和壓軋車間分晝夜兩班勞動,其他各車間就只有日班,從早晨點到

 

晚上點。鍛冶車間的勞動是從點到點。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日夜換班…… 我們沒有發現日工和夜工對健康〈內勒和維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嗎?〉有什么不同的影響。而且,休息時間固定不變比晝夜改變恐怕要睡得好些…… 約有個未滿歲的少年做夜班…… 不叫歲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們就應付不下去。我們所以反對,是因為這會增加生產費用。熟練工人和工頭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 當然,我們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們并沒有多大的利害關系。”

  約翰·布朗公司鋼鐵廠有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鋼制鐵的重活是“晝夜換班”的。該公司的約·埃利斯先生說,在勞動繁重的制鋼廠,每兩個成年男工配一個或兩個少年工。在他們公司里,歲以下的少年工有名,其中約/即名不滿歲。關于擬議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說:

  “禁止未滿歲的人在小時內勞動小時以上,我并不認為是特別值得譴責的。但是我不認為,人們可以劃一條線來規定歲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們寧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滿歲甚至歲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讓我們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須輪換做夜班,因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這會毀掉他們的健康。不過我們認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會有什么害處。〈而內勒和維克斯公司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工廠的利益,卻相反地認為,連續做夜工并沒有害處,定期輪換做夜工倒可能有害處。〉而他們在今天一定可以在依附于資本的科學家們那里得到分別支持他們的“生命科學”的“論證”。我們看到,輪換做夜工的人同專做日工的人同樣健康…… 我們反對禁止歲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為這會增加費用。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無恥的坦率!〉我們認為,為此增加的費用,會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能力,如果適當地考慮到營業的成效的話。〈多么拐彎抹角!〉這里勞力很少,進行這種調整,就會使勞力不夠用。〈這就是說,埃利斯—布朗公司就會陷入不得不如數支付勞動力價值的不幸境地。〉”

 

 

  康麥爾公司的“塞克洛普”鋼鐵廠同上述約翰·布朗公司的規模不相上下。該廠的經理曾把他的一份書面證詞親手遞交給政府委員懷特,但是后來把證詞退給他修改時,他又覺得最好還是把這個手稿隱藏起來。但懷特先生的記憶力很強。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來,禁止兒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這無異于關閉他們的工廠”,雖然在他們工廠中未滿歲的少年只占%強,未滿歲的只占%!

  關于這個問題,亞特克利夫的煉鋼、壓延、鍛鐵工廠,桑德森兄弟鋼鐵公司的伊·弗·桑德森先生說:

  “禁止未滿歲的少年做夜工會引起很大的困難;主要的困難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費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說不上,但是看來不會增加到使工廠主能夠提高鋼的價格,不是有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理論嗎?因此,這種損失就落在工廠主身上,因為成年男工〈多么固執的人!〉當然會拒絕承擔這種損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給兒童多少工資,不過,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先令…… 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說來〈當然不總是“特殊地說來”〉,有少年工的力氣就足夠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較大力氣是得不償失,只有在很少的場合,如金屬制件很重時,使用這種較大的力氣才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歡有個少年工當下手,因為成年男工不那么聽話。此外,兒童也應當從小就開始學手藝。只許少年做日工,就達不到這個目的”。

  為什么呢?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學手藝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為這樣一來,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會有一半時間和同班的少年工分開,從而把他們從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喪失一半。成年男

 

工教少年工學手藝,就算作少年工勞動報酬的一部分,這就使成年男工能夠得到廉價的少年勞動。所以,只準少年做日工,就會使每個成年男工的利益喪失一半。”

  換句話說,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間勞動來支付成年男工的這部分工資了。這樣一來,桑德森公司的利潤就會減少一些,而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謂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學手藝的好理由【“在我們這個富于思考的和論辯的時代,假如一個人不能對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壞的最無理的事物說出一些好理由,那他還不是一個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敗的事物之所以腐敗(只要它是存在著的),無不有其好理由。‘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黑格爾《哲學全書》,第部《邏輯》,年柏林版第頁)】。此外,現在同少年工換班的成年男工就得擔負起全部的夜工,這是他們不能忍受的。總之,困難是太大了,也許會使夜工完全停下來。伊·弗·桑德森說:“至于說到鋼的生產本身,那倒不會有什么差別。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單是生產鋼而已。生產鋼只是賺錢的借口。熔爐、軋鋼設備等等,廠房、機器、鐵、煤等等,除了變成鋼,還有別的任務。它們的存在是為了吸取剩余勞動,而小時吸取的剩余勞動當然比小時多。事實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間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它們也就有了一張證書,可以在一天全部小時內支配一定數量人手的勞動時間;而它們吸取勞動的職能一旦中斷,它們也就喪失了資本的性質,從而給桑德森公司造成純粹的損失。

  “這時,在這些有一半時間停著不用的非常貴重的機器上,必然會受到損失。并且,為了生產在目前這種制度下所能生產的同樣數量的產品,就得把廠房和機器增加一倍,而這樣就會使費用增加一倍。”

  其他資本家都只準在白天開工,他們的廠房、機器、原料到夜

 

間就“停著不用”,可是為什么這個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權呢?伊·弗·桑德森代表全體桑德森回答說: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開工的工廠,都會遭受到這種由于機器停著不用而造成的損失。但是我們使用熔爐,損失就更大。如果熔爐不停火,就會浪費燃料〈現在卻是浪費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爐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燒到必要的熱度,這就損失了時間〈而睡眠時間——甚至是歲孩子的睡眠時間——的損失,正是桑德森家族撈到的勞動時間〉,而且一冷一熱會使熔爐受到損害〈而晝夜換班勞動卻不會使熔爐受到損害了〉”。【《童工調查委員會。第號報告》年第號第    頁。玻璃廠老板先生也有類似的憂慮,他認為規定童工的“正規吃飯時間”是不可能的,因為熔爐由此失散的一定熱量是“純粹的損失”或“浪費”。調查委員懷特對此作了答復。懷特完全不象尤爾、西尼耳等人以及他們的可憐的德國應聲蟲羅雪爾等人那樣,為資本家花費他們的貨幣時的“節制”、“禁欲”和“節儉”以及他們對人的生命的帖木兒—塔梅爾蘭式的“浪費”而大為感動,他回答說:“定出正規的吃飯時間會比現在多浪費一些熱量,但是這種浪費同現在各玻璃廠中正在發育的兒童由于沒有時間舒舒服服吃頓飯和沒有時間進行消化而給王國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費相比較,即使折合成貨幣價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   )。這還是在“進步年”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廠中做工的兒童,且不說他們搬運時要費多少氣力,他們不停地做工,小時就得走—()里路!而勞動往往長達—小時!在許多這種玻璃廠,象在莫斯科的紡紗廠那樣,盛行六小時換班制。“在從事勞動的一周中,六小時已經是連續得最長的休息時間了。而其中還包括往返工廠、盥洗、穿衣、吃飯所需要的時間。這樣一算,實際剩下的休息時間就極少了。如果不犧牲些睡眠時間,那就沒有時間游戲和呼吸點新鮮空氣,而對于在如此高溫下擔負如此繁重勞動的兒童來說,睡眠又是絕對不可少的……但是就連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穩,在夜間他們擔心睡過時間,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鬧聲吵醒。”懷特先生曾列舉事實,說明有個少年連續做了小時工,有些歲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點鐘,然后在廠里睡到早晨點鐘(只睡個小時!),就又開始白天的工作!總報告起草人特里門希爾和塔夫耐爾說:“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擔負的勞動量是驚人的。”(同上,第     頁和第    )可是“異常禁欲”的玻璃業資本家,也許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東倒西歪地從俱樂部走回家去,一邊走一邊象個傻瓜似地哼著:“不列顛人永遠永遠不會當奴隸!”(當時英國國歌《統治吧,不列顛》中的一句歌詞。)】

  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人的生活節奏受機器的運轉節奏的支配或許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未必是工人境遇悲慘的一個理由。如果多雇傭一半的工人,日夜兩班制改為三班制,工人的休息時間可以大大增加;而多雇傭一倍的工人,實行四班三倒制,即每天一班輪休,就象今天中國一些國有鋼鐵公司的做法,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休息時間。這樣做,老板并沒有什么損失。首先,這些工人的精力要強于那些疲勞的工人的精力,可以保證一定的勞動強度;其次,如果老板是按工作時間支付工資,而不是按工人的人頭數支付工資,即老板用購買兩個購買勞動力共使用小時的價格,購買四個勞動力共使用小時,那么,不論是兩個工人輪一個崗位,還是四個工人輪一個崗位,每個崗位都只有小時/天,老板不會因為工人多了兩倍,支付的工資也多兩倍。工人出現這種悲慘境遇的原因,主要是老板只肯每個崗位每天小時支付僅夠甚至不夠兩個工人糊口的工資(資本總是追求低成本的勞動力,所以許多發展中國家才可以用低勞動力成本來吸引國外的資本。),從而這點工資無法滿足三個工人的生存需要。因此,工人爭取縮短工作日的斗爭,將不可避免地迫使資本家略為增加每個崗位每天支付的報酬,而工作日越長,資本家為每個崗位每天支付的報酬越少。

 

、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葉關于延長工作日的強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個工作日呢”資本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可以在多長的時間內消費勞動力呢?在勞動力本身的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長到什么程度呢?我們知道,資本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晝夜小時減去幾小時休息時間。沒有這種休息時間,勞動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于資本的自行增殖。至于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這全都是廢話!但是,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象狼一

 

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它掠奪工人呼吸新鮮空氣和接觸陽光所需要的時間。它克扣吃飯時間,盡量把吃飯時間并入生產過程,因此對待工人就象對待單純的生產資料那樣,給他飯吃,就如同給鍋爐加煤、給機器上油一樣。資本把積蓄、更新和恢復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變成了恢復精疲力盡的機體所必不可少的幾小時麻木狀態。在這里,不是勞動力的正常狀態的維持決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勞動力每天盡量的耗費(不論這是多么強制和多么痛苦)決定工人休息時間的界限。資本是不管勞動力的壽命長短的。它唯一關心的是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使用勞動力。它靠縮短勞動力的壽命來達到這一目的,正象貪得無厭的農場主靠掠奪土地肥力來提高收獲量一樣。

  可見,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就是剩余勞動的吸取——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于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的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于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它靠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

  但是,勞動力的價值包含再生產工人或延續工人階級所必需的商品的價值。既然資本無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長到違反自然的程度,從而縮短工人的壽命,縮短他們的勞動力發揮作用的時間,因此,已經消費掉的勞動力就必須更加迅速地補

 

償,這樣,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上就要花更多的費用,正象一臺機器磨損得越快,每天要再生產的那一部分機器價值也就越大。因此,資本為了自身的利益,看來也需要規定一種正常工作日。因此,縮短工作日,并不是資本家發慈悲,甚至也不完全是資本家被工人階級的力量所征服。

  奴隸主買一個勞動者就象買一匹馬一樣。他失去奴隸,就是失去一筆資本,必須再花一筆錢到奴隸市場上去買,才能得到補償。但是,

“盡管喬治亞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澤地對人體組織具有致命的危害,這種對人的生命的破壞,總不會大到連靠弗吉尼亞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眾多的‘自然保護區’也補充不了的程度。當經濟上的考慮使奴隸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隸相一致時,這種考慮還可以成為奴隸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種保證,但在實行奴隸貿易以后,同樣的經濟上的考慮卻成了把奴隸折磨致死的原因,因為奴隸一旦可以從外地的黑人‘自然保護區’得到補充,他們的壽命也就不如他們活著時的生產率那樣重要了。因此,在奴隸輸入國,管理奴隸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經濟,就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從當牛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勞動。在種植熱帶作物的地方,種植園的年利潤往往與總資本相等,正是在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視同草芥。正是這個幾世紀來成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農業,曾吞沒了幾百萬非洲人。拿現在的古巴來說,那里每年的收入總是以百萬計算,種植園主儼然就是王公,但是我們看到,那里的奴隸階級飲食最壞,勞動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勞動過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喪命”。

  只要換一個名字,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試把奴隸貿易換成勞動市場,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亞換成愛爾蘭以及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農業區,把非洲換成德國再看看罷!我們已經聽到,過度勞動使倫敦的面包工人不斷喪生,可是倫敦的勞動市場總是擠滿來自德國和其他地方的人,等著去面包房送死。這也是中國今天一些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們已經看到,陶器業是工人壽命最短的行業之一。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

 

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現代陶器業的創始人約瑟亞·威季伍德,年曾向下院說,陶器業共有到人。到了年,單是大不列顛的陶器業市鎮人口就有人。今天的一些人不停地追求更高學歷,拿更多的從業資格證件,很大程度上也是使自己不那么容易地被其他勞動力所補償。

  “棉紡織業有年的歷史…… 在英國經歷了三代人,卻吞沒了九代紡織工人。”

  誠然,在個別的熱病式的繁榮時期,勞動市場上曾嚴重缺乏勞動力。例如年就是這樣。當時工廠主先生們向濟貧法委員會建議,把農業區的“過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廠主們將吸收和消費這批人”。這是他們的原話。

  “在濟貧法委員會的同意下,在曼徹斯特成立了代辦所。農業工人的名單造好以后交給了代辦所。工廠主們紛紛趕到代辦所,挑選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這些家庭從英國南部運出來。這些人體包裹就象一包包貨物一樣,掛上簽條,裝上船或貨車運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業區流浪,瀕于餓死的境地。這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貿易部門。下院幾乎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但是這種經常的貿易,這種販賣人肉的行當繼續存在,曼徹斯特代辦所不斷把這些人買來,賣給曼徹斯特的工廠主,就象把黑人經常不斷地賣給美國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樣…… 年,棉紡織業空前繁榮…… 人手又不夠了。工廠主們又向販賣人肉的代辦所求援……于是代辦所便到多爾塞特郡的沙丘地帶、戴文郡的高地、威爾茲郡的平原去搜羅,但過剩的人口已經被吸收光了。”今天的一些職業介紹所與這些代辦所在主要的性質上是一樣的。

  《貝里衛報》抱怨說,英法通商條約簽訂以后,本來還會吸收萬人,而且馬上還需要—萬人。但是從事人肉買賣的大小代辦所年在農業區幾乎沒有搜羅到什么人,于是

  “工廠主們派了代表去求見濟貧法委員會主席維利爾斯先生,請求他再次準

 

許貧民習藝所的窮孩子和孤兒進工廠去做工”。

  一般說來,經驗向資本家表明:過剩人口,即同當前資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較的過剩人口,是經常存在的,雖然這些人發育不良,

 

壽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說未成熟就被摘掉。另一方面,經驗向有理解力的觀察者表明:雖然從歷史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生產幾乎是昨天才誕生的,但是它已經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殘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業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斷從農村吸收自然生長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緩慢下來;甚至農業工人,盡管他們可以吸到新鮮空氣,盡管在他們中間自然選擇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只有最強壯的人才能生存)起著無限的作用,也已經開始衰退了。“東亞病夫”及其它病夫的根本原因。有如此“好理由”來否認自己周圍一代工人的苦難的資本,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不理會人類將退化并將不免終于滅種的前途,就象它不理會地球可能和太陽相撞一樣。在每次證券投機中,每個人都知道暴風雨總有一天會到來,但是每個人都希望暴風雨在自己發了大財并把錢藏好以后,落到鄰人的頭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家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是根本不關心工人的健康和壽命的,除非社會迫使它去關心。這樣的資本會關心真正的人權嗎?人們為體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過度勞動的折磨而憤憤不平,資本卻回答說:既然這種痛苦會增加我們的快樂(利潤),我們又何必為此苦

 

惱呢?不過總的說來,這也并不取決于個別資本家的善意或惡意。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例如,我們看到,年初,在斯泰福郡擁有大規模陶器廠的家公司,其中包括約·威季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請求“國家進行強制干涉”。他們說,同“別的資本家的競爭”使他們不能“自愿地”限制兒童的勞動時間等等。“因此,雖然我們對上述弊病深惡痛絕,但依靠工廠主之間的某種協議是不可能制止這種弊病的……鑒于所有這些情況,我們確信,制定一種強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調查委員會。第號報告》年第頁)最近有一個更突出的例子。在熱病式的繁榮時期,棉價很高,于是布萊克本的棉織業主們達成協議,在一定時期內縮短自己工廠的勞動時間。這個期限大約到十一月底()為止。然而兼營紡和織的富裕廠主利用這個協議所造成的生產縮減的機會,擴大自己的營業,從而靠犧牲小廠主獲得了大量利潤。這些小廠主迫于困難就向工廠工人呼吁,要他們大力鼓吹九小時工作日,并答應為此給以資助!資本的好意不是出于公理、正義和人道,而是出于私心。】只有大資本的代替人——現代庸俗經濟學家才會為這樣的自由競爭鼓吹。

  正常工作日的規定,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斗爭的結果。但在這個斗爭的歷史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傾向。例如,我們對照一下英國現行的工廠立法和從十四世紀起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的勞工法。現代的工廠法強制地縮短工作日,而當時的勞工法力圖強制地延長工作日。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于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榨取足夠的剩余勞動的權利,資本獲得所謂的“剩余索取權”只是由于強權!它在那時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時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讓步比較起來,誠然是很有限的。只是過了幾個世紀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的發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說,才在社會條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資料的價格出賣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動時間,出賣自己的勞動能力本身,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自己的長子繼承權。無論如何,這種“自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而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原因。因此,從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資本借國家政權的力量力圖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長程度,同十九世紀下半葉國家在某些地方為了限制兒童血液變成資本而對勞動時間規定的界限大體相一致,這是很自然的了。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例如,在馬薩諸塞州,這個直到最近還是北美共和國最自由的州,今天國家規定的歲以下兒童的勞動時間的界限,在十七世紀中葉還曾經是英國的健壯的手工業者、結實的雇農和大力士般的鐵匠的正常工作日。

  第一個勞工法(愛德華三世二十三年即年)的頒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為這種法律在這個借口不再存在的情況下繼續存在了幾百年)是鼠疫猖獗,死了很多人,用一個托利黨著作家的話來說,當時“要用合理的價格〈即能保證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勞動量的價格〉雇用工人,已經困難到了實在難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在法律上強制地規定了“合理”工資和工

 

作日界限。后面這一點,即我們在這里唯一關心的一點,在年(亨利七世時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雖然始終沒有實現),所有手藝人和農業工人的工作日,從三月到九月,應該是從早晨點到晚上—點,其中吃飯時間是早飯小時,午飯/小時,午后小餐/小時,正好比現行工廠法規定的吃飯時間多一倍。冬季,是從早晨點勞動到天黑,中間的休息時間不變。年的伊麗莎白法令,沒有觸動“按日領工資或按周領工資”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長度,不過它設法把夏季的休息時間限制為/小時,冬季限制為小時。午飯時間只有小時,“/小時午睡制”只準在五月中至八月中這段時間內實行。曠工小時扣工資便士。但實際上,工人所受的待遇要比法令規定的好得多。政治經濟學之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統計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在十七世紀最后三十多年發表的一部著作中說:

  “工人〈當時是指農業工人〉一天做工小時,一星期吃飯次,就是說,平日每天次,星期天兩次。可見,只要他們星期五晚上節食,午飯時間不象現在這樣用兩小時即從時到時,而用一個半小時,從而勞動增加/,消費減少/,那末,上述稅收的/就可以籌集出來了”。

  安得魯·尤爾博士抨擊年的十二小時工作日法案是倒

 

退到黑暗時代,不是說得很公平嗎?當然,勞工法中列舉的并為配第所提到的各項規定對學徒也是適用的。至于直至十七世紀末兒童勞動的情況究竟怎樣,我們從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們英國少年在當學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們當然需要年這樣長的時間,才能成為熟練的手藝人”。

  相反地,德國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兒童在搖籃里就至少“受到一點職業訓練”。

  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直到大工業時期以前,英國資本還不能靠支付勞動力一星期的價值而占有工人的整個星期,只有農業工人是例外。當時工人靠四天的工資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們看來,這一事實并不能成為其余兩天也要為資本家做工的充分

 

理由。英國有一派經濟學家為了替資本效勞,猛烈攻擊工人頑固不化;另一派經濟學家則為工人辯護。例如,我們就來聽聽波斯耳思威特(當時他編的商業辭典,就象現在麥克庫洛赫和麥克格萊哥爾的同類著作一樣受到好評)和前面引述過的《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之間的爭論吧。

  波斯耳思威特說道:

  “我在結束這幾點評述的時候,不能不提到從許多人那里聽來的這樣一種陳腐論調:如果工人(               )做天工就足夠維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滿天工。他們因此做出結論說,必須用稅收或任何其他辦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來迫使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每星期不間斷地勞動天。請原諒,我的見解和這些要王國的勞動人口永遠做奴隸的大政治家們不同。他們忘記了這樣一句諺語:‘只管干活不玩耍,頭腦遲鈍人變傻’。難道英國人沒有因為他們多才多藝的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一向為不列顛的商品爭得普遍聲譽而感到自豪嗎?這是怎樣得來的呢?或許就是由于我們生性活潑的勞動大眾善于休息娛樂吧。如果硬要他們終年勞碌,每星期干滿天,而且老是干同樣的活,那他們的才能不會退化嗎?他們不會由活潑的靈巧的人變為笨拙的遲鈍的人嗎?我們的工人由于這種長期的奴隸制,不是會喪失自己的聲譽而不是保持自己的聲譽嗎?…… 還能指望受著這種殘酷折磨的動物有什么熟練的技藝嗎?…… 他們中間許多人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國人干—天。但是,如果英國人長期做苦力,恐怕他們就會

 

退化,落在法國人后面。我國人民在戰爭中素以勇敢聞名,我們不是常說,這是因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國牛排和布丁來果腹,另一方面有立憲的自由精神嗎?我國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說不是因為他們享有可以隨意休息娛樂的自由呢?但愿他們永遠不會喪失這種特權,不會失去成為他們勞動技巧和英勇精神的來源的優越生活!”

  關于這個問題,《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卻回答說: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說,其余天屬于勞動〈下面我們就會看到,他的意思是說屬于資本〉,所以強制實行上帝的這一命令,決不能說是殘忍的行為…… 人一般說來天生是好逸惡勞的,我們從我國工場手工業工人的行為就不幸地體驗到這一點。除非生活資料漲價,不然他們每周平均頂多干天活…… 假定蒲式耳小麥代表一個工人的全部生活資料,價格為先令,工人一天掙先令。這樣,他一周只需要勞動天,如果蒲式耳小麥為先令,他就只需要勞動天…… 但是王國的工資比生活資料的價格高得多,因此工場手工業工人勞動天,就可以有余錢維持一周其余幾天的閑適生活…… 我希望,我說的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進行天適度的勞動并不是什么奴隸制。我國農業工人就是一周干天活的,看來他們是工人(             )中最幸福的人【《論手工業和商業》。他自己在第頁上就說明,還在年,英國農業工人的“幸福”已經成了什么樣子。“他們的勞動力總是緊張到極點;他們的生活壞得不能再壞,他們的勞動重得不能再重。”】;荷蘭人在手工工場每周也是勞動這么多天,而且看來是一個很幸福的民族。法國人也是這樣勞動,只要不是中間插了許多假日的話【新教幾乎把所有傳統的假日都變成了工作日,光是這一點,它在資本的產生上就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就是“先進”的基督教文明。】…… 但是我們的民眾卻有一種成見,好象他們作為英國人生來就有一種特權,應該比歐洲任何一國的〈工人大眾〉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獨立。這種思想使我們的士兵勇敢起來,就這點說,它可能有些好處;但是工場手工業工人受這種思想的影響越小,他們本身和國家得到的好處就越大。工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應當認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獨立…… 在我們這樣一個大概占總人口/的人只有一

 

點財產或沒有財產的商業國家里,慫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險的……只有我們的工業貧民情愿做天工而依舊領取現在做天工所得的工資,情況才能根本好轉。”【早在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說過,資本家抱怨工人懶惰,其秘密不過在于,他們想用同樣的工資使個工作日變成個工作日。】現代庸俗經濟學仍然以這種陳腐論調為出發點,聲稱隨著工資的一定程度的增加,勞動的供給會下降。

  為了這種目的,也為了“根除懶惰、放蕩和對自由的奢望”,同時也為了“減輕濟貧稅、鼓勵勤勉精神和壓低手工工場的勞動價格”,我們的忠于資本的埃卡爾特提出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這些依賴社會慈善事業的工人,一句話,把需要救濟的貧民關進“理想的習藝所”。“這種習藝所應當成為恐怖之所。”在這種“恐怖之所”,這種“理想的習藝所”里,“每天”應當勞動“小時,不過其中包括適當的吃飯時間,因此凈剩的勞動時間是整整小時”。

  在年的“理想的習藝所”,在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小時!而經過了六十三年,到了年,當英國議會把四種工業部門的—歲的兒童的工作日縮短為整整小時的時候,似乎英國工業的末日就到來了!年,當路易·波拿巴為了鞏固自己在資產階級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時,法國工人大眾異口同聲地高呼:“把工作日縮短為小時的法令,是共和國立法留給我們的唯一福利!”在蘇黎世,歲以上的兒童的勞動限制

 

為小時,在阿爾高,—歲的兒童的勞動在年從/小時減為小時;在奧地利,—歲的兒童的勞動在年也縮短為小時。【比利時在調整工作日方面也顯示出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模范國家。英國駐布魯塞爾的全權大使霍華德·德·華爾登勛爵,年月日向外交部報告說:“羅日埃大臣對我說,無論是普遍的法令還是地方性的調整,都沒有使兒童勞動受到什么限制;近年來,政府在每次會議上都想向兩院提出關于這個問題的法案,但總是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因為人們猜忌不安,唯恐出現一種同勞動完全自由的原則相抵觸的法令!”今天的一些資產階級代言人和一些自由派白癡,通過“美國之音”、   廣播和一些網上論壇,向我們喋喋不休灌輸的,不外就是經過蹩腳包裝的這種“完全自由”。】如果馬考萊還在的話,一定會以“驚喜若狂”的心情大叫“年以來的巨大進步”!

  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恐怖之所”在年還只是資本靈魂的夢想,幾年以后,它卻作為工場手工業工人自身的龐大的“習藝所”矗立起來了。它叫做工廠。但是這一次,理想在現實面前大為遜色。

、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年英國的工廠立法

  資本經歷了幾個世紀,才使工作日延長到正常的最大極限,然后越過這個極限,延長到小時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十八

 

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大工業出現以來,就開始了一個象雪崩一樣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沖擊。道德和自然、年齡和性別、晝和夜的界限,統統被摧毀了。甚至在舊法規中說得十分簡單明了的關于晝夜的概念,也變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年一位英國法官為了對晝和夜做出“有判決力的”解釋,竟不得不使出真正學究式的聰明。這類研究也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之一。資本則狂歡痛飲來慶祝勝利。

  被生產的轟隆聲震暈了的工人階級一旦稍稍清醒過來,就開始進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業的誕生地英國。但是三十年來,工人所爭得的讓步完全是有名無實的。從年到年,議會頒布了個勞動法,但是議會非常狡猾,它沒有批準一文錢用于強制地實施這些法令,用于維持必要的官員等等。這些法令只是一紙空文。這就是戴著神圣光環的西方“法制”!

 

  “事實是,在年的法令以前,兒童和少年被迫整夜、整日或整晝夜從事勞動。”

  現代工業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從年頒布了有關棉、毛、麻、絲等工廠的工廠法起才出現的。年到年的英國工廠立法史,比任何東西都更能說明資本精神的特征!

  年的法令規定,工廠的普通工作日應從早晨點半開始,到晚上點半結束。在這小時的界限內,在白天的任何時間使用少年(從歲到歲)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個條件:除某些特別規定的情況外,每個少年每天不得做工小時以上。法令的第節規定:“在限制的勞動時間內,每人每天至少應有/小時的吃飯時間”。除開下面要談到的例外情況,禁止雇用未滿歲的兒童;歲至歲的兒童的勞動每天限制為小時。禁止歲至歲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該法令所說的晚上點半至早晨點半之間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觸犯資本榨取成年勞動力的自由,即他們所說的“勞動自由”,于是想出一種別出心裁的制度來防止工廠法造成這種令人發指的后果。年月日委員會中央評議會的第號報告說道:

  “現時工廠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兒童勞動延長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極限。克服這種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來就是實行兒童分兩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勞動,因為那樣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對誰而言的弊病?

  這個“方案”于是就以“換班制度”(《              》;在英

 

語和法語中,     都指到驛站換馬)的名義實施了。例如,歲到歲的兒童分成兩班,一班從早晨點半到午后點半,另一班從午后點半到晚上點半,等等。

  工廠主先生們極端厚顏無恥地無視最近年來所公布的一切有關兒童勞動的法律,為了獎賞他們,如今又給他們吞服的藥丸涂上一層金色。議會決定,未滿歲的兒童從年月日起,未滿歲的兒童從年月日起,未滿歲的兒童從年月日起,不得在工廠從事小時以上的勞動!這種對“資本”如此寬厚的“自由主義”,理應得到更多的贊賞,因為法爾醫生、安·卡萊爾爵士、本·布羅迪爵士、查·貝爾爵士、加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話,當時倫敦最著名的內科和外科醫生,在下院作證時都曾經說過,“危險在于遲緩!”。關于這個問題,法爾醫生說得更尖銳:

  “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樣是必要的。這種方法〈工廠方法〉無疑應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殘酷的方法之一。”

  同一個“經過改革”的議會,一方面出于對工廠主先生們的溫情,迫使未滿歲的兒童在幾年內繼續在工廠地獄里每周勞動小時;另一方面卻在那也是一點一滴地給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開始就禁止種植園主強迫黑奴每周勞動小時以上!實際上,是資本家向奴隸主爭奪勞動“奴隸”的所有權。

  但是資本毫不體諒,掀起了一個叫嚷了好幾年的鼓動運動。運動主要是圍繞著兒童的年齡標準問題,因為法律規定,兒童每天做工不得超過小時,并且要受到一定的義務教育。根據資本主

 

義人類學的說法,一切學科都必須為資本主義服務。兒童時代到歲,或者至多到歲就結束了。工廠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年——越接近,工廠主這幫惡棍就越猖狂。他們確實把政府嚇住了,于是政府在年建議把兒童年齡的界限從歲降為歲。但這時外界的壓力也越來越帶有威脅性。下院沒有勇氣這樣做了。它拒絕把歲的兒童扔在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每天被壓榨小時以上。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年月一直沒有變動。

  在工廠勞動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這項法令約束的十年間,工廠視察員的官方報告充滿了關于這項法令無法實施的抱怨。年的法令規定,在早晨點半到晚上點半這十五小時內,每個“少年”和“兒童”究竟什么時候開始、中斷和停止他的十二小時或八小時勞動,完全由資本家先生們去決定,這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和庸俗法學所鼓吹的,“只要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而由這些庸俗經濟學家和庸俗法學家所主導制訂的法律,則有意無意地留下了太多可被資本和強權利用的漏洞。并且他們還可以為不同的人規定不同的吃飯時間,這樣一來,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種新的“換班制度”,讓驛馬不是在一定的驛站換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驛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們不來進一步談論這個制度的妙處,因為后面我們還要談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這個制度不僅使整個工廠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條文都落空了。既然每個兒童和少年的帳冊如此復雜,工廠視察員有什么辦法迫使工廠主遵守法定的勞動時間和吃飯時間呢?以前那種殘酷的不法行為很快地又在許多工廠中暢行無阻。工廠視察員在同內務大臣的一次會見(年)時證明說,在新發明的換班制度下不可能實行任何監督。但這時情況畢竟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從年以來,工廠工人把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當作自己經濟上的競選口號,

 

正象他們把憲章當作自己政治上的競選口號一樣。甚至一部分按照年法令來經營工廠的工廠主,也上書議會,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進行不道德的“競爭”,因為這些人由于更加厚顏無恥或擁有較有利的地方條件就違反法律。主要是后者,因為資本家弟兄是同樣的厚顏無恥的。此外,盡管一個個的工廠主仍然可以為所欲為,工廠主階級的代言人和政治領袖卻要求對工人采取另一種態度和使用另一種語言。他們已經發動了廢除谷物法的運動,廢除谷物法的運動表明,盡管資本家希望工人的生活費越高越好,以便迫使工人每周工作更多的時間;但同時也希望他們雇傭工人的成本越低越好,這就不得不要求降低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資本家最終意識到,他們可以通過其它手段而非提高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來壓榨工人。為了取得勝利,需要工人的幫助!過河需要橋,但過河之后則絕對會拆橋。因此,他們不僅答應把大圓面包加大一倍,而且答應在自由貿易的千年王國內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案。所以,他們就更不能去反對那種只以實行年法令為目的的措施了。最后,托利黨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脅,也用博愛家的口吻大罵他們的敵人的“可恥行為”。

  于是就出現了年月日的補充工廠法案。它從年月日開始生效。它又把另一類工人,即歲以上的婦女,置于法律保護之下。她們在各方面都受到與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們的勞動時間限制為小時,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對成年人的勞動也進行直接的正式的監督。—年的工廠報告諷刺地說:

  “就我們所知,成年婦女還從未抱怨過這種侵犯她們權利(從資本的角度來看,這絕對是侵犯人權。)的行為。”

  歲以下的兒童的工作日縮短為每天/小時,在有些條件

 

下是小時。

  為了防止濫用虛假的“換班制度”,法律又規定了下列重要的細則:

  “兒童和少年的工作日,應該從有任何一個兒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廠里開始勞動的時候算起”。

  按照這個規定,如果 是從早晨點開始勞動, 是從點開始勞動,那末, 的工作日仍然要和 的工作日一樣,應在同一時間結束。開工時間應以某個公共時鐘為準,例如,以附近的鐵路時鐘為準,工廠的鐘要和這個鐵路時鐘保持一致。工廠主必須在工廠張貼大字印刷的時間表,說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時間。點以前上工的兒童不得在下午點鐘以后又做工。這樣,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兒童。受法律保護的全體工人都要有/小時的吃飯時間,并應在同一時間吃飯,其中至少有小時應在下午點以前。兒童或少年至少應有半小時的吃飯時間,否則不得讓他們在下午點以前做工小時以上。兒童、少年和婦女不得留在某種勞動過程正在進行的廠房中吃飯,等等。

  我們看到,這些按照軍隊方式一律用鐘聲來指揮勞動的期間、界限和休息的詳盡的規定,決不是議會設想出來的。它們是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自然規律從現存的關系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它們的制定、被正式承認以及由國家予以公布,是長期階級斗爭的結果。馬克思的一些預言之所以沒有實現,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實行的結果。比如,氣象學家預報上海開東亞運動會時會下雨,于是上海方面派飛機在云層運動到上海上空之前,實施人工降雨,即讓雨在上海之外的地方提前降落。顯然,我們不能因為上海那天沒有下雨,就認為氣象學家的理論過時了。它們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這些規定的實施使工廠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樣的限制,因為在大多數生產過程中,必須有兒童、少年和婦女的協作。所以總的說來,在—年期間,

 

受工廠立法約束的一切工業部門,都普遍一致地實行了十二小時工作日。

  但是,工廠主如果沒有得到某種“退步”作補償,是不會容忍這種“進步”的。在他們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兒童的最低年齡從歲減為歲,以保證資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間法律得到“工廠兒童的追加供給”。

  —年在英國經濟史上劃了一個時代。谷物法廢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進口稅取消了,自由貿易被宣布為立法的指路明燈!一句話,千年王國出現了。鴉片戰爭的勝利應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部分苦難向中國人民轉移了。另一方面,憲章運動和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在這期間達到了頂點。它們在渴望報仇的托利黨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盡管以布萊特和科布頓為首的言而無信的自由貿易派瘋狂反抗,爭取了多年的十小時工作日法案終于由議會通過了。工人只有在統治階級之間狗咬狗時,才能獲得喘息的機會,就象當年魯迅只能在租界里容身一樣。

  年月日的新工廠法規定,從年月日起,“少年”(從歲到歲)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縮短為小時,從年月日起,再最終限制為小時。在其他方面,這個法令只是年和年的法令的修正補充。

  資本先發制人,想使這個法令在年月日不能完全實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經驗教訓而變得聰明的工人自己應當來幫助再一次破壞自己的事情。時機是選擇得很巧妙的。

  “必須記住,—年爆發了可怕的危機,工廠工人深受其害,因為很多工廠開工不足,有些工廠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

 

人負有債務。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斷定,他們寧愿勞動時間更長一些,以便彌補過去的虧損,償還債務,或者從當鋪贖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賣掉的東西再補充進來,或者為自己和家屬添制新衣。”

  工廠主先生們普遍把工資降低了%,企圖以此來助長這種狀況的自然作用。而這就是所謂向自由貿易新紀元的獻禮。后來,工作日縮短為小時,工資又降低/%,最后工作日縮短為小時,工資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況允許的地方,工資至少降低了%。在這樣準備妥當的時機下,就在工人中間展開了廢除年法令的鼓動。欺騙、誘惑、威脅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費心機。雖然在工人中間征集到了半打請愿書,訴說“他們深受這個法令的壓迫”,但是在口頭詢問這些請愿者的時候,他們說是被迫簽名的。“他們是受壓迫,但不是受工廠法而是受某種人的壓迫。”工廠主們既然無法使工人說出他們工廠主想說的話,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義在報刊(這就是新聞自由)上和議會里大叫大嚷。他們指責工廠視察員是一種國民公會委員,說他們要靠殘酷無情地犧牲不幸的工人,來實現他們改善世界的奇想。但是這一招也沒有得逞。工廠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本人以及通過他的助手在郎卡郡的工廠中詢問了很多證人。在被詢問的工人中,贊成十小時工作日的將近%,贊成十一小時的百分比要小得

 

多,贊成原來的十二小時的只占極少數。

  另一個“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勞動—小時,然后宣布(由現代庸俗經濟學宣布)這是無產階級內心愿望的最好的表達。但是“殘酷無情的”工廠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馬上又出現了。大多數“加班加點工人”聲稱:

  “他們寧愿勞動小時而少拿些工資,但是他們沒有選擇的余地;他們有很多人失業,有很多紡紗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們拒絕延長勞動時間,別人馬上就會把他們擠走。所以,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或者把勞動時間延長一些,或者流落街頭。”一些人認為西方的“民主自由”使人有選擇,提出所謂,有選擇比沒有選擇強。但是,在資本的社會力量面前,這是什么樣的選擇呢?

  資本想先發制人,但是失敗了。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于年月日生效。但同時,憲章派也失敗了。他們的領袖被關進監獄,他們的組織遭到破壞。憲章派的失敗已經動搖了英國工人階級的自信心。不久,巴黎的六月起義和對起義的血腥鎮壓,使歐洲大陸和英國的統治階級的一切派別——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護關稅論者和自由貿易論者,政府和反對派,教士和自由信仰者,年輕的娼婦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財產、宗教、家庭和社會的共同口號下聯合起來了!工人階級到處被排除在法律保護之外,被革出教門,受到“嫌疑犯處治法”的迫害。工廠主先生們可以為所欲為了。他們不僅公開起來反對十小時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對年以來企圖對勞動力的“自由”榨取

 

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這是一次縮小型的“維護奴隸制的叛亂”,這次叛亂蠻橫無恥,瘋狂已極,持續了兩年多,而這樣做是十分便宜的,因為叛亂的資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進行冒險。對遠方的中國的征服,并沒有給統治階級的炮灰們從整體上帶來任何好處。好處全部為統治階級所享有,相反英國的工人們的處境,因為資本家擁有了更多的資本(戰爭賠款)、更廣大的市場和原料產地,即更強大的社會力量,而更加艱難。全世界一切受壓迫者要團結起來。

  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應當記住:年、年和年的各個工廠法,凡是在后者沒有對前者做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這三個法令都沒有限制歲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從年以來,早晨點半至晚上點半這小時的時間始終是法定“日”,在這個界限以內,少年和婦女可以在法律規定的條件下,起先勞動小時,后來勞動小時。

  某些地方的工廠主開始把他們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時甚至解雇一半,同時卻把幾乎已經絕跡的夜工在成年男工當中恢復了。他們叫嚷說,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使他們別無出路!

  第二步是針對法定的吃飯時間,讓我們聽聽工廠視察員是怎樣說的:

  “自從工作日限制為小時以來,工廠主們就說(雖然實際上他們還沒有完全實現他們所說的東西),如果勞動是從早晨點到晚上點,那末他們在早晨點以前拿出小時,在晚上點以后拿出半小時,總共用/小時作為吃飯時間,這也就是充分地執行法令的規定了。現在,在某些場合,他們準許有半小時或小時的午飯時間,但是他們堅持說,他們沒有義務把這/小時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時工作日之內”。

  因此,工廠主先生們硬說,年法令關于吃飯時間的十分詳細的規定,只是允許工人在進廠以前和離廠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飯喝水!工人為什么不應當在早晨點以前吃午飯呢?但是皇

 

家法官裁決說,法律規定的吃飯時間

“必須安排在實際工作日的休息時間內。讓工人從早晨點到晚上點連續不停地勞動小時是不合法的”。

  經過這幾場愉快的示威后,資本采取了與年法令條文相適應的即合法的步驟來進行反叛。

  誠然,年的法令規定,上午點以前做工的—歲的兒童不準在下午點以后繼續做工。但是在中午點或下午開始做工的兒童的/小時勞動,法令卻未作任何規定!因此,可以使中午點開始做工的歲兒童在點至點之間干小時,在下午點至點之間干小時,在點至晚上點半之間干/小時,總共是法定的/小時!甚至還有更妙的辦法。為了使兒童的勞動同干到晚上點半的成年男工的勞動配合起來,工廠主只要在下午點以前不給兒童活干,就可以使他們在工廠中連續不停地干到晚上點半!

  “現在人們公開承認,近來由于工廠主拚命使機器開動小時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婦女都離開工廠以后,—歲的男女兒童被留下來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點半,這種辦法已在英國實行。”

  工人和工廠視察員從衛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議。但資本回答說:

  “我的行為沒有越軌,我要求我的權利!那就是我的契約上規定的罰金和抵押品!”

  事實上,年月日向下院提出的統計材料表明,盡管

 

有各種抗議,到年月日為止,還有家工廠的個兒童受著這種“辦法”的折磨。不僅如此!資本的山貓眼睛發現,年的法令規定,在上午連續勞動小時至少要休息分鐘,但是關于下午的勞動卻沒有任何類似的規定。因此,資本要求而且確實也迫使歲的童工不僅從下午點一直拚命干到晚上點半,而且還要挨餓!

  “對了,他的胸部,契約上是這么說的!”

  對于年法令限制兒童勞動的條款,資本家象夏洛克那樣死抓住法令條文不放,但這只是為了對該法令限制“少年和婦女”的勞動的這同一項條款進行公開的反叛。我們記得,消滅“虛假的換班制度”是這個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內容。工廠主開始反叛這個法令的時候,只是簡單地聲明說,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時工廠日內任意分小段時間來使用少年和婦女的條款,

“在勞動時間限制為小時的時候,還是比較沒有妨害的。而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的情況下,它們就是難以忍受的不公平了”。

  因此,他們用最冷靜的態度向視察員宣稱,他們將不理睬法律

 

的條文,他們打算自行恢復舊的制度。據說,這將符合于聽了不良勸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使他們能夠得到較高的工資”。“這是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顛的工業優勢的唯一可能的辦法。”“在換班制度下要發現違法情況也許有些困難,但這又有什么關系呢?難道為使工廠視察員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煩,就可以把這個國家的巨大的工廠利益看成是次要的東西嗎?”

  當然,所有這些遁辭都無濟于事。工廠視察員向法庭提出訴訟。但是工廠主的請愿書立即象雪片似地飛向內務大臣喬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年月日的通令中曉諭視察員:

  “只要還沒有證實換班制度被濫用來使少年和婦女勞動小時以上,一般不要按違背法令條文來追究”。

  在這以后,工廠視察員約·斯圖亞特就準許蘇格蘭全境在十五小時工廠日內實行所謂換班制度,于是這種制度很快就象以前那樣盛行起來。而英格蘭的工廠視察員則聲明,內務大臣沒有權力自作主張中止法律的實施,并且繼續向法庭控告那些維護奴隸制的叛亂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貝特稱為“偉大的不領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紳士組成的不領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實上,他們形成統治階級的世襲法庭。正因為不領薪水,所以勉強糊口的貧民做不了治安法官。虛偽的“偉大”就這樣剝奪了貧民的(民主)權力,就這樣成就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宣判他們無罪,那傳訊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廠主先生,他們是自己審問自己。舉一個例子。克肖—萊塞公司的紡紗廠主,一個叫埃斯克里奇

 

的人,曾把他的工廠準備實施換班制度的計劃提交本區的工廠視察員。在他的計劃被拒絕以后,他起初沒有采取什么行動。幾個月以后,一個叫魯濱遜的人——也是紡紗廠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奇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親戚——由于實行一種與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換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爾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著位法官,其中位是紡紗廠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魯濱遜無罪,并且說,對魯濱遜來說是合法的事,對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據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決,馬上就在自己的工廠里實行這種制度。這就是一些人所推崇的“判例法”的所作所為。由于資本的社會力量,資本家可以玩弄各種所謂“民主、自由”的把戲,看不穿這種把戲,倒也罷了,但起勁為這種種把戲鼓吹,則要么是資本家的走狗,要么就是白癡。不用說,這種法庭的組成本身就是對法律的公然違反。工廠視察員豪威耳叫道:

  “這種審判把戲急須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適應這種宣判,或者是讓一個犯錯誤較少、在一切這樣的場合都能使判決適應法律的……法院去執行。多么需要領薪水的法官啊!”有領薪水的法官又如何呢?他難道不會維護他的薪水的來源嗎?而即使他的薪水最終來源于工人的血汗,但他的職位是資本家(階級)任命的,并由資本家(階級)來取消。他又怎能不維護資本家?現在的美國總統是領薪水的,但他能夠當上總統需要大量的競選費用。這個競選費用是貧民所無法承擔的。因而,這種不偉大的領薪水制度與偉大的不領薪水制度的效果是一樣的。

  皇家法官宣布工廠主對年法令的解釋是荒謬的,但是社會的救主們堅持原來的想法。萊昂納德·霍納報告說:

  “我在個審判區中提出件訴訟,試圖強制人們執行法律,可是只有一件訴訟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今天的民間打假者的處境,也是如此。我認為再對違法行為提出訴訟是徒勞無益的。法令中規定勞動時間要整齊劃一的那一部分條文……在郎卡郡已經不發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沒有任何辦法能使自己確信,在實行所謂換班制度的工廠里,確實不讓少年和婦女勞動小時以上…… 年月底,在我

 

的管區里已經有家工廠采用這種方法,近來這種工廠的數目還在急劇增加。一般說來,現在工廠的勞動是/小時,從早晨點到晚上點半;也有勞動小時的,從早晨點半到晚上點半。”

  還在年月,萊昂納德·霍納就列舉出個工廠主和個工廠監工,說他們一致認為,在這種換班制度下,任何監督制度都不能阻止過度勞動的廣泛流行。同一批兒童和少年時而由紡紗車間調到織布車間,時而在小時之內由這個工廠調到那個工廠。這樣一種制度怎能加以監督呢,

“它濫用換班之名,把工人象紙牌一樣按無限多樣的方式混雜起來,并且天天變更各人的勞動和休息時間,以致同組的全體工人永遠不能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做工!”

  但是,完全撇開現實的過度勞動不說,這種所謂換班制度是資本幻想的產物,連傅立葉關于“短時工作”的幽默描寫都相形見絀,所不同的只是,勞動的吸引力變成了資本的吸引力。我們來看看工廠主所編造的那些計劃吧,它們被有聲望的報紙譽為“在相當精細和適當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工人有時被分為至個類別,各類別本身的組成部分不斷改變。在十五小時工廠日內,資本一會兒把工人拉來干分鐘,一會兒拉來干小時,然后又把他推開,接著又把他拉來,然后再把他推開,就這樣一小段一小段時間地把他趕來趕去,但是在他未做滿小時之前,決不把他放掉。就象在舞臺上一樣,同樣一些人物要在各

 

幕戲的各個場次輪流出場。但是也正象演員在整個戲的演出中是屬于舞臺一樣,現在,工人在小時之內是屬于工廠,其中還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時間。于是,休息時間變成了強制閑逛的時間,它把少年男工趕進酒店,把少年女工趕進妓院。這大概就是某些現代人宣稱的“拚命地工作,拚命地玩(在休息時)”的起源。資本家力圖不增加工人而使自己的機器開動小時或小時,為此他們每天都想出新的妙法,這就使工人不得不抓住零碎時間把飯吞下去。在爭取十小時工作日運動期間,工廠主大喊大叫,說工人歹徒們請愿的目的是想用小時的勞動取得小時的工資。現在他們是反過來了。他們支配勞動力小時或小時,而只支付小時的工資!這就是問題的實質,這就是工廠主所解釋的十小時工作日法令!正是這些假獻殷勤、滿嘴博愛的自由貿易論者,在宣傳反對谷物法的整整十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給工人聽,說如果可以自由輸入糧食,那末按照英國工業的能力,只要實行十小時的勞動就足以使資本家發財致富了。資本家的話,豈是可信的?不僅如此,舔資本的屁股的現代庸俗經濟學家的話也不是可信的。

  資本進行了兩年的叛亂終于取得了勝利:英國四個高等法院之一,高等控訴院,于年月日判決一件案子時宣布,雖然工廠主違反了年法令的精神,但是這個法令本身的某些詞句已經使法令變得毫無意義。這就是西方法律的本質。“這種判決廢除了十小時工作日法令。”很多以前不敢對少年和女工實行換班制度的工廠主,現

 

在都雙手抓住換班制度不放了。

  但是,隨著資本獲得表面上的最后勝利,情況立即又發生了變化。在此以前,工人雖然日復一日地進行不屈不撓的反抗,但是這種反抗一直采取守勢。現在他們在郎卡郡和約克郡召開聲勢浩大的集會表示抗議。他們提出,所謂十小時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場騙局,只是議會的欺詐行為,根本就未存在過!工廠視察員嚴重地警告政府說,階級對抗已經達到難以置信的緊張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廠主也抱怨起來: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決,勢必造成十分不正常的、無政府的狀態。在約克郡是一種法律,在郎卡郡又是一種法律,在郎卡郡的某一教區是一種法律,在鄰近的教區又是一種法律。大城市的工廠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廠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來實行換班制度,更不必說把工人從一個工廠調到另一個工廠……”

  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今天依然如此。只是在中國,國內資本的權力會不如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工廠主和工人之間取得了某種妥協,這種妥協被議會在年月日新的補充工廠法中固定下來。“少年和婦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天從小時延長為/小時,星期六限制為/小時。勞動時間應從早晨點至晚上點,其中休息/小時作為吃飯時間,吃飯時間應當統一,并且要符合年的規定等等。這樣,換班制度就永遠結束了。關于兒童勞

 

動,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類工廠主,這一次也和以往一樣,保全了自己對無產階級兒童的特殊的領主權。他們是絲廠廠主。年他們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剝奪他們讓各種年齡的兒童每天勞動小時的自由,那就等于讓他們的工廠停工。”他們說,他們無法買到足夠數量的歲以上的兒童。他們強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權。后來的調查表明,他們的借口純系捏造,但是這并沒有妨礙他們在整整年內,每天用小時從那些必須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絲來。年的法令雖然“搶走了”他們讓不滿歲的兒童每天勞動/小時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證了他們讓—歲的兒童每天勞動小時的特權,并且取消了兒童在其他工廠本來可以受到的義務教育。這一次的借口是:

  “細巧的織物需要靈巧的手指,而這只有年幼時進工廠才能做到。”

  兒童們由于手指細巧而被殺戮,正如俄國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樣。在二十世紀末期的中國,曾有人提出,為了經濟發展,要犧牲一代青年女子,即用她們的賣淫吸引淫蕩的境外資本家前來投資。于是,在一些地區,青年女子們由于生理結構而被犧牲。最后,年準許的這種特權,到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適用于捻絲和繅絲部門了;但是,為了補償資本失掉這種“自由”而遭到的損失,—歲兒童的勞動時間從小時延長到/小時。借口是:“絲廠的勞動比其他工廠輕,對健康損害較少。”后來,官方醫生的調查表明,情況正好相反,

“絲業區的平均死亡率異常高,人口中婦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郎卡郡

 

棉紡織業區還高”。

  盡管工廠視察員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議,但是這種惡劣現象一直繼續到現在。

  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婦女”的勞動時間從小時改為小時,即從早晨點半至晚上點半改為從早晨點至晚上點。就是說,這種改變不適用于兒童,他們照舊可以在開工前半小時和完工后/小時內被使用,盡管他們勞動的總時間不得超過/小時。在討論法案的時候,工廠視察員曾向議會提出

 

統計材料,說明這種反常現象造成了可恥的濫用。但是毫無效果。因為在這背后隱藏著一種企圖,就是想借助于兒童在繁榮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長到小時。以后年的經驗表明,這種企圖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敗。因此,年法令終于在年作了補充:禁止“在少年和婦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從那時起,除了少數例外情況,年的工廠法把受它約束的工業部門的全體工人的工作日都納入法律限制之內了。【在年和年英國棉紡織業的鼎盛時期,有些工廠主企圖以額外時間付高工資為誘餌,促使成年男紡工等延長工作日。使用手搖騾機和自動紡機的紡工向雇主提出意見書,這才打消了這種嘗試。意見書中寫道:“坦白地說,我們的生活對我們來說已成為一種負擔。只要我們每周被關在工廠中的時間仍比別的工人幾乎多兩天<小時>,我們就覺得自己好象是國內的奴隸,并且我們責備自己竟容忍一種對我們自己的和我們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長期存在下去……所以,我們鄭重通知,從新年起,我們每周勞動將決不多于小時,從點至點,其中還包括法定的/小時的休息時間。”(《工廠視察員報告。年月日》第頁)這大概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認為“當工資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再增加時也不會有更多的勞動供給”的證據。】從第一個工廠法頒布以來,到這時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

  年公布的“印染工廠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圍。資本容許這種新的“狂暴行為”時的不悅心情,貫穿法令的每一行!這個法令把—歲的兒童和婦女的工作日限制為小時,從早晨點到晚上點,并且沒有規定任何法定的吃飯時間。它容許人們任意使歲以上的男工日夜勞動。這是議會

 

的一次流產。

  但是,原則戰勝了,它在作為現代生產方式的特殊產物的大工業部門中勝利了。—年時期這些部門的驚人發展,以及同時出現的工廠工人體力和精神的復活,連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連那些經過半個世紀的內戰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規定工作日的工廠主,也夸耀這些工業部門與那些仍舊是“自由的”剝削領域所形成的對照。“政治經濟學”上的偽善者現在也宣稱,認識在法律上規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們這門“科學”的突出的新成就。【難道怯懦地向輿論讓步也是科學上的進步么?沒有工人階級的斗爭,就沒有現代庸俗經濟學的許多“成就”。】不難了解,在工廠大亨們被迫服從不可避免的東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資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漸削弱了,而同時,工人階級的進攻力量則隨著他們在沒有直接利害關系的社會階層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為加強。這就是從年以來進步較快的原因。

  染廠和漂白廠在年,花邊廠和織襪廠在年分

 

別受年工廠法的約束。由于有童工調查委員會第號報告(年),一切瓦器業(不僅是陶器業)、火柴廠、雷管廠、彈藥廠、壁紙廠、天鵝絨廠以及許多統稱為“最后整飾”的作業,都遭受同樣的命運。年,“露天漂白廠”和面包房分別受專門

 

法令的約束,在前一種工廠中禁止在夜間(從晚上點至早晨點)使用兒童、少年和婦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點至早晨點使用歲以下的面包工人。根據童工調查委員會以后的各次建議,英國一切重要工業部門,除農業、采礦業和運輸業以外,都有被奪去“自由”的危險,關于這些建議我們以后還要談到。【第版注:自從年我寫這些話以來,倒退的現象又發生了。】

、爭取正常工作日的斗爭。英國工廠立法對其他國家的影響

  讀者會記得,不管生產方式本身由于勞動隸屬于資本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內容和目的。讀者還會記得,從我們到目前為止所闡明的觀點看來,只有獨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為商品出賣者與資本家締結契約。因此,如果說在我們的歷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現代工業,另一方面是身體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勞動,那末我們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勞動的特殊領域,把后者看作這種榨取的最鮮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暫不涉及以后的闡述,僅僅根據歷史事實的聯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機器而發生革命的工業部門中,即在現代生產方式的最初產物——棉、毛、麻、絲等紡織業中,資本無限度地、放肆地延長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滿足。物質

 

生產方式的改變和生產者的社會關系的相應的改變,先是造成了無限度的壓榨,后來反而引起了社會的監督,由法律來限制、規定和劃一工作日及休息時間。因此,這種監督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只是作為例外情況由法律規定的。但是,當這種監督剛剛征服了新生產方式的已有領域時,卻發現,不僅許多別的生產部門采用了真正的工廠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陳舊的生產方式的手工工場(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以及老式的手工業(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謂家庭勞動(如制釘業等),也都象工廠一樣早已處于資本主義剝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漸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象英國這樣在立法上仿效羅馬決疑法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勞動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稱為工廠。

  第二,某些生產部門中規定工作日的歷史以及另一些生產部門中還在繼續爭取這種規定的斗爭,清楚地證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定成熟階段上,是無抵抗地屈服的。團結才有力量。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確立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長期的多少隱蔽的內戰的產物。斗爭是在現代工業范圍內

 

開始的,所以它最先發生在現代工業的發源地英國。英國的工廠工人不僅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而且是整個現代工人階級的先進戰士,最先向資本的理論挑戰的也正是他們的理論家。今天向資本的理論挑戰的理論家在哪里?所以,工廠哲學家尤爾咒罵說,英國工人階級洗不掉的恥辱就是,他們面對勇敢地為“勞動的完全自由”而奮斗的資本,竟把“工廠法的奴隸制”寫在自己旗幟上。今天的中國工人階級又應當如何面對勇敢地為“民主、自由”還有“繁榮”而奮斗的現代庸俗經濟學及庸俗法學呢?

  法國在英國后面慢慢地跟了上來。在那里,十二小時工作日法律曾不得不由二月革命來催生,但是這個法律同它的英國

 

原版比起來更加不完備。雖然如此,法國的革命方法還是顯示了它的獨特的優點。它一下子就給所有的作坊和工廠毫無區別地規定了同樣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國立法卻時而在這一點上,時而在那一點上被迫向環境的壓力屈服,并且極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訴訟糾紛。另一方面,法國法律作為原則宣布的東西,在英國則只是以兒童、少年和婦女的名義爭取的東西,并且這些東西直到最近才作為普遍的權利提了出來。革命的比較優勢。

  在北美合眾國,只要奴隸制使共和國的一部分還處于殘廢狀態,任何獨立的工人運動都是癱瘓的。在黑人的勞動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勞動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從奴隸制的死亡中,立刻萌發出一個重新變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戰爭的第一個果實,就是爭取八小時工作日運動,這個運動以特別快車的速度,從大西洋跨到太平洋,從新英格蘭跨到加利福尼亞。在巴爾的摩召開的全國工人代表大會(年月)宣布:

  “為了把我國的勞動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制下解放出來,當務之急是頒布一項法律,規定八小時工作日為美利堅聯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們誓以全

 

力爭取這一光榮的結果。”

  與此同時(年月初),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工人代表大會”,根據倫敦總委員會的建議,通過決議:“限制工作日是一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一切進一步謀求工人解放的嘗試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建議通過立法手續把工作日限制為小時。”

  這樣,大西洋兩岸從生產關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長起來的工人運動,就證實了英國工廠視察員羅·約·桑德斯的話: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嚴格地強制貫徹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會改革方面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是決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必須承認,我們的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同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不一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勞動力”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為商品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契約,可以說象白紙黑字一樣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卻發現:他不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勞動力的時間【“允許每天勞動小時,包括或不包括吃飯時間……就等于強迫這樣做。”(《工廠視察員報告。年月日》第頁)今天的一些“經濟學家”的水平,遠遠不如一百年多前的一個普通的工廠視察員。】;實際上,他“只要還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

 

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遲早還會有第四共產國際,這是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所必需的。當然這個第四共產國際的組織規程與前三個共產國際的會有所不同。從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樸素的大憲章,代替了“不可剝奪的人權”這種冠冕堂皇的條目,這個大憲章“終于明確地規定了,工人出賣的時間何時結束,屬于工人自己的時間何時開始”。【工廠視察員以有節制的譏諷和經過斟酌的語言暗示,現在的十小時工作日法令,在某種程度上也使資本家擺脫了他作為單純的資本化身而自然帶有的那種野蠻性,并給了他受少許“教養”的時間。從前,“雇主除了搞錢以外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勞動以外也再沒有時間做別的事情”。(《工廠視察員報告。年月日》第頁)】多么大的變化啊!

 

 

第九章

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

  在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樣,假定勞動力的價值,從而再生產或維持勞動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個已知的不變的量。

  根據這個假設,知道剩余價值率,同時也就知道一個工人在一定的時間內為資本家提供的剩余價值量。例如,假設必要勞動每天是小時,表現為金額先令或塔勒,那末,塔勒就是一個勞動力的日價值,或者說,是購買一個勞動力所預付的資本價值。再假設剩余價值率是%,那末,這塔勒的可變資本就生產塔勒的剩余價值量,或者說,工人每天提供小時的剩余勞動量。

  但是,可變資本是資本家同時使用的全部勞動力的總價值的貨幣表現。因此,可變資本的價值,等于一個勞動力的平均價值乘以所使用的勞動力的數目。因此,在已知勞動力價值的情況下,可變資本的量與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成正比。如果一個勞動力的日價值=塔勒,那末,每天要剝削個勞動力,就必須預付塔勒的資本,要剝削 個勞動力,就必須預付 塔勒的資本。

  同樣,如果塔勒的可變資本,即一個勞動力的日價值,每天生產塔勒的剩余價值,那末,塔勒的可變資本每天就生產塔勒的剩余價值, 塔勒的可變資本每天就生產塔勒× 的剩余價值。可見,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等于一個工人一個工作日

 

所提供的剩余價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數。又因為在勞動力價值已定的情況下,一個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是由剩余價值率決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個規律: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等于預付的可變資本量乘以剩余價值率,或者說,是由同一個資本家同時剝削的勞動力的數目與單個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之間的復比例決定的。

  因此,如果我們用 表示剩余價值量,用 表示一個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價值,用 表示購買一個勞動力每天預付的可變資本,用 表示可變資本的總數,用 表示一個平均勞動力的價值,用 '/ (剩余勞動/必要勞動)表示一個平均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用 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數,我們就得出:

 

 =( / )

 = ( '/ )

  這里繼續假定,不僅一個平均勞動力的價值不變,而且一個資本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經化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況,就是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并不與受剝削的工人人數按比例增長,但這時勞動力的價值也就不是不變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價值的生產上,一種因素的減少可以由另一種因素的增加來補償。如果可變資本減少,同時剩余價值率卻按同一比例提高,那末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仍然不變。按照以前

 

的假定,如果一個資本家每天要剝削個工人,必須預付塔勒,而剩余價值率如果是%,那末,這塔勒的可變資本就提供塔勒的剩余價值,或×個勞動小時的剩余價值。如果剩余價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說,工作日不是從小時延長到小時,而是從小時延長到小時,那末減少了一半的可變資本塔勒,也同樣提供塔勒的剩余價值,或×個勞動小時的剩余價值。可見,可變資本的減少,可以由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的按比例的提高來抵償,或者說,所雇用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長來抵償。因此在一定限度內,資本所能榨取的勞動的供給,并不取決于工人的供給。【這個基本規律看來是庸俗經濟學的先生們所不知道的。他們與阿基米德相反,認為在需求和供給決定勞動的市場價格這一點上,發現了一個不是使世界運動而是使世界靜止的支點。現代庸俗經濟學繼承了這一庸俗看法。而且現代庸俗經濟學所謂的要素替代論也是對這里所闡述的理論和現象的歪曲。】反過來說,如果剩余價值率降低了,那末,只要可變資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數按比例增加,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就仍然不變。可變資本是相對不重要的,因為資本家往往不是預付工人的勞動,而是預支工人的勞動。所以資本家大可僅有不變資本,靠工人向資本家預付工人的勞動進行生產,然后再從銷售收入中補償工人的勞動力價值。資本家支付工資的間隔越長,可變資本相對越不重要。中國應當推行按周支付工資的制度。

  但是,靠提高剩余價值率或延長工作日來補償工人人數或可變資本量的減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無論勞動力的價值如何,無論維持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是小時還是小時,一個工人每天所能生產的總價值,總是小于個勞動小時所物化的價值,如果這個物化勞動小時的貨幣表現是先令或塔勒,那就總是小于先令或塔勒。我們前面假定,要再生產勞動力本身,或者說,要補償購買勞動力所預付的資本價值,每天需要個勞動小時。根據這個假定,塔勒的可變資本,使用個工人,在剩余價值率為%,或工作日為小時的時候,每天生產塔勒的剩余價值,或×個勞動小時的剩余價值。塔勒的

 

資本,每天使用個工人,在剩余價值率為%,或工作日為小時的時候,只生產塔勒的剩余價值量,或×個勞動小時的剩余價值量。它的總價值產品,即預付的可變資本的等價物加剩余價值,在任何一天都決不能達到塔勒或×個勞動小時的數額。平均工作日(它天然總是小于小時)的絕對界限,就是可變資本的減少可以由剩余價值率的提高來補償的絕對界限,或者說,就是受剝削的工人人數的減少可以由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的提高來補償的絕對界限。這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關于脊線右側生產不經濟區域理論(見平新喬著,《微觀經濟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第頁)的本意。這個非常明白的第二個規律,對于解釋資本要盡量減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數即減少轉化為勞動力的可變資本部分的趨勢(以后將談到這種趨勢)所產生的許多現象,是十分重要的,而這種趨勢是同資本要生產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量的另一趨勢相矛盾的。反過來說,如果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增加了,或可變資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價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末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就會減少。

  第三個規律是從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取決于剩余價值率和預付的可變資本量這兩個因素而得出來的。如果剩余價值率或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已定,勞動力價值或必要勞動時間量已定,那末不言而喻,可變資本越大,所生產的價值量和剩余價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末,一個資本家所生產的價值量和剩余價值量,顯然就只取決于他所推動的勞動量。但根據以上假設,他所推動的勞動量取決于他所剝削的勞動力的數量,或他所剝削的工人人數,而工人的人數又是由他所預付的可變資本量決定的。可見,在剩余價值率和勞動力價值已定的情況下,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同預付的可變資本量成正比。但是我們知道,資本家把他的資本分成兩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產資料

 

上,這是他的資本的不變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轉化為活的勞動力,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變資本。在同一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在不同生產部門中,資本劃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產部門內,這一比例是隨著生產過程的技術基礎和社會結合的變化而變化的。但是,無論一定量的資本是怎樣分為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無論后者與前者之比是:或是:,還是: ,剛才確定的規律都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根據前面的分析,不變資本的價值雖然再現在產品價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價值產品。使用個紡紗工人,當然比使用個紡紗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紗錠等等。但是不管這些待追加的生產資料的價值是提高,降低,還是不變,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會對推動這些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的價值增殖過程有任何影響。因此,上面確認的規律就具有這樣的形式:在勞動力的價值已定和勞動力受剝削的程度相同的情況下,不同的資本所生產的價值量和剩余價值量,同這些資本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活勞動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這才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生產函數理論的本意。

  這一規律同一切以表面現象為根據的經驗顯然是矛盾的。每個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總資本兩個部分各占的百分比來說,紡紗廠主使用的不變資本較多,可變資本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變資本較多,不變資本較少,但前者獲得的利潤或剩余價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決這個表面上的矛盾,還需要許多中項,就象從初等代數的角度來看,要了解/可以代表一個真實的量需要很多中項一樣。盡管古典經濟學從來沒有表述過這一規律,但是它卻本能地堅持這一規律,因為這個規律是一般價值規律的必然結果。古典經濟學企圖用強制的抽象法把這個規律從現象的矛盾中拯救

 

出來。以后我們會看到,李嘉圖學派是怎樣被這塊攔路石絆倒的。“確實什么也沒有學到”的庸俗經濟學,在這里也象在其他各處一樣,抓住了現象的外表來反對現象的規律。它與斯賓諾莎相反,認為“無知就是充足的理由”。

  我們可以把社會總資本每天所使用的勞動看成一個唯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設工人人數為萬,一個工人的平均工作日為小時,那末社會工作日就是萬小時。在這個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條件還是由社會條件決定,只有工人人數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價值量才能增加。在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會總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數學界限。反之,在人口數量已定時,這種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長來決定。在下一章我們會看到,這個規律只適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價值形式。

  從以上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相反地,這種轉化的前提是單個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貨幣或交換價值。現代庸俗經濟學則假定,任何人都可以選擇做資本家。可變資本的最低限額,就是為取得剩余價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個勞動力的成本價格。假設這個工人自己占有生產資料,并且滿足于工人的生活,那末只要有再生產他的生活資料的必要勞動時間,比如說每天小時,對他來說就夠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夠個勞動小時用的生產資料。但是,資本家除這小時外還要工人再進行比如說小時剩余勞動,這樣,他就需要一個追加的貨幣

 

額,來購置追加的生產資料。按照我們的假設,他必須使用兩個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價值來過工人那樣的生活,即滿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生產的目的就只是維持生活,不是增加財富;而在資本主義生產下,增加財富是前提。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個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一半再轉化為資本,他就必須把預付資本的最低限額和工人人數都增加為原來的倍。誠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但這時他就不過成了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資本主義生產發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資本家能夠把他充當資本家即人格化的資本的全部時間,都用來占有從而控制別人的勞動,用來出售這種勞動的產品。中世紀的行會力圖用強制的辦法防止手工業師傅變為資本家,限定每個師傅可以雇用的勞動者的人數不得超過一個極小的最高限額。貨幣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當他在生產上預付的最低限額大大超過了中世紀的最高限額時,才真正變為資本家。在這里,也象在自然科學上一樣,證明了黑格爾在他的《邏輯學》中所發現的下列規律的正確性,即單純的量的變化到一定點時就轉化為質的區

 

別。

  單個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為資本家而必須握有的最低限度價值額,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在不同的生產部門內,也由于它們的特殊的技術條件而各不相同。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在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種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如柯爾培爾時代的法國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這樣。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的形成,這種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現代股份公司的形成歷史有何啟示?

  我們不詳細談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生產過程的進行中的變化,也不談資本本身的更進一步的規定。這里只著重指出少數要點。

  在生產過程中,資本發展成為對勞動,即對發揮作用的勞動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揮權。人格化的資本即資本家,監督工人有規則地并以應有的強度工作。

 

  其次,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系,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范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作為別人辛勤勞動的制造者,作為剩余勞動的榨取者和勞動力的剝削者,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制度。

  資本起初是在歷史上既有的技術條件下使勞動服從自己的。因此,它并沒有直接改變生產方式。所以我們上面所考察的、單靠延長工作日這種形式的剩余價值的生產,看來是與生產方式本身的任何變化無關的。它在舊式面包業中和在現代棉紡業中同樣有效。現代庸俗經濟學關于資本家應當獲得種種“報酬”的理由,這時都不存在。

  如果我們從勞動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那末工人并不是把生產資料當作資本,而只是把它當作自己有目的的生產活動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廠,工人只是把皮革當作自己的勞動對象。他不是鞣資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們從價值增殖過程的觀點來考察生產過程,情形就不同了。生產資料立即轉化為吮吸他人勞動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產資料,而是生產資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產資料當作自己生產活動的物質要素來消費,而是生產資料把工人當作自己的生活過程的酵母來消費,并且資本的生活過程只是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運動。夜間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勞動的熔爐和廠房,對資本家說來是一種“純粹的損失”。因此,熔爐和廠房就造成了要勞動力“做夜工的要求”。如果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熔爐本來在夜間是可以休息的,盡管這樣做的成本會增加,但這更符合人性。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會為了利潤而犧牲人性。有人可能會說是競爭迫使資本家這樣做的,但這種競爭所達到的程度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貨幣單純地轉化為生產過程的物質因素,轉化為生產資料,就使生產資料變成了榨取他人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合法權和強制權。最后還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所固有的并成為其特征的這種顛倒,死勞動和活勞動、價值和創造價值的力之間的關系的倒置,是如何

 

反映在資本家頭腦中的。在—年英國工廠主叛亂時期,“佩斯里的一家棉麻紡紗廠(卡萊爾父子公司,這是蘇格蘭西部資格最老、聲譽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年開辦以來,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經營)的老板”,這位非常有學識的紳士,在年月日《格拉斯哥每日郵報》上發表了一封信。標題是《換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話:

  “現在讓我們看看,把勞動時間由小時縮減到小時會產生怎樣的禍害…… 這些禍害‘合計起來’給工廠主的前途和財產帶來極其嚴重的損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小時,而現在限制為小時,那就等于他的企業內每臺機器或個紗錠縮減為臺機器或個紗錠,如果工廠被賣掉,那它們就只能按來計價。于是全國每家工廠的價值都會減少六分之一。”

  在蘇格蘭西部這個世襲的資本的頭腦中,生產資料即紗錠等的價值同它們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吸取他人一定量的無償勞動的資本屬性這樣緊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萊爾公司的老板真的以為,在出賣工廠時,要支付給他的不僅是紗錠的價值,而且還有它們的價值增殖,不僅是包含在紗錠內的勞動或生產同種紗錠所必需的勞動,而且還有借助于紗錠每天從佩斯里的健壯的西蘇格蘭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勞動。正因為如此,他才認為,如果工作日縮短兩小時,每臺紡紗機的出售價格就會縮減為臺的出售價格!如果出賣的是工廠,那么馬克思是對的;如果出賣的是該工廠的股票,也就是說,如果這種出賣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進行的,那么資本的頭腦是對的。其中的差異正是當今股市盛衰的根本原因。

 

 

第十章

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只是生產出資本所支付的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到現在為止,工作日的這一部分被看作不變量,而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現有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它實際上也是這樣的。在這個必要勞動時間之外,工人還能勞動小時、小時、小時、小時等。剩余價值率和工作日的長度就取決于這個延長的量。如果說必要勞動時間是不變的,那末相反,整個工作日是可變的。現在假定有一個工作日,它的總長度以及它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是已定的。例如  —————————— —— 代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  段代表小時必要勞動,  段代表小時剩余勞動。現在,如果沒有  的進一步延長,或者說不依靠  的進一步延長,怎樣才能增加剩余價值的生產呢?也就是說,怎樣才能延長剩余勞動呢?

 

  盡管工作日的界限  已定,看來  仍然可以延長,不過不是越過它的終點 (同時也是工作日  的終點)延長,而是由它的起點 以相反的方向向 端推移而延長。假定在 ————————— ' —— 中, ' 等于  的一半,或一個勞動小時。假定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  中, 移到 '  就延長到 ' ,剩余勞動就增加了一半,從小時增加到小時,雖然工作日仍舊是小時。但是很明顯,如果必要勞動不同時從  縮短到  ',從小時縮短到小時,要使剩余勞動這樣從  延長到 ' ,從小時延長到小時是不可能的。必要勞動的縮短要與剩余勞動的延長相適應,或者說,工人實際上一直為自己耗費的勞動時間的一部分,要變成為資本家耗費的勞動時間。這里,改變的不是工作日的長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

  另一方面,知道工作日的量和勞動力的價值,顯然也就知道剩余勞動量本身。勞動力的價值,即生產勞動力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決定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如果一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半先令或便士,勞動力的日價值是先令,那末工人每天就必須勞動小時,才能補償資本支付給他的勞動力的日價值,或者說,才能生產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資料的價值的等價物。知道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也就知道工人勞動力的價值,知道工人勞動力的價值,也就知道他的必要勞動時間的量。從整個工作

 

日中減去必要勞動時間,就得到剩余勞動的量。小時減去小時,還剩小時,這里看不出,在這種條件下剩余勞動怎么能夠延長到小時以上。當然資本家可以不付給工人先令,而只付給先令便士,或者更少。再生產這先令便士價值,有個勞動小時就夠了,這樣,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剩余勞動就不是小時,而是小時了,剩余價值本身也就從先令提高到先令便士了。但是這個結果的獲得,只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資壓低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工人只得到他在小時內生產的先令便士,他所支配的生活資料比以前少/,因此,他的勞動力只能有萎縮的再生產。在這里,剩余勞動的延長,只是由于打破剩余勞動的正常界限,剩余勞動的范圍的擴大,只是由于侵占了必要勞動時間的范圍。雖然這種方法在工資的實際運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這里它應該被排除,因為我們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勞動力在內,都是按其十足的價值買賣的。這是一個理論分析所必須的假定,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原諒資本家對工人利益的這種侵犯。既然作了這樣的假定,那末勞動力的生產或勞動力價值的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就不能因為工人的工資低于他的勞動力的價值而減少,而只有當這個價值本身降低時才減少。在工作日長度已定的情況下,剩余勞動的延長必然是由于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是由于剩余勞動的延長。如果用數學來表達,由于等號沒有方向性,因而這兩者是一致的。但在現實邏輯上卻不是這樣。現代庸俗經濟學熱衷于數學運用的原因之一,正在于數理邏輯常常不是現實邏輯的正確表達方式。就我們的例子來說,勞動力的價值必需在實際上降低/,必要勞動時間才能減少/,從小時減到小時,從而使剩余勞動從小時延長到小時。

 

  但是,勞動力的價值要這樣降低/,同量的生活資料,從前用小時生產出來,現在要求用小時生產出來。不過,要做到這一點,不提高勞動生產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個鞋匠使用一定的手段,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內可以做一雙皮靴。如果他要在同樣的時間內做兩雙皮靴,他的勞動生產力就必須提高一倍。不改變他的勞動資料或他的勞動方法,或不同時改變這二者,就不能把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勞動生產條件,也就是他的生產方式,從而勞動過程本身,必須發生革命。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在這里一般是指勞動過程中的這樣一種變化,這種變化能縮短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在研究我們上面考察的那種形式的剩余價值的生產時,我們曾假定生產方式是既定的。而現在,對于由必要勞動變成剩余勞動而生產剩余價值來說,資本只是占有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或者說現存形態的勞動過程,并且只延長它的持續時間,就絕對不夠了。必須變革勞動過程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提高勞動生產力,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來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過延長工作日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絕對剩余價值;相反,我把通過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相應地改變工作日的兩個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產的剩余價值,叫做相對剩余價值。

  要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就必須提高這樣一些產業部門的生產

 

力,這些部門的產品決定勞動力的價值,就是說,它們或者屬于日常生活資料的范圍,或者能夠代替這些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值不僅取決于使商品取得最終形式的那種勞動的量,而且還取決于該商品的生產資料所包含的勞動量。例如皮靴的價值不僅取決于鞋匠的勞動,而且還取決于皮革、蠟、線等等的價值。因此,那些為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提供不變資本物質要素(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的產業部門中生產力的提高,以及它們的商品相應的便宜,也會降低勞動力的價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資料、也不為制造必要生活資料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中生產力的提高,并不會影響勞動力的價值。

  便宜的商品當然只是相應地,即只是按照該商品在勞動力的再生產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勞動力的價值。例如,襯衫是一種必要生活資料,但只是許多種必要生活資料中的一種。這種商品變得便宜只會減少工人購買襯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資料的總和是由各種商品、各個特殊產業部門的產品構成的,其中每種商品的價值總是勞動力價值的相應部分。勞動力價值隨著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的減少而降低,這種勞動時間的全部減少等于所有這些特殊生產部門勞動時間減少的總和。在這里我們把這個總結果看成好象是每個個別場合的直接結果和直接目的。當一個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例如襯衫便宜的時候,他決不是必然抱有相應地降低勞動力的價值,從而減少必要勞動時間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終促成這個結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價值率的提高。又一個“看不見的手”。生產的商品變得便宜了,但資本家(階級)得到的一般剩余價值率卻提高。顯然,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所謂的通貨緊縮是必然的趨勢。

 

必須把資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趨勢同這種趨勢的表現形式區別開來。

  這里不考察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怎樣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怎樣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怎樣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然而有一點一開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象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但是,為了理解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并且只根據已經得出的結果,要作如下的說明。

  如果一個勞動小時用金量來表示是便士或/先令,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就會生產出先令的價值。假定在一定的勞動生產力的條件下,在這個勞動小時內制造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產資料、原料等的價值是便士。在這種情況下,每件商品花費先令,即便士是生產資料的價值,便士是加工時新加進的價值。現在假定有一個資本家使勞動生產力提高一倍,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中不是生產件這種商品,而是生產件。在生產資料的價值不變的情況下,每件商品的價值就會降低到便士,即便士是生產資料的價值,便士是最后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生產力雖然提高一倍,一個工作日仍然同從前一樣只創造先令新價值,不過這先令新價值現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產品上。因此分攤在每件產品上的不是這個總價值的/,而只是/,不是便士,而是便士,也就是說,在生產資料變成產品時,就每件產品來說,現在加到生產資料上的,不象從前那樣是一個勞動小時,而是半個勞動小時。現在,這個商品的個別價值低于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這個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少于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生產

 

的大宗同類商品所花費的勞動時間。每件商品平均花費先令,或者說,代表小時社會勞動;在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以后,它只花費便士,或者說,只包含/個勞動小時。但是商品的現實價值不是它的個別價值,而是它的社會價值,就是說,它的現實價值不是用生產者在個別場合生產它所實際花費的勞動時間來計量,而是用生產它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計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按先令這個社會價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末他的商品的售價就超出它的個別價值便士,這樣,他就實現了便士的超額剩余價值。但是另一方面,對他來說,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現在表現為件商品,而不是過去的件商品。因此要賣掉一個工作日的產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銷路或大一倍的市場。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價格,才能獲得較大的市場。因此資本家要高于商品的個別價值但又低于它的社會價值來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賣便士,這樣,他從每件商品上仍然賺得便士的超額剩余價值。對于資本家來說,剩余價值總會這樣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屬于必要生活資料的范圍,是不是參加勞動力的一般價值的決定。因此,即使撇開后面這種情況,每個資本家都抱有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的動機。


  然而,甚至在這種場合,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剩余勞動的相應延長。假定必要勞動時間是

 

小時,或者說,勞動力的日價值是先令,剩余勞動是小時,因而每日生產的剩余價值是先令。但我們的資本家現在是生產件商品,每件賣便士,或者說,一共賣先令。因為生產資料的價值等于先令,所以/件商品只是補償預付的不變資本。十二小時工作日表現為其余的/件商品。因為勞動力的價格=先令,所以件產品表現必要勞動時間,/件產品表現剩余勞動。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之比在社會平均條件下是:,而現在是:。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樣結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產品價值是先令。其中先令屬于只是再現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因此,剩下的先令是體現一個工作日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這個貨幣表現比同類社會平均勞動的貨幣表現要多,因為小時的同類社會平均勞動只表現為先令。其產品價值按原來每件商品先令計算是先令,而按新價格每件便士計算是先令。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由于較高的生產力通常與較高的不變資本相聯系,因此現代庸俗經濟學將較高生產力的勞動的自乘作用,以生產函數的形式歸功于資本,認為資本也能夠創造價值。但是,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一旦這種較高的生產力成為社會平均水平的生產力,這種自乘作用所導致的超額剩余價值就會消失,從而資本還是不能創造價值。但是我們的資本家仍然和從前一樣,只用先令支付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工人現在要再生產這個價值,用不著象過去那樣需要小時,只要/小時就夠了。這樣,他的剩余勞動就增加了/小時,他生產的剩余價值就從先令增加到先令。可見,采用改良的生產方式的資本家比同行業的其余資本家,可以在一個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為剩余勞動。他個別地所做的,就是資本全體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時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當新的生產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較便宜地生產出來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它的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消失的時候,這個超額剩余價值也就消失。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規律,既會使采用新方法的資本家感覺到,他必須低于商品的社會價值來出售自己的商品,又會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迫使他的競爭者也采用新

 

的生產方式。若按新價格計算,使用舊方法的資本家將在每件商品上虧損便士,即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的產品虧損先令。之所以出現這種虧損,不是因為勞動力沒有提供剩余價值,畢竟工人提供了小時剩余勞動,而是因為這種剩余勞動的果實,通過競爭,在資本家之間重新進行了分配。因此,只有當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擴展到同生產必要生活資料有關的生產部門,以致使屬于必要生活資料范圍、從而構成勞動力價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時,一般剩余價值率才會最終受到這一整個過程的影響。

  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盡管商品的使用價值可能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勞動力的價值也是這樣,因為它是由商品價值決定的。相反,相對剩余價值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它隨著生產力提高而提高,隨著生產力降低而降低。在貨幣價值不變的情況下,一個十二小時社會平均工作日總是生產先令的價值產品,而不管這個價值額如何分割為勞動力價值的等價物和剩余價值。但是,如果由于生產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從而勞動力的日價值,從先令下降到先令,那末剩余價值就從先令增加到先令。再生產勞動力的價值,從前需要個勞動小時,現在只要個勞動小時就夠了。有個勞動小時空了出來,可以并入剩余勞動的范圍。因此,提高勞動生產力來使商品便宜,并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只要中國的產品構成美國勞動力再生產中的必要生活資料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廉價的,美國就難以政治原因拒絕給中國以相應的貿易待遇,來限制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否則就會影響到美國的通貨膨脹,影響到美國資本家的利潤(占有的剩余價值)。

 

  商品的絕對價值本身,是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所不關心的。他關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時實現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的實現本身就包含著預付價值的補償。因為相對剩余價值的增加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正比,而商品價值的降低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成反比,也就是說,因為同一過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提高,所以就揭示了一個謎:為什么只是關心生產交換價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換價值;這也就是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之一魁奈用來為難他的論敵、而后者至今還沒有回答的那個矛盾。魁奈說:

  “你們認為,在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只要不損害生產,越能節省費用或昂貴的勞動,這種節省就越有利,因為這會降低產品的價格。盡管如此,你們又認為,由工人勞動創造的財富的生產,在于增大他們產品的交換價值。”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通過發展勞動生產力來節約勞動,目的絕不是為了縮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為了縮短生產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工人在他的勞動的生產力提高時,一小時內例如會生產出等于過去倍的商品,從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勞動時間只是過去的/,這絕不能阻止他仍舊勞動小時,并且在小時內生產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還可能延長,以致他現在要在小時內生產

 

件商品等等。因此,在麥克庫洛赫、尤爾、西尼耳之流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在這一頁可以讀到,工人應當感謝資本發展了生產力,因為這種發展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在下一頁接著就會讀到,工人為了表示這種感謝,以后必須勞動小時,以代替原來的小時。現代庸俗經濟學將這下一頁的內容改為,工人為了表示這種感謝,自愿轉讓剩余價值給資本,即讓資本擁有剩余索取權。而且盡管生活必需品的價值下降了,但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卻似乎提高了,因為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緊縮。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縮短工人必須為自己勞動的工作日部分,以此來延長工人能夠無償地為資本家勞動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沒有變便宜的情況下,究竟會在多大的程度上達到這個結果,我們在下面考察相對剩余價值的各種特殊的生產方法時,就可以看到。資本具有發展生產力的內在動力,社會主義社會要想在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競爭過程中取勝,也需要某種發展生產力的內在動力。

 

 

第十一章

協   作

  我們已經看到,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是在同一個資本同時雇用較多的工人,因而勞動過程擴大了自己的規模并提供了較大量的產品的時候才開始的。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就生產方式本身來說,例如初期的工場手工業,除了同一資本同時雇用的工人較多而外,和行會手工業幾乎沒有什么區別。行會師傅的作坊只是擴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區別。我們已經看到,一定的資本所生產的剩余價值量,等于一個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價值乘以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工人人數本身絲毫不會改變剩余價值率或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且,就商品價值的生產來說,勞動過程的任何質的變化,看來是沒有關系的。這是由價值的性質得出來的。如果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物化為先令,那末個這樣的工作日就物化為先令×。在前一種情況下,產品體現了個勞動小時,在后一種情況下,則體現了×個勞動小時。在價值生產上,多數始終只是許多個數的總和。因此對于價值生產來說,個工人無論是單獨進行生產,還是在同一資本指揮下聯合起

 

來進行生產,都不會引起任何差別。

  不過,在一定限度內還是會發生變化。物化為價值的勞動,是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也就是平均勞動力的表現。但是平均量始終只是同種的許多不同的個別量的平均數。在每個產業部門,個別工人,彼得或保羅,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離。這種在數學上叫做“誤差”的個人偏離,只要把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會互相抵銷,歸于消失。著名的詭辯家和獻媚者艾德蒙·伯克甚至根據他當租地農場主的實際經驗也懂得,只要有五個雇農“這樣小的隊伍”,勞動的所有個人差別就會消失,因此任意五個成年英國雇農在一起,和其他任何五個英國雇農一樣,可以在同樣的時間內完成同樣多的勞動。無論如何,明顯的是,同時雇用的許多工人的總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數,本身就是一天的社會平均勞動。例如,假定一個人的工作日是小時。這樣,個同時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構成小時的總工作日,雖然這個工人中每個人的勞動都多少偏離社會平均勞動,因而每個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時間有多有少,但是每個工人的工作日作為小時總工作日的/,都具有社會平均性質。但是,對于雇用個工人的資本家來說,工作日是作為個工人的總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這個工人是協同地勞動,還是他們勞動的全部聯系只在于他們為同一個資本

 

家做工,每個工人的工作日都總是總工作日的一個相應部分。反之,如果這個工人每兩人為一個小業主雇用,那末每個業主能否生產同樣的價值量,從而能否實現一般剩余價值率,就是偶然的了。這里就會出現個人偏離。如果一個工人生產一種商品所花費的時間顯著地超出社會必需的時間,他的個人必要勞動時間顯著地偏離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平均勞動時間,那末,他的勞動就不能當作平均勞動,他的勞動力就不能當作平均勞動力。這樣的勞動力不是根本賣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勞動力的平均價值出賣。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勞動能力作為前提,以后我們會看到:資本主義生產找到了衡量這個最低限度的辦法。不過這個最低限度是會偏離平均水平的,雖然從另一方面看,勞動力必須按平均價值支付。因此,在個小業主中間,有人賺到的會高于一般剩余價值率,有人賺到的會低于一般剩余價值率。這些差別就整個社會來說會互相抵銷,但是就單個業主來說卻不是這樣。因此對單個生產者來說,只有當他作為資本家進行生產,同時使用許多工人,從而一開始就推動社會平均勞動的時候,價值增殖規律才會完全實現。【羅雪爾教授先生聲稱他發現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個女裁縫兩天內提供的勞動,比她雇用的兩個女裁縫一天內提供的勞動要多。這位教授先生不應該在嬰兒室和在沒有主要人物——資本家的情況下觀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現代庸俗經濟學家則刻意尋求對平均水平的偶然偏離,并把它當成了絕對的偏離,盡管他們學過概率統計,但理解不了其中的邏輯。見       ,       . .,                ,.                           ?                ,(),-.

  即使勞動方式不變,同時使用較多的工人,也會在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上引起革命。容納許多人做工的廠房、儲藏原料等的倉庫、供許多人同時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總之,一部分生產資料,現在是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換價值,從而生產資料的交換價值,絲毫不會因為它們的使用價

 

值得到某種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會增大。個織布工人用臺織機勞動的房間,必然比一個獨立織布者帶兩個幫工做工的房間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納個人的作坊比建造座各容納兩個人的作坊所耗費的勞動要少,因此大量積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一般地說,不會和這些生產資料的規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轉移到單個產品上去的價值組成部分所以較小,部分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轉移的總價值要同時分配在較大量的產品上,部分是因為這些生產資料加入生產過程的價值同分散的生產資料相比,絕對地說雖然較大,但從它們作用范圍來看,相對地說卻較小。因此,不變資本的價值組成部分降低了,而隨著這部分價值的量的減少,商品的總價值也降低了。其結果和商品的生產資料的生產變得便宜時所產生的結果一樣。生產資料使用方面的這種節約,只是由于許多人在勞動過程中共同消費它們。即使許多工人只是在空間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協同勞動,這種生產資料也不同于單干的獨立勞動者或小業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對地說花費大的生產資料,而取得了社會勞動的條件或勞動的社會條件這種性質。一部分勞動資料甚至在勞動過程本身取得這種社會性質以前,就已經取得這種社會性質。

  生產資料的節約要從兩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從而使勞動力的價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變剩余價值同全部預付資本,也就是同資本的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的價值總額之間的比例。后一點要到本書第三卷第一篇才來探討,為了敘述上的聯系,和這里有關的許多問題也留到該篇再談。分析的進程要求把研究的對象這樣割裂開來,而這種割裂也是符合資本主

 

義生產的精神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勞動條件作為某種獨立的東西而與工人相對立,所以勞動條件的節約也表現為一種特殊操作,與工人無關,因而與提高工人的個人生產率的方法沒有聯系。

  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

  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

  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

 

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因此,個人在一個小時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總產品,比個單干的勞動者每人勞動小時或者一個勞動者連續勞動天所提供的產品要多得多。這是因為人即使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

  盡管許多人同時協同完成同一或同種工作,但是每個人的個人勞動,作為總勞動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勞動過程本身的不同階段。由于協作,勞動對象可以更快地通過這些階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磚從腳手架的下面傳到上面,雖然每個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這些單個操作構成一個總操作的連續部分,成為每塊磚在勞動過程中必須通過的各個特殊階段。因此,總體勞動者例如用只手傳磚,比單個勞動者每人都用兩只手搬著磚上下腳手架要快。勞動對象在比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同樣的空間。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時從各個方面動工興建,盡管協作的人做

 

的是同一或同種工作,那也會發生勞動的結合。小時的結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間上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因為結合勞動者或總體勞動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這樣,小時結合工作日完成總產品,比只能比較單方面地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多少是單干的勞動者的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要快。產品的不同的空間部分同時成長。

  我們所以著重指出,許多互相補充的勞動者做同一或同種工作,是因為這種最簡單的共同勞動的形式即使在最發達的協作形態中也起著重大作用。如果勞動過程是復雜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勞動,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給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時進行這些操作,這樣,就可以縮短制造總產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

  在許多生產部門都有緊急時期,即由勞動過程的性質本身所決定的一定時期,在這些時期內必須取得一定的勞動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爾根的谷物,在這種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取決于這種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時間開始并在一定的時間結束。在這里,勞動過程要占用的時間是事先決定了的,正象例如捕鯡魚的情況一樣。一個人只能從一天中分割出一個工作日,例如小時,但是,例如個人協作就能把一個十二小時工作

 

日擴大成一個小時工作日。短促的勞動期限可以由在緊要關頭投入生產場所的巨大的勞動量來補償。在這里,能否不失時機地獲得成果,取決于是否同時使用許多結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決于勞動者人數的多少;但是這種人數總比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為達到同樣效果所需要的單干勞動者的人數要少。由于缺少這樣的協作,美國西部每年都要損失大量糧食,而在英國的統治已經破壞了舊的公社的東印度地區,每年都要損失大量棉花。

  一方面,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范圍,因此,某些勞動過程由于勞動對象空間上的聯系就需要協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開鑿運河、修筑道路、鋪設鐵路等等。另一方面,協作可以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領域。在勞動的作用范圍擴大的同時勞動空間范圍的這種縮小,會節約非生產費用,這種縮小是由勞動者的集結、不同勞動過程的靠攏和生產資料的積聚造成的。

  和同樣數量的單干的個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

 

的勞動時間。不論在一定的情況下結合工作日怎樣達到生產力的這種提高:是由于提高勞動的機械力,是由于擴大這種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范圍,是由于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是由于在緊急時期短時間內動用大量勞動,是由于激發個人的競爭心和集中他們的精力,是由于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時進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達到節約,是由于使個人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是由協作本身產生的。勞動者在有計劃地同別人共同工作中,擺脫了他的個人局限,并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

  既然勞動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勞動者集結在一定的空間是他們進行協作的條件,那末,同一個資本,同一個資本家,如果不同時使用雇傭工人,也就是同時購買他們的勞動力,雇傭工人就不能進行協作。因此,在勞動力本身集合在生產過程中以前,這些勞動力的總價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資總額,必須已經集合在資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工人的報酬,即使支付的只是一天的報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報酬需要更多的資本支出。因此,協作工人的人數或協作的規模,首先取決于單個資本家能支付多大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力,也就是取決于每一個資本家在多大規模上擁有供許多工人用的生活

 

資料。

  可變資本的情形是這樣,不變資本的情形也是這樣。例如拿原料的支出來說,一個雇用個工人的資本家的支出,是個各雇用個工人的資本家中的每一個人的支出的倍。誠然,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在價值量和物質量方面都不會同雇用的工人人數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們的增加還是很顯著的。因此,較大量的生產資料積聚在單個資本家手中,是雇傭工人進行協作的物質條件,而且協作的范圍或生產的規模取決于這種積聚的程度。

  起初,為了有足夠的同時被剝削的工人人數,從而有足夠的生產出來的剩余價值數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擺脫體力勞動,由小業主變成資本家,從而使資本關系在形式上建立起來,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額的單個資本。現在,這個最低限額又表現為使許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賴的單個勞動過程轉化為一個結合的社會勞動過程的物質條件。

  同樣,起初資本指揮勞動只是表現為這樣一個事實的形式上的結果:工人不是為自己勞動,而是為資本家,因而是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勞動。隨著許多雇傭工人的協作,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產條件。現在,在生產場所不能缺少資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將軍的命令一樣。

  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不同于這一總體的獨立器官的運動——所產生的各種一般職能。一個單獨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揮自己,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

 

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

  首先,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動機和決定目的,是資本盡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價值,因而也就是資本家盡可能多地剝削勞動力。隨著同時雇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他們的反抗也加劇了,因此資本為壓制這種反抗所施加的壓力也必然增加。資本家的管理不僅是一種由社會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并屬于社會勞動過程的特殊職能,它同時也是剝削社會勞動過程的職能,因而也是由剝削者和他所剝削的原料之間不可避免的對抗決定的。同樣,隨著作為別人的財產而同雇傭工人相對立的生產資料的規模的增大,對這些生產資料的合理使用進行監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英國一家庸人報紙《旁觀者》年月日報道,在曼徹斯特金屬絲加工公司實行資本家和工人合伙經營以后,“第一個結果便是材料的浪費突然減少,因為工人理解到,他們沒有理由比對待資本家的財產還更厲害地浪費自己的財產,而除了黃帳以外,材料的浪費大概是工廠虧損的最大原因了”。該報又發現羅契得爾合作實驗的根本缺點是:“這些實驗表明,工人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廠以及幾乎一切工業形式,這些實驗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狀況,但是它們卻沒有給資本家留下明顯的位置。”多么可怕啊!它們也使得現代庸俗經濟學假定工人缺乏資本家所具有的經營能力,成為一種純粹的誣蔑。同樣可怕啊!】其次,雇傭工人的協作只是資本同時使用他們的結果。他們的職能上的聯系和他們作為生產總體所形成的統一,存在于他們之外,存在于把他們集合和聯結在一起的資本中。因此,他們的勞動的聯系,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劃,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

  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內容來說是二重的,——因

 

為它所管理的生產過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產品的社會勞動過程,另一方面是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那末,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隨著大規模協作的發展,這種專制也發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當資本家的資本一達到開始真正的資本主義生產所需要的最低限額時,他便擺脫體力勞動一樣,現在他把直接和經常監督單個工人和工人小組的職能交給了特種的雇傭工人。正如軍隊需要軍官和軍士一樣,在同一資本指揮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業上的軍官(經理)和軍士(監工),在勞動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監督工作固定為他們的專職。政治經濟學家在拿獨立的農民或獨立的手工業者的生產方式同以奴隸制為基礎的種植園經濟作比較時,把這種監督工作算作非生產費用。【凱爾恩斯教授在指出“對勞動的監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隸制生產的主要特點以后,繼續說道:“因為農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產品,所以用不著其他的勞動刺激。在這里完全不需要監督”(凱爾恩斯《奴隸勞力》第、頁)。】相反地,他在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卻把從共同的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領導人,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象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因此奧古斯特·孔德及其學派可以象證明資本家老爺的永恒必要性那樣,去證明封建老爺的永恒必要性。】這種障眼法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生存的基石。

 

  工人作為勞動力的出賣者和資本家進行交易時,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賣他所占有的東西,出賣他個人的、單個的勞動力。這種關系,決不因為資本家購買的不是個勞動力而是個勞動力,或者說,他不是和個工人而是和個互不相干的工人簽訂合同,而有所變化。資本家無須讓這個工人協作就能使用他們。因此,他支付的是個獨立的勞動力的價值,而不是個結合勞動力的價值。工人作為獨立的人是單個的人,他們和同一資本發生關系,但是彼此不發生關系。他們的協作是在勞動過程中才開始的,但是在勞動過程中他們已經不再屬于自己了。他們一進入勞動過程,便并入資本。作為協作的人,作為一個工作機體的肢體,他們本身只不過是資本的一種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為社會工人所發揮的生產力,是資本的生產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條件下,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無須支付報酬而發揮出來,而資本正是把工人置于這樣的條件之下的。因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為工人在他的勞動本身屬于資本以前不能發揮這種生產力,所以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好象是資本天然具有的生產力,是資本內在的生產力。只是好象。

  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伊特刺斯坎人等等的龐大建筑,顯示了簡單協作的巨大作用。

  “在過去的時代,這些亞洲國家除了民用的和軍事的開支以外,還有剩余的生活資料,可以用于華麗的或實用的建筑。這些國家可以指揮幾乎全部非農業人口的手臂,而對這些剩余生活資料的唯一支配權又完全屬于君主和祭司,所以它們有能力興建那些遍布全國的宏偉紀念物…… 在移動巨大的雕像和龐大的重物方面,當時的搬運本領令人驚訝,在這方面恣意濫用的幾乎全是人的勞動。光有勞動者的人數和他們的努力的集中就夠了。我們看到巨大的珊瑚礁從海底升起形成島嶼和陸地,雖然每一個珊瑚蟲是渺小

 

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亞洲任何一個君主國的非農業勞動者,除了自己個人的體力以外,很少能貢獻什么,但是他們的數量就是他們的力量。由于存在著指揮這些群眾的權力,就產生出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勞動者賴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手里,才使這一類事業成為可能。”

  亞洲和埃及的國王或伊特刺斯坎的祭司等等的這種權力,在現代社會已經轉到資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單個資本家,還是象股份公司那樣的結合資本家。如果資本可以作為所謂的要素參與分配,那么奴隸主的奴役也可以作為要素參與分配。

  在人類文化初期,在狩獵民族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農業中,我們所看到的那種在勞動過程中占統治地位的協作,一方面以生產條件的公有制為基礎,另一方面,正象單個蜜蜂離不開蜂房一樣,以個人尚未脫離氏族或公社的臍帶這一事實為基礎。這兩點使得這種協作不同于資本主義協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紀和現代的殖民地偶爾采用的大規模協作,以直接的統治關系和從屬關系為基礎,大多數以奴隸制為基礎。相反,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一開始就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的自由雇傭工人為前提。不過,歷史地說,資本主義的協作形式是同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不管是否具有行會形式)相對立而發展起來的。對農民經濟和獨立的手工業生產來說,資本主義協作好象不是協作的一個特殊的歷史形式,而協作本身倒好象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所固有

 

的并表示其特征的歷史形式。

  正如協作發揮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一樣,協作本身表現為同單個的獨立勞動者或小業主的生產過程相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有形式。這是實際的勞動過程由于隸屬于資本而經受的第一個變化。這種變化是自然發生的。這一變化的前提,即在同一個勞動過程中同時雇用較大量的雇傭工人,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這個起點是和資本本身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歷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種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產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種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簡單形態的協作,是同規模較大的生產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殊發展時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過在仍然保持手工業性質的初期工場手工業中,在那種和工場手工業時期相適應的、僅僅由于同時使用的工人數量和所積聚的生產資料的規模才和農民經濟有本質區別的大農業中,近似地表現出來。簡單協作在那些大規模運用資本而分工或機器還不起重大作用的生產部門,始終是占統治的形式。

  雖然協作的簡單形態本身表現為同它的更發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種特殊形式,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場手工業

、工場手工業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這種協作,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占居統治地位。這個時期大約從十六世紀中葉到十八世紀末葉。

  工場手工業是以兩種方式產生的。

  一種方式是: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工人在同一個資本家的指揮下聯合在一個工場里,產品必須經過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例如,馬車過去是很多獨立手工業者,如馬車匠、馬具匠、裁縫、鉗工、銅匠、旋工、飾絳匠、玻璃匠、彩畫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勞動的總產品。馬車工場手工業把所有這些不同的手工業者聯合在一個工場內,他們在那里協力地同時進行勞動。當然,一輛馬車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時制造許多輛馬車,那末,當一部分馬車還處在生產過程的較早階段的時候,另一部分馬車就可以不斷地描金。到此為止,我們的立足點還是簡單協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現成的。但是很快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專門從事馬車制造的裁縫、鉗工、銅匠等等,逐漸地失去了全面地

 

從事原有手工業的習慣和能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片面活動現在取得了一種最適合于狹隘活動范圍的形式。起初,馬車工場手工業是作為獨立手工業的結合出現的。以后,馬車生產逐漸地分成了各種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種操作都形成為一個工人的專門職能,全部操作由這些局部工人聯合體來完成。同樣,織物工場手工業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場手工業,也是由不同的手工業在同一個資本的指揮下結合起來而產生的。

  但是,工場手工業也以相反的方式產生。許多從事同一個或同一類工作(例如造紙、鑄字或制針)的手工業者,同時在同一個工場里為同一個資本所雇用。這是最簡單形式的協作。每個這樣的手工業者(可能帶一兩個幫工)都制造整個商品,因而順序地完成制造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種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業方式進行勞動。但是外部情況很快促使人們按照另一種方式來利用集中在同一個場所的工人和他們同時進行的勞動。例如,必須在一定期限內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這種情況,就是如此。于是勞動有了分工。各種操作不再由同一個手工業者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完


 

成,而是分離開來,孤立起來,在空間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種操作分配給一個手工業者,全部操作由協作工人同時進行。這種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復,顯示出它特有的優越性,并漸漸地固定為系統的分工。商品從一個要完成許多種操作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個人產品,變成了不斷地只完成同一種局部操作的各個手工業者的聯合體的社會產品。一個德國的行會造紙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連接的那些操作,在荷蘭的造紙手工工場里獨立化為許多協作工人同時進行的局部操作。紐倫堡的行會制針匠是英國制針手工工場的基本要素。但是紐倫堡的一個制針匠可能要依次完成種操作,而在英國,將近個制針匠同時進行工作,每一個人只從事一種操作,后來,這種操作根據經驗又進一步劃分、孤立,并獨立化為各個工人的專門職能。有人說,流水線是美國汽車大亨福特發明的。但流水作業的思想和理論早就有了。

  可見,工場手工業的產生方式,它由手工業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種的獨立手工業的結合為出發點,這些手工業非獨立化和片面化到了這種程度,以致它們在同一個商品的生產過程中成為只是互相補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以同種手工業者的協作為出發點,它把這種個人手工業分成各種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并且獨立化到這種程度,以致每一種操作成為特殊工人的專門職能。因此,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在生產過程中引進了分工,或者進一步發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過去分開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發點如何,它的最終形態總是一樣的: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

  為了正確地理解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把握住下列各點是很重要的。首先,在這里生產過程分解為各個特殊階段是同手工業活動分成各種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復雜還是簡

 

單,它仍然是手工業性質的,因而仍然取決于每個工人使用工具時的力量、熟練、速度和準確。手工業仍舊是基礎。這種狹隘的技術基礎使生產過程得不到真正科學的分解,因為產品所經過的每一個局部過程都必須作為局部的手工業勞動來完成。正因為手工業的熟練仍舊是生產過程的基礎,所以每一個工人都只適合于從事一種局部職能,他的勞動力變成了終身從事這種局部職能的器官。最后,這種分工是一種特殊的協作,它的許多優越性都是由協作的一般性質產生的,而不是由協作的這種特殊形式產生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們進行更仔細的考察,那末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終生從事同一種簡單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個身體變成這種操作的自動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費在這一操作上的時間,比循序地進行整個系列的操作的手工業者要少。但是,構成工場手工業活機構的結合總體工人,完全是由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因此,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了。這種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是在企業內形成的,與交易成本無關。決定企業和市場之間的區別,是勞動生產率,而不是科斯的所謂交易成本。而且一個工人順序地完成全部操作不存在交易(交換)的問題,而許多工人分別完成部分操作卻存在交易(交換)問題,從而后者應當存在交易成本,但后者的費用卻更低。在局部勞動獨立化為一個人的專門職能之后,局部勞動的方法也就完善起來。經常重復做同一種有限的動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這種有限的動作上,就能夠從經驗中學會消耗最少的力量達到預期的效果。所謂的學習曲線。又因為總是有好幾代工人

 

同時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場內共同勞動,因此,這樣獲得的技術上的訣竅就能鞏固、積累并迅速地傳下去。

  工場手工業在工場內部把社會上現存的各種手工業的自然分立再生產出來,并系統地把它發展到極端,從而在實際上生產出局部工人的技藝。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把局部勞動變為一個人的終生職業,符合以前社會的如下傾向:使手工業變成世襲職業,使它固定為種姓,或當一定歷史條件產生與種姓制度相矛盾的個人變化時,使它硬化為行會。種姓和行會由以產生的自然規律,就是調節動植物分化為種和亞種的那個自然規律。不同的只是,種姓的世襲性和行會的排他性發展到一定程度會當作社會法令來頒布。

  “達卡的凡而紗的精細,科羅曼德耳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華麗和耐久,始終是無與倫比的。但是這些布匹的生產并沒有依靠資本、機器和分工或者任何一種使歐洲制造業獲得很多益處的手段。織工是單獨的個人,他是根據顧客的訂貨織布的。他使用的織機的結構非常簡單,有時候只是用木條草草搭成的。這種織機甚至沒有整經裝置,因此機身必須全部伸展開來,這樣它就很笨重,很長,無法放在生產者的小屋中,因此生產者必須在露天

 

勞動,一遇到壞天氣,就只好停工。”

  正是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積累下來的特殊熟練,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樣的技藝。但是同大多數工場手工業的工人相比,這樣一個印度織工從事的是極復雜的勞動。

  一個在制品的生產中依次完成各個局部過程的手工業者,必須時而變更位置,時而調換工具。由一種操作轉到另一種操作會打斷他的勞動進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種空隙。一旦手工業者整天不斷地從事同一種操作,這些空隙就會縮小,或者說會隨著他的操作變化的減少而趨于消失。在這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時間內勞動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勞動強度,或者是由于減少了勞動力的非生產耗費。就是說,每次由靜止到運動所需要的力量的額外消耗,為已經達到的正常速度在較長時間的持續所補償。另一方面,不斷從事單調的勞動,會妨礙精力的集中和煥發,因為精力是在活動本身的變換中得到恢復和刺激的。

  勞動生產率不僅取決于勞動者的技藝,而且也取決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類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鉆具、鑿具和錘具等,用于不同的勞動過程,而同一種工具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勞動過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離,并且每一種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獲得最合適的因而是專門的形式,過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發生變化。工具形式變化的方向,是根據從工具原來形式帶來的特殊困難中得出的經驗決定的。勞動工具的分化和勞動工具的專門化,是工場手工業的特征,前者使同類的工具獲得了適合于每種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

 

使每種這樣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專門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發揮作用。單在北明翰就生產出約種不同的錘,不但每一種錘只適用于一個特殊的生產過程,而且往往好多種錘只用于同一過程的不同操作。工場手工業時期通過勞動工具適合于局部工人的專門的特殊職能,使勞動工具簡化、改進和多樣化。這樣,工場手工業時期也就同時創造了機器的物質條件之一,因為機器就是由許多簡單工具結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構成工場手工業的簡單要素。現在我們來考察工場手工業的全貌。

、工場手工業的兩種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場手工業和有機的工場手工業

  工場手工業的組織有兩種基本形式。這兩種形式雖然有時交錯在一起,但仍然是兩個本質上不同的類別,而且特別在工場手工業后來轉化為使用機器的大工業時,起著完全不同的作用。這種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質。制品或者是由各個獨立的局部產品純粹機械地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經過一系列互相關聯的過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態。

 

  例如,機車是由多個獨立部件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類真正工場手工業的例子,因為它是大工業的產物。鐘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經用它來說明工場手工業的分工。鐘表從紐倫堡手工業者的個人制品,變成了無數局部工人的社會產品。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發條工、字盤工、游絲工、鉆石工、棘輪掣子工、指針工、表殼工、螺絲工、鍍金工,此外還有許多小類,例如制輪工(又分黃銅輪工和鋼輪工)、齠輪工、上弦撥針機構工、裝輪工(把輪安到軸上,并把它拋光等等)、軸頸工、齒輪安裝工(把各種齒輪和齠輪安裝到機心中去)、切齒工(切輪齒,擴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縱機構工、圓柱形擒縱機構又有圓筒工、擒縱輪片工、擺輪工、快慢裝置工(調節鐘表快慢的裝置)、擒縱調速器安裝工,還有條合和棘爪安裝工、鋼拋光工、齒輪拋光工、螺絲拋光工、描字工、制盤工(把搪瓷涂到銅上)、表殼環制造工、裝銷釘工(把黃銅銷釘插入表殼的接頭等)、表殼彈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殼彈起來的彈簧)、雕刻工、雕鏤工、表殼拋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裝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裝配工。只有鐘表的少數幾個零件要經過不同的人的手,所有這些分散的肢體只是在最終把它們結合成一個機械整體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在這里,同在其他類似的制品上一樣,成品和它的各種不同的要素的外在關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個工場中的結合成為一種偶然的事情。局部勞動本身又可以作為彼此獨立的手工業進行,如在瓦得州和紐沙特爾州就是這樣;在日內瓦則有大鐘表手工工場,也就是說,那里局部工人在一個資本指揮下進行直接的協作。但即使在日內瓦,指針盤、發條和表殼也很少是在本手工工場內制造的。在這里,結合的工場手工業生產,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為在家里勞動的工人

 

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生產分為許多性質不同的過程,使人們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而且在分散生產的情況下,資本家可節省廠房等的費用。不過,這些在家里為一個資本家(工廠主)勞動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僅僅為自己的顧客勞動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生產是在企業內部完成,還是通過市場交易完成,要看勞動者是否為同一個資本進行勞動。

  第二類工場手工業,是工場手工業的完成形式,它生產的制品要經過相互聯系的發展階段,要順序地經過一系列的階段過程,例如,制針手工工場的針條要經過個甚至個專門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這種工場手工業把原來分散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因此就縮短了制品的各個特殊生產階段之間的空間距離。制品從一個階段轉移到另一階段所需要的時間減少了,同樣,用在這種轉移上的勞動也減少了。這樣,同手工業相比,勞動生產力提高了,這種提高是由工場手工業的一般協作性質產生的。另一方面,工場

 

手工業特有的分工原則,使不同的生產階段孤立起來,這些階段作為同數的手工業性質的局部勞動而互相獨立。既然各個孤立的職能之間要建立和保持聯系,制品就得不斷地由一個人之手轉到另一個人之手,由一個過程轉到另一個過程。從大工業的角度來看,這種情形表現為一種特殊的、破費的、工場手工業原則所固有的局限性。

  如果我們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造紙手工工場的破布或者制針手工工場的針條),就可以看到,這些原料在獲得自己的最后形態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經過時間上順序進行的各個生產階段。但如果把工場看作一個總機構,那末原料就同時處在它的所有的生產階段上。由局部工人組成的總體工人,用他的許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針條,同時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針條拉直、切斷、磨尖等等。不同的階段過程由時間上的順序進行變成了空間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雖然這種同時性是由總過程的一般協作形式產生的,但是工場手工業不只是找到了現成的協作條件,而且還通過分解手工業的活動部分地創造出協作條件。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所以能夠達到勞動過程的這種社會組織,只是因為同一個工人固定在同一局部工作上。

 

  因為每個局部工人的局部產品同時只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發展階段,所以,一個工人是給另一個工人,或一組工人是給另一組工人提供原料。一個工人的勞動結果,成了另一個工人勞動的起點。因此在這里,一個工人是直接給另一個工人提供工作。在每一局部過程中,取得預期效果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根據經驗確定的,工場手工業總機構是以一定的勞動時間內取得一定的結果為前提的。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互相補充的各個勞動過程才能不間斷地、同時地、空間上并存地進行下去。很明顯,各種勞動因而各個工人之間的這種直接的互相依賴,迫使每個工人在自己的職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時間,因此在這里形成了和獨立手工業中,甚至和簡單協作中完全不同的連續性、劃一性、規則性、秩序性,特別是勞動強度。在一種商品上只應耗費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在商品生產的條件下表現為競爭的外部強制,因為膚淺地說,每一個生產者都必須按商品的市場價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場手工業中,在一定勞動時間內提供一定量的產品,成了生產過程本身的技術規律。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時間,因此在相等的時間內會提供不等量的局部產品。因此,要使同一個工人每天總是只從事同一種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須使用不同比例數的工人。例如在活字鑄造業中,如果一個鑄工每小時能鑄個字,一個分切工能

 

截開個字,一個磨字工能磨個字,雇用一個磨字工就需要雇用個鑄工和個分切工。在這里,又回到了最簡單形式的協作原則:同時雇用許多人從事同種工作。但現在這個原則表現為一種有機的關系。因此,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不僅使社會總體工人的不同性質的器官簡單化和多樣化,而且也為這些器官的數量大小,即為從事每種專門職能的工人小組的相對人數或相對量,創立了數學上固定的比例。這只能在企業中做到,而難以在市場中做到。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在發展社會勞動過程的質的劃分的同時,也發展了它的量的規則和比例性。

  如果各個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組之間最合適的比例數,已由經驗為一定的生產規模確定下來,那末,只有使每個特殊工人小組按倍數增加,才能擴大這個生產規模。此外,某些工作,不管規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個人來做。例如,總監督的工作,把局部產品由一個生產階段運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此。因此,使這些職能獨立,或者把它們交給特殊工人,只有在增加雇傭工人人數的情況下,才是有利的,但是這種增加必須立刻在所有小組中按比例實行。這里顯示出現代庸俗經濟學的幼稚。在現代庸俗經濟學那里(見平新喬著《微觀經濟學十八講》第至頁),勞動的邊際產量先遞增再遞減。而這里表明,只有按合適的比例數增加勞動力,勞動的“邊際產量”才會是遞增的,而未按比例增加的少量勞動力的“邊際產量”則有可能是遞減的,即可能會是先遞減,后遞增,再遞減。

  一個小組,即執行同一局部職能的一定數目的工人,是由同質的要素組成的,并且構成總機構的一個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場,這種小組本身就是一個已經組織好了的勞動體,而總機構由這些基本的生產機體的重復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場為例。這種工場分為三個本質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預備階段:調制

 

玻璃的配料,把砂、石灰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這種混合物熔化為玻璃液。最后階段是把瓶從焙燒爐中取出,分類,包裝等等。這兩個階段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這兩個階段之間是真正的玻璃生產即對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爐的每一個口旁都有一個小組在工作。這種小組在英國叫做“爐口”,它由一個制瓶工或精制工、一個吹瓶工、一個收集工、一個堆積工或研磨工和一個搬入工組成。這五個局部工人形成一個單一的勞動體的五個特殊器官。這個勞動體只有作為一個整體,即只有通過五個人的直接協作才能起作用。如果這個由五個部分構成的軀體少了一個成員,它就癱瘓了。但一個玻璃爐有好幾個爐口,例如在英國有—個爐口,每個爐口都有一個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堝,并且有一個同樣由五個成員組成的工人小組。在這里,每個組的組織都直接以分工為基礎,而各個同類小組之間的聯系則是一種簡單的協作,在這種協作下,生產資料之一(這里是玻璃爐)由于共同使用而得到更經濟的利用。這種有—個小組的玻璃爐,構成一個玻璃作坊;而一個玻璃手工工場有幾個這樣的作坊,同時還要有生產的最初階段和最后階段所需的各種設備和工人。

  最后,正如工場手工業部分地由不同手工業結合而成一樣,工場手工業又能發展為不同的工場手工業的結合。例如,英國的大玻璃工場自己制造土制坩堝,因為產品的優劣主要取決于坩堝的質量。在這里,制造生產資料的工場手工業同制造產品的工場手工業聯合起來了。反過來,制造產品的工場手工業,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產品當作原料的工場手工業,或者同那些把它的產品與

 

自己的產品結成一體的工場手工業聯合起來。例如,我們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場手工業同磨玻璃業和鑄銅業(為各種玻璃制品鑲嵌金屬)結合在一起。在這種場合,不同的結合的工場手工業成了一個總工場手工業在空間上多少分離的部門,同時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賴的生產過程。結合的工場手工業雖有某些優點,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礎上達到真正的技術上的統一。這種統一只有在工場手工業轉化為機器生產時才能產生。

  工場手工業時期很快就宣布減少生產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是自覺的原則,因此也就間或使用機器,特別是在某些需要大量人力、費力很大的簡單的最初的過程。例如,在造紙手工工場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來磨碎破布,在冶金業很快就采用了所謂的搗碎磨來搗碎礦石。羅馬帝國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機器的原始形式留傳下來。手工業時期留下了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自鳴鐘等偉大的發明。但總的來說,正如亞當·斯密指出的,機器在分工之旁起著次要的作用。機器在十七世紀的間或應用是極

 

其重要的,因為它為當時的大數學家創立現代力學提供了實際的支點和刺激。

  工場手工業時期所特有的機器始終是由許多局部工人結合成的總體工人本身。一種商品的生產者順序完成的、在其全部勞動過程中交織在一起的各種操作,向商品生產者提出各種不同的要求。在一種操作中,他必須使出較大的體力;在另一種操作中,他必須比較靈巧;在第三種操作中,他必須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個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備所有這些素質。在各種操作分離、獨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們的特長分開、分類和分組。如果說工人的天賦特性是分工賴以生長的基礎,那末工場手工業一經采用,就會使生來只適宜于從事片面的特殊職能的勞動力得到發展。如果說,有人天賦適合經營,那么其從事經營只是由于分工而已,并不因此就賦予他與其它工人迥然不同的性質,賦予其剩余索取權。現在總體工人具備了技藝程度相同的一切生產素質,同時能最經濟地使用它們,因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分離而成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組,各自擔任一種專門的職能。局部工人作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優點。學術研究的片面性也成為了學術研究的優點。從事片面職能的習慣,使他變成本能地準確地起作用的器官,而總機構的聯系迫使他以機器部件的規則性發生作用。

 

  由于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相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極不相同的價值。因此,工場手工業發展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工資的等級制度。一方面,單個工人適應于一種片面的職能,終生從事這種職能;另一方面,各種勞動操作,也要適應這種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構成的等級制度。然而,每一個生產過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勝任的簡單操作。現在,這一類操作也斷絕了同內容較充實的活動要素的流動的聯系,硬化為專門職能。

  因此,工場手工業在它掌握的每種手工業中,造成了一類所謂的非熟練工人,這些工人是手工業生產極端排斥的。工場手工業靠犧牲整個勞動能力使非常片面的專長發展成技藝,同時它又使沒有任何發展成為專長。在等級制度的階梯的旁邊,工人簡單地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對后者說來完全不需要學習費用,而對前者說來,由于職能的簡化,學習費用比手工業者要低。在這兩種場合,勞動力的價值都降低了。但也有例外,當勞動過程的分解產生了一些在手工業生產中根本沒有過的,或者不是在同樣大的范圍內有過的新的綜合的職能時,就是如此。由學習費用

 

的消失或減少所引起的勞動力的相對貶值,直接包含著資本的更大的增殖,因為凡是縮短勞動力再生產所必要的時間的事情,都會擴大剩余勞動的領域。隨著教育產業化,現在學習費用越來越增加而不是減少。學習費用的增加,還會強化工人的分化。

、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和社會內部的分工

  我們首先考察了工場手工業的起源,接著考察了它的簡單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總機構。現在我們簡單地敘述一下工場手工業分工和構成一切商品生產的一般基礎的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現代庸俗經濟學關于企業與市場的劃分。

  單就勞動本身來說,可以把社會生產分為農業、工業等大類,叫做一般的分工;把這些生產大類分為種和亞種,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場內部的分工,叫做個別的分工。

  社會內部的分工以及個人被相應地限制在特殊職業范圍內的現象,同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一樣,是從相反的兩個起點發展起來的。在家庭內部,【后來對人類原始狀況的透徹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結論:最初不是家庭發展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緣為基礎的人類社會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紐帶的開始解體,各種各樣家庭形式后來才發展起來。——弗·恩·】隨后在氏族內部,由于性別和年齡的差

 

別,也就是在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分工。隨著公社的擴大,人口的增長,特別是各氏族間的沖突,一個氏族之征服另一個氏族,這種分工的材料也擴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經談到,產品交換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接觸的地方產生的,因為在文化的初期,以獨立資格互相接觸的不是個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別,在公社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產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產品逐漸變成商品。交換沒有造成生產領域之間的差別,而是使不同的生產領域發生關系,并把它們變成社會總生產的多少互相依賴的部門。在這里,社會分工是由原來不同而又互不依賴的生產領域之間的交換產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為起點的地方,直接互相聯系的整體的各個特殊器官互相分開和分離,——這個分離過程的主要推動力是同其他公社交換商品,——并且獨立起來,以致不同的勞動只有通過把產品當作商品來交換才能建立聯系。在一種場合,原來獨立的東西喪失了獨立,在另一種場合,原來非獨立的東西獲得了獨立。

  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的運動。但

 

是關于這種對立,我們不在這里多談。

  一定量同時使用的工人,是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同樣,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內部分工的物質前提。在這里,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個工場內的密集。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種相對的東西。人口較少但交通工具發達的國家,比人口較多但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國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從這個意義上說,例如,美國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如果中共早期領導人注意到這段話,大概中國現在的人口就不會這么多了,中國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會更早得到加強,人口的流動也會更自由。而如果馬寅初當時知道這段話,也能更好地應對面臨的批斗。

  因為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場手工業的分工要求社會內部的分工已經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相反地,工場手工業分工又會發生反作用,發展并增加社會分工。隨著勞動工具的分化,生產這些工具的行業也日益分化。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這樣一種行業,即以前作為主要行業或輔助行業和其他行業聯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產者經營的行業,分離和互相獨立的現象就會立即發生。一旦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擴展到某種商品的一個特殊的生產階段,該商品的各個生產階段就變成各種獨立的行業。前面已經指出,在制品是一個由局部產品純粹機械地組合成的整體的地方,局部勞動又可以獨

 

立化為特殊的手工業。為了使工場手工業內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個生產部門,根據其原料的不同,根據同一種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時是嶄新的工場手工業。例如,十八世紀上半葉,單在法國就織出了多種不同的絲織品;例如,在阿維尼翁,法律曾規定“每個學徒始終只能從事一種產品的制造,不得同時學幾種產品的制造方法”。把一定生產部門固定在國家一定地區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種特點的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出現,獲得了新的推動力。在工場手工業時期,世界市場的擴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屬于工場手工業時期的一般存在條件),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在這里,我們不去進一步論證,分工除了擴展到經濟領域以外,又怎樣擴展到社會的其他一切領域,怎樣到處為專業化、專門化的發展,為人的細分奠定基礎,以致亞·斯密的老師亞·弗格森曾經叫喊說:“我們成了奴隸民族,我們中間沒有自由人”。明師出高徒。(不同于“名師出名徒”)

  社會內部的分工和工場內部的分工,盡管有許多相似點和聯系,但二者不僅有程度上的差別,而且有本質的區別。在一種內在聯系把不同的生產部門連結起來的地方,這種相似點無可爭辯地表現得最為明顯。例如,牧人生產毛皮,皮匠把毛皮變成皮革,鞋匠把皮革變成皮靴。在這里,每個人所生產的只是一種中間制品,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態是他們的特殊勞動的結合產品。此外,還有供

 

給牧人、皮匠和鞋匠以生產資料的各種勞動部門。有人可能象亞·斯密那樣,認為這種社會分工和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區別只是主觀的,也就是說,只是對觀察者才存在的,因為觀察者在工場手工業中一眼就可以在空間上看到各種各樣局部勞動,而在社會生產中,各種局部勞動分散在廣大的面上,每個特殊部門都雇用大量的人,因而使這種聯系模糊不清。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獨立勞動發生聯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們各自的產品都是作為商品而存在。反過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特點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產商品。【“但是再也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叫做個人勞動的自然報酬。每個工人只生產整體的一個部分,由于每個部分單獨就其本身來說沒有任何價值或用處,問題所在。因此沒有東西工人可以拿來說:這是我的產品,我要留給我自己。”(《保護勞動反對資本的要求》年倫敦版第頁)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證過的托·霍吉斯金。】變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產品。社會內部的分工以不同勞動部門的產品的買賣為媒介;工場手工業內部各局部勞動之間的聯系,以不同的勞動力出賣給同一個資本家,而這個資本家把它們作為一個結合勞動力來使用為媒介。工場手工業分工以生產資料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為前提;社會分工則以生產資料分散在許多互不依賴的商品生產者中間為前提。不知現代庸俗經濟學大師科斯如何看待這句話。在工

 

場手工業中,保持比例數或比例的鐵的規律使一定數量的工人從事一定的職能;而在商品生產者及其生產資料在社會不同勞動部門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發揮著自己的雜亂無章的作用。誠然,不同的生產領域經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為,每一個商品生產者都必須生產一種使用價值,即滿足一種特殊的社會需要,而這種需要的范圍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種內在聯系把各種不同的需要量連結成一個自然的體系;另一方面因為,商品的價值規律決定社會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勞動時間中能夠用多少時間去生產每一種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產領域的這種保持平衡的經常趨勢,只不過是對這種平衡經常遭到破壞的一種反作用。在工場內部的分工中預先地、有計劃地起作用的規則,在社會內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這種自然必然性可以在市場價格的晴雨表的變動中覺察出來,并克服著商品生產者的無規則的任意行動。均衡是偶然的,不均衡是必然的或幾乎必然的(數學術語)。工場手工業分工以資本家對人的絕對權威為前提,人只是資本家所占有的總機構的部分;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正如


 

在動物界中一切反對一切的戰爭多少是一切物種的生存條件一樣。因此,資產階級意識一方面把工場手工業分工,把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絕對服從資本,歌頌為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勞動組織,同時又同樣高聲地責罵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把這些說成是侵犯資本家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財產權、自由和自決的“獨創性”。凱恩斯算是吸取了一定的教訓。工廠制度的熱心的辯護士們在斥責社會勞動的任何一種普遍組織時,只會說這種組織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這一點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中,社會分工的無政府狀態和工場手工業分工的專制是互相制約的,相反地,在職業的分離是自然發展起來、隨后固定下來、最后由法律加以鞏固的早期社會形態中,一方面,呈現出一幅有計劃和有權威地組織社會勞動的圖畫,另一方面,工場內部完全沒有分工,或者分工只是在很狹小的范圍內,或者只是間或和偶然地得到發展。

  例如,目前還部分地保存著的原始的規模小的印度公社,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農業和手工業直接結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這種分工在組成新公社時成為現成的計劃和略圖。這種公社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生產整體,它們的生產面積從一百英畝至幾千英畝不等。產品的主要部分是為了滿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當作商品來生產的,因此,生產本身與整個印度社會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毫無關系。變成商品的只是剩余的產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國家手中才變成商品,從遠古以來就有一定量的產品作為

 

實物地租流入國家手中。在印度的不同地區存在著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簡單的公社共同耕種土地,把土地的產品分配給公社成員,而每個家庭則從事紡紗織布等等,作為家庭副業。除了這些從事同類勞動的群眾以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首領”,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稅吏;一個記帳員,登記農業帳目,登記和記錄與此有關的一切事項;一個官吏,捕緝罪犯,保護外來旅客并把他們從一個村莊護送到另一村莊;一個邊防人員,守衛公社邊界防止鄰近公社入侵;一個管水員,從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個婆羅門,司理宗教儀式;一個教員,在沙土上教公社兒童寫字讀書;一個專管歷法的婆羅門,以占星家的資格確定播種、收割的時間以及對各種農活有利和不利的時間;一個鐵匠和一個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農具;一個陶工,為全村制造器皿;一個理發師,一個洗衣匠,一個銀匠,有時還可以看到一個詩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銀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員。這十幾個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負擔。如果人口增長了,就在未開墾的土地上按照舊公社的樣子建立一個新的公社。公社的機構顯示了有計劃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場手工業分工,因為對鐵匠、木匠等等來說市場是不變的,至多根據村莊的大小,鐵匠、陶工等等不是一個而是兩個或三個。調節公社分工的規律在這里以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的權威起著作用,而每一個手工業者,例如鐵匠等等,在他的工場內按照傳統方式完成他職業范圍內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獨立的,不承認任何權威。這些自給自足的公社不斷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當它

 

們偶然遭到破壞時,會在同一地點以同一名稱再建立起來,這種公社的簡單的生產機體,為揭示下面這個秘密提供了一把鑰匙: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這種社會的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不為政治領域中的風暴所觸動。中國的改革觸動了基本的經濟結構。

  前面已經談判,行會的規章嚴格限制一個行會師傅所能雇用的幫工的人數,有計劃地阻止了行會師傅變成資本家。同樣,行會師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師傅的那個手工業中雇用幫工。行會竭力抵制商人資本這種與它對立的、唯一自由的資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購買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購買作為商品的勞動。他只許充當手工業產品的定購人。如果外部情況引起進一步的分工,現存的行會就分為幾個亞種,或者在原有行會之外建立新的行會,但是各種手工業并不聯合在一個工場內。因此,雖然行會組織造成的手工業的分離、孤立和發展是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物質存在條件,但行會組織排斥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總的說來,工人和他的生產資料還是互相結合的,就象蝸牛和它的甲殼互相結合一樣,因而工場手工業的起碼基礎還不具備,也就是說,生產資料還沒有獨立化為資本而同工人相對立。

  整個社會內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為媒介,是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而工場手工業分工卻完全是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的獨特創造。這種獨特創造會延續到資本主義后的生產方式中去嗎?

、工場手工業的資本主義性質

  數量較多的工人受同一資本指揮,既是一般協作的自然起點,也是工場手工業的自然起點。反過來,工場手工業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增加成為技術上的必要。現在,單個資本家所必需使用的最低限額的工人人數,要由現有的分工來規定。另一方面,要得到進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須進一步增加工人人數,而且只能按倍數來增加。但是隨著資本的可變部分的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也必須增加,建筑物、爐子等共同生產條件的規模要擴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數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勞動生產力提高了,一定勞動量在一定時間內消耗的原料數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單個資本家手中的資本最低限額越來越增大,或者說,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資本,這是由工場手工業的技術性質產生的一個規律。

  在工場手工業中,也和在簡單協作中一樣,執行職能的勞動體是資本的存在形式。由許多單個的局部工人組成的社會生產機構

 

是屬于資本家的。因此,由各種勞動的結合所產生的生產力也就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真正的工場手工業不僅使以前獨立的工人服從資本的指揮和紀律,而且還在工人自己中間造成了等級的劃分。簡單協作大體上沒有改變個人的勞動方式,而工場手工業卻使它徹底地發生了革命,從根本上侵襲了個人的勞動力。工場手工業把工人變成畸形物,它壓抑工人的多種多樣的生產志趣和生產才能,人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這正象在拉普拉塔各州人們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樣。而現代庸俗經濟學則要求工人因此而感激資本。不僅各種局部勞動分配給不同的個體,而且個體本身也被分割開來,成為某種局部勞動的自動的工具,這樣,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說成只是人身體的一個片斷這種荒謬的寓言就實現了。起初,工人因為沒有生產商品的物質資料,把勞動力賣給資本,現在,他個人的勞動力不賣給資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種聯系中才發揮作用,這種聯系只有在它出賣以后,在資本家的工場中才存在。工場手工業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質沒有能力做一件獨立的工作,他只能作為資本家工場的附屬物進行生產活動。正象耶和華的選民的額上寫著他們是耶和華的財產一樣,分工在工場手工業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們是資本的財產的烙印。

 

  獨立的農民或手工業者所發揮(雖然是小規模地)的知識、判斷力和意志,——他發揮這些東西,正如野蠻人把全部戰爭藝術當作他的個人機智來施展一樣,——現在只是對整個工場說來才是必要的。生產上的智力在一個方面擴大了它的規模,正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東西,都集中在和他們對立的資本上面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產物,就是物質生產過程的智力作為別人的財產和統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對立。這個分離過程在簡單協作中開始,在工場手工業中得到發展,在大工業中完成。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體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迫使它為資本服務。所謂的“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但“第一”被濫用了,比如,領導干部(職業經理人)是第一生產力等等。

  在工場手工業中,總體工人從而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

  “無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業之母。思索和想象會產生錯誤,但是手足活動的習慣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腦筋的地方,工場手工業也就最繁榮,所以,可以把工場看成一部機器,而人是機器的各個部分。”

  事實上,在十八世紀中葉,某些手工工場寧愿使用半白癡來從事某些簡單的、然而構成工廠秘密的操作。亞·斯密說:

 

  “大多數人的智力,必然由他們的日常活動發展起來。終生從事少數簡單操作的人……沒有機會運用自己的智力……他的遲鈍和無知就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鈍以后繼續說:

  “他的呆板的、單調的生活自然損害了他的進取精神…… 它甚至破壞了他的身體的活力,使他除了從事他所會的那種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專門職業中的技能是靠犧牲他的智力的、社會的和軍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個工業的文明的社會中,這是勞動貧民即廣大人民群眾必然陷入的境地。”結果,鄙視這種犧牲的社會精英出現了。而他們之所以成為“精英”,只不過是因為群眾被犧牲了。

  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眾的完全萎縮,亞·斯密建議由國家來實行國民教育,雖然是在極小的范圍內進行。亞·斯密著作的法文譯者和評注者熱·加爾涅——他在法蘭西第一帝國時自然地成了參議員——始終一貫地反對這一點。他認為,國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規律相矛盾的;實行國民教育會“消滅我們的整個社會制度”和社會精英。他說:

  “象其他一切分工一樣,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分離,隨著社會〈他正確地使用了這個用語來表示資本、土地所有權和它們的國家〉的日益富裕而越來越明顯、越來越確定。象其他任何分工一樣,這種分工是過去進步

 

的結果和未來進步的原因…… 政府應當反對這種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進程嗎?政府應當用一部分國家收入來試圖使兩類力求分開和分立的勞動混淆和混合起來嗎?”

  某種智力上和身體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個社會的分工也是分不開的。但是,因為工場手工業時期大大加深了勞動部門的這種社會分裂,另一方面,因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從生命的根源上侵襲著個人,所以工場手工業時期也首先給工業病理學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

  “一個人如果應受死刑,對他的分割就叫做處死,如果他不應受死刑,對他的分割就叫做謀殺。對勞動的分割就是對民眾的謀殺。”

  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或者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擴展,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計劃的和系統的形式。真正工場手工業的歷史表明,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據經驗,好象背著當事人獲得適當的形式,但后來是如何象行會手工業那樣,力圖根據傳

 

統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來,在個別場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幾百年。這種形式的變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變化以外,始終只是由于勞動工具的革命。現代工場手工業——在這里我不是指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或者如在大城市產生的服裝工場手工業那樣,找到了現成的“詩人的分散的肢體”,只需要把它們從分散狀態集合起來;或者,分工的原則十分明顯,只需要簡單地把手工業生產(例如裝訂業)的各種操作分配給專門的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用不著一個星期的經驗,就能找到各種職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間的比例數。【有一種天真的信念,認為資本家個人在分工方面先驗地運用了有發明能力的天才。這種信念還只保存在如羅雪爾先生那樣的德國教授中間,在羅雪爾看來,分工是從資本家的丘必特式的腦袋中現成地跳出來的,因此他以“各種各樣的工資”來酬謝資本家。實行分工的程度取決于錢袋的大小,而不取決于天才的大小。現代庸俗經濟學明明在拾羅雪爾先生的牙慧,卻不見其將羅雪爾先生列入其偉大的先驅之一。真是奇怪。】

  工場手工業分工通過手工業活動的分解,勞動工具的專門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個總機構中的分組和結合,造成了社會生產過程的質的劃分和量的比例,從而創立了社會勞動的一定組織,這樣就同時發展了新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工場手工業分工作為社會生產過程的特殊的資本主義形式,——它在當時的基礎上只能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中發展起來,——只是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即靠犧牲工人來加強資本(人們把它叫做社會財富,“國民財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種特殊方法。工場手工業分工不僅只是為資本家而不是為工人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而且靠使各個工人畸形化來發展社會勞動生產力。它生產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這種新條件正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各種假設前提的出發點,由此方能“證明”資本“應當”統治勞動。(見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因此,一方面,它表現為社會經濟形成過程中的歷史進步和必要的發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剝削手段。

 

  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來考察社會分工,把社會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同這種著重量和交換價值的觀點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質和使用價值。由于社會生產部門的分離,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為自己選擇到適宜的活動范圍,如果沒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因此,產品和生產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們偶爾也提到產品數量的增加,但他們指的只是使用價值的更加豐富。他們

 

根本沒有想到交換價值,想到使商品便宜的問題。這種關于使用價值的觀點既在柏拉圖那里,也在色諾芬那里占統治地位。前者認為分工是社會分為等級的基礎,后者則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階級的本能已經更加接近工場內部的分工。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分工被說成是國家的構成原則,就這一點說,他的理想國只是

 

埃及種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與柏拉圖同時代的其他人,例如伊索克拉特斯,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工業國,甚至在羅馬帝國時代的希臘人看來,它還保持著這種意義。

  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即在工場手工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形式的時期,充分實現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礙。雖然工場手工業,如我們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級以外,還把工人簡單地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但是,由于熟練工人占壓倒優勢,非熟練工人人數仍然極其有限。雖然工場手工業使特殊操作適應于它的活的勞動器官的年齡、體力和發育的不同程度,從而迫切要求在生產上對婦女和兒童進行剝削,但總的說來,這種傾向由于習慣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壞。雖然手工業活動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費用,從而降低了工人的價值,但較難的局部勞動仍然需要較長的學習時間,甚至在這種學習時間已成為多余的地方,工人還竭力要把它保留下來。例如,我們看到,英國的學習時間定為七年的學徒法,直到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末期還完全有效,大工業才把它們廢除。由于手工業的熟練仍然是工場手工業的基礎,同時在工場手工業中執行職能的總機構沒有任何不依賴工人本身的客觀骨骼,所以資本不得不經常同工人的不服從行為作斗爭。我們的朋友尤爾叫喊說:

 

  “人類天性的弱點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練,就越任性,越難駕馭,因此,工人不馴服的脾氣給總機構造成巨大的損害。”現代庸俗經濟學所推崇的職業經理人更任性,給他們的老板造成的損害更大。

  因此,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都可聽到關于工人缺乏紀律的怨言。即使我們沒有當時的著作家的記載,但從十六世紀直到大工業時代,資本始終沒有能夠占有工場手工業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勞動時間,各種工場手工業生命短促,它們隨著工人由國外遷入或遷往國外而由一國遷到另一國,這些最簡單的事實就等于成千上萬冊的書。真傳一句話,假傳萬卷書。我們一再引用過的《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在年呼吁說:“必須用這種或那種方法把秩序建立起來。”六十六年以后,安得魯·尤爾博士也說道,在以“經院式的分工教條”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中,還缺乏“秩序”,而“阿克萊建立了秩序”。

  同時,工場手工業既不能掌握全部社會生產,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場手工業作為經濟上的藝術品,聳立在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工業的廣大基礎之上。工場手工業本身的狹隘的技術基礎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創造出來的生產需要發生矛盾。

  工場手工業最完善的產物之一,是生產勞動工具本身特別是生產當時已經采用的復雜的機械裝置的工場。尤爾說:

  “這種作坊展示了各種程度的分工。鉆頭、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這些工人依照他們的熟練程度而分成等級。”

  工場手工業分工的這一產物,又生產出機器。機器使手工業的活動不再成為社會生產的支配原則。因此,一方面,工人終生固定從事某種局部職能的技術基礎被消除了。另一方面,這個原則加于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第十三章

機器和大工業

、機器的發展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說道:

  “值得懷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機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勞。”【穆勒應該說“任何不靠別人勞動過活的人”,因為機器無疑大大地增加了養尊處優的游惰者的人數。】

  但是,這也決不是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目的。象其他一切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機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他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機器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

  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在信息經濟和知識經濟時代,又是以什么為起點?因此,首先應該研究,勞動資料如何從工具轉變為機器,或者說,機器和手工業工具有什么區別。這里只能談談顯著的一般的特征,因為社會史上的各個時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個時代一樣,是不能劃出抽象的嚴格的界限的。

 

  數學家和力學家說,工具是簡單的機器,機器是復雜的工具。某些英國經濟學家也重復這種說法。他們看不到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甚至把簡單的機械力如杠桿、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機器。的確,任何機器都是由這些簡單的力構成的,不管它怎樣改裝和組合。但是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明毫無用處,因為其中沒有歷史的要素。未運用歷史邏輯。另一方面,還有人認為,工具和機器的區別在于:工具的動力是人,機器的動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風等等。按照這種說法,在各個極不相同的生產時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機器,而一個工人用手推動的、每分鐘可織個眼的克勞生式回轉織機不過是工具了。而且,同一臺織機,用手推動時是工具,用蒸汽推動時就成為機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類最古老的發明之一,那末,機器生產事實上就應該先于手工業生產了。當年約翰·淮亞特宣布他的紡紗機的發明,并由此開始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時,他只字未提這種機器將不用人而用驢去推動,盡管它真是用驢推動的。淮亞特的說明書上說,這是一種“不用手指紡紗”的機器。

 

  所有發達的機器都由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發動機是整個機構的動力。它或者產生自己的動力,如蒸汽機、卡路里機、電磁機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種現成的自然力的推動,如水車受落差水推動,風磨受風推動等。傳動機構由飛輪、轉軸、齒輪、蝸輪、桿、繩索、皮帶、聯結裝置以及各種各樣的附件組成。它調節運動,在必要時改變運動的形式(例如把垂直運動變為圓形運動),把運動分配并傳送到工具機上。機構的這兩個部分的作用,僅僅是把運動傳給工具機,由此工具機才抓住勞動對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來改變它。機器的這一部分——工具機,是十八世紀工業革命的起點。在今天,每當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過渡到機器生產時,工具機也還是起點。

  如果我們仔細地看一下工具機或真正的工作機,那末再現在我們面前的,大體上還是手工業者和工場手工業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盡管它們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變。不過,現在它們已經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個機構的工具或機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機器只是舊手工業工具多少改變了的機械翻版,如機械織機;或者,裝置在工作機機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識,如紡紗

 

機上的錠子,織襪機上的針,鋸木機上的鋸條,切碎機上的刀等等。這些工具同工作機的真正機體的區別,甚至表現在它們的出生上: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方式生產,然后才裝到由機器生產的工作機的機體上。因此,工具機是這樣一種機構,它在取得適當的運動后,用自己的工具來完成過去工人用類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動力是來自人還是來自另一臺機器,這并不改變問題的實質。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里轉移到機構上以后,機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這才是機器和工具的差別。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動力,機器和工具之間的區別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夠同時使用的工具的數量,受到人天生的生產工具的數量,即他自己身體的器官數量的限制。在德國,起初有人試圖讓一個紡紗工人踏兩架紡車,也就是說,要他同時用雙手雙腳勞動。這太緊張了。后來有人發明了腳踏的雙錠紡車,但是,能同時紡兩根紗的紡紗能手幾乎象雙頭人一樣罕見。相反地,珍妮機一開始就能用—個紗錠,織襪機同時可用幾千枚織針,等等。同一工作機同時使用的工具的數量,一開始就擺脫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為單純動力的人和作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間的區別,在許多手工工具上表現得格外明顯。例如,在紡車上,腳只起動力的作用,而在紗錠上工作即引紗和捻紗的手,則從事真正的紡紗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業革命的侵襲。最初,工業革命除了使人從事用眼看管機器和用手糾正機器的差錯這種

 

新勞動外,還使人發揮純機械的動力作用。相反地,原來只是用人當簡單動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抽水、拉風箱、搗臼等等,卻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風作為動力。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個別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經發展為機器,但并沒有引起生產方式的革命。在大工業時期可以看出,這些工具甚至在它們的手工業形式上就已經是機器了。例如,—年荷蘭人用來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設計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來推動,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機來推動。在英國,現在有時還把鐵匠用的極不完善的普通風箱的把手同蒸汽機連接起來,而變成機械風箱。十七世紀末工場手工業時期發明的、一直存在到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初的那種蒸汽機,并沒有引起工業革命。相反地,正是由于創造了工具機,才使蒸汽機的革命成為必要。工業革命的標志是工具機,而非蒸汽機。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勞動對象,而只是作為動力作用于工具機,人的肌肉充當動力的現象就成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風、水、蒸汽等等代替了。當然,這種變更往往會使原來只以人為動力而設計的機構發生重大的技術變化。今天,所有還必

 

須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機器,象縫紉機、制面包機等等,如果它們的性能一開始并不排斥小規模應用,那就會制造得既適合用人作動力,也適合用純機械作動力。

  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機器,是用一個機構代替只使用一個工具的工人,這個機構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種的工具一起作業,由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么形式。在這里我們就有了機器,但它還只是機器生產的簡單要素。

  工作機規模的擴大和工作機上同時作業的工具數量的增加,需要較大的發動機構。這個機構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需有比人力強大的動力,更不用說人是產生劃一運動和連續運動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當簡單的動力,也就是說,工具機已經代替了人的工具,那末現在自然力也可以作為動力代替人。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切大動力中,馬力是最壞的一種,這部分地是因為馬有它自己的頭腦,部分地是因為它十分昂貴,而且在工廠內使用的范圍很有限。但在大工業的童年時期,馬是

 

常被使用的。除了當時的農業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馬力來表示機械力這件事,就是證明。風太不穩定,而且無法控制;此外,在大工業的發源地英國,水力的應用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經很普遍。早在十七世紀,就有人試用一架水車來推動兩盤上磨,也就是兩套磨。但是這時,傳動機構規模的擴大同水力不足發生了沖突,這也是促使人們更精確地去研究摩擦規律的原因之一。同樣,靠磨桿一推一拉來推動的磨,它的動力的作用是不均勻的,這又引出了飛輪的理論和應用。飛輪后來在大工業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業最初的科學要素和技術要素就是這樣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發展起來的。阿克萊的環錠精紡機最初是用水推動的。但使用水力作為主要動力有種種困難。水不能隨意增高,在缺乏時不能補充,有時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直到瓦特發明第二種蒸汽機,即所謂雙向蒸汽機后,才找到了一種原動機,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產生動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動,同時它本身又是推動的一種手段;這種原動機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車那樣是在農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產集中在城市,不象水車那樣使生產分散在農村,它在工藝上

 

的應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選擇上不太受地點條件的限制。瓦特的偉大天才表現在年月他所取得的專利的說明書中,他沒有把自己的蒸汽機說成是一種用于特殊目的的發明,而把它說成是大工業普遍應用的發動機。他在說明書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錘)過了半個多世紀以后才被采用。但是他當時曾懷疑,蒸汽機能否應用到航海上。年,他的后繼者,博耳頓-瓦特公司,在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了遠洋輪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機。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機體的工具變為機械裝置即工具機的工具以后,發動機才取得了獨立的、完全擺脫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們以上所考察的單個的工具機,就降為機器生產的一個簡單要素了。現在,一臺發動機可以同時推動許多工作機。隨著同時被推動的工作機數量的增加,發動機也在增大,傳動機構也跟著擴展成為一個龐大的裝置。

  現在,必須把許多同種機器的協作和機器體系這兩件事區別開來。

  在前一場合,整個制品是由同一臺工作機完成的。工作機完成各種不同的操作,這些操作原來是由一個手工業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織布業者用自己的織布機)來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業者獨立地或作為一個手工工場的成員用各種工具順次來完成的。例如,在現代的信封手工工場中,一個工人用折紙刀折

 

紙,另一個工人涂膠水,第三個工人折邊,預備印封面,第四個工人把封面印好,等等。每個信封,每經過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轉一次手。一臺信封制造機一下子完成所有這些操作,而且每小時制成多個信封。年倫敦工業展覽會上展出的一臺美國紙袋制造機,可以切紙、涂膠水、折紙,每分鐘生產個紙袋。在工場手工業中分成幾種操作順次進行的整個過程,現在由一臺由各種工具結合而成的工作機來完成。不管這種工作機只是比較復雜的手工工具的機械復制品,還是由工場手工業專門化了的各種簡單工具的結合,在工廠內,即在以機器生產為基礎的工場內,總有簡單協作重新出現,這種協作首先表現為同種并同時共同發生作用的工作機在空間上的集結(這里撇開工人不說)。例如,許多機械織機集結在同一廠房內便組成織布工廠,許多縫紉機集結在同一廠房內便組成縫紉廠。但這里存在著技術上的統一,因為這許多同種的工作機,都是同時并同等地從共同的原動機的心臟跳動中得到推動,這是通過傳動機構傳送來的,而傳動機構對這些工作機來說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為它不過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個工具機相連結。正象許多工具只組成一個工作機的器官一樣,許多工作機現在只組成同一個發動機構的同樣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勞動對象順次通過一系列互相連結的不同的階段過程,而這些過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為補充的工具機來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機器體系才代替了各個獨立的機器。在這里,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又出現了,但這種協作現在表現為各個局部工作機的結合。各種局部工人的專門工具,例如毛紡織手工工場中的彈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紡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現在轉化為各種專門化的工作機的工具,而每臺工作機

 

又在結合的工具機構的體系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器官,執行一種特殊的職能。在最先采用機器體系的部門中,工場手工業本身大體上為機器體系對生產過程的劃分和組織提供了一個自然基礎。但在工場手工業生產和機器生產之間一開始就存在著本質的區別。在工場手工業中,單個的或成組的工人,必須用自己的手工工具來完成每一個特殊的局部過程。如果說工人會適應這個過程,那末這個過程也就事先適應了工人。在機器生產中,這個主觀的分工原則消失了。在這里,整個過程是客觀地按其本身的性質分解為各個組成階段,每個局部過程如何完成和各個局部過程如何結合的問題,由力學、化學等等在技術上的應用來解決,當然,在這里也象以前一樣,理論的方案需要通過實際經驗的大量積累才臻于完善。每一臺局部機器依次把原料供給下一臺,由于所有局部機器都同時動作,產品就不斷地處于自己形成過程的各個階段,不斷地從一個生產階段轉到另一個生產階段。在工場手工業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協作,在各個特殊工人小組之間造成一定的比

 

例數,同樣,在有組織的機器體系中,各局部機器之間不斷地交接工作,也在各局部機器的數目、規模和速度之間造成一定的比例。結合工作機現在成了各種單個工作機和各組工作機的有組織的體系。結合工作機所完成的整個過程越是連續不斷,即原料從整個過程的最初階段轉到最后階段的中斷越少,從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機構本身從一個生產階段傳送到另一個生產階段,結合工作機就越完善。如果說,在工場手工業中,各特殊過程的分離是一個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則,那末相反,在發達的工廠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過程的連續性。

  一個機器體系,無論是象織布業那樣,以同種工作機的單純協作為基礎,還是象紡紗業那樣,以不同種工作機的結合為基礎,只要它由一個自動的原動機來推動,它本身就形成一個大自動機。整個體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機來推動,雖然個別工具機在某些動作上還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動走錠精紡機以前,走錠精紡機口若懸河就需要工人發動,而精紡到現在都還是這樣;或者,機器的某些部分必須象工具一樣,要由工人操縱才能進行工作,例如在機器制造上,在轉動刀架還未變成自動裝置以前就是這樣。當工作機不需要人的幫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運動,而只需要人從旁照料時,我們就有了自動的機器體系,不過,這個機器體系在細節方面還可以不斷地改進。例如,斷紗時使紡紗機自動停車的裝置,梭中緯紗用完時使改良蒸汽織機立即停車的自動開關,都完全是現代的發明。現代造紙工廠可以說是生產的連續性和應用自動原理的范例。在紙張的生產上,我們可以詳細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產資料為基礎的不同生產方式之間的區別,以及社會生產關系同這些生產方式之間的聯系,因為德國舊造紙業為我們提供了這一

 

部門的手工業生產的典型,十七世紀荷蘭和十八世紀法國提供了真正工場手工業的典型,而現代英國提供了自動生產的典型,此外在中國和印度,直到現在還存在著這種工業的兩種不同的古亞細亞的形式。

  通過傳動機由一個中央自動機推動的工作機的有組織的體系,是機器生產的最發達的形態。在這里,代替單個機器的是一個龐大的機械怪物,它的軀體充滿了整座整座的廠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龐大肢體莊重而有節奏的運動掩蓋著,然后在它的無數真正工作器官的瘋狂的旋轉中迸發出來。在專門制造蒸汽機、走錠精紡機等等的工人出現以前,走錠精紡機、蒸汽機等等就已經出現了,這正象在裁縫出現以前人就已經穿上了衣服一樣。但是,沃康松、阿克萊、瓦特等人的發明之所以能夠實現,只是因為這些發明家找到了相當數量的、在工場手工業時期就已準備好了的熟練的機械工人。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種職業的獨立的手工業者,一部分是聯合在象前面所說的分工非常嚴格的手工工場內的。隨著發明的增多和對新發明的機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機器制造業日益分為多種多樣的獨立部門,另一方面制造機器的工場手工業內的分工也日益發展。這樣,在這里,在工場手工業中,我們看到了大工業的直接的技術基礎。工場手工業生產了機器,而大工業借助于機器,在它首先占領的那些生產領域排除了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因此,機器生產是在與它不相適應的物質基礎上自然興起的。機器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這個最初是現成地遇到的、后來又在其舊形式中進一步發展了的基礎,建立起與它自身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新基礎。正象在單個機器還要由人來推動時,它始終是一種小機器一樣,正

 

象在蒸汽機還沒有代替現成的動力——牲畜、風以至水以前,機器體系不可能自由發展一樣,當大工業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還要依靠個人的力量和個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時,也就是說,還取決于手工工場內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場外的手工業者用來操縱他們的小工具的那種發達的肌肉、敏銳的視力和靈巧的手時,大工業也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所以,且不說這樣生產出的機器很昂貴,——這種情況作為自覺的動機支配著資本,——已經使用機器的工業部門的擴大,以及機器向新的生產部門的滲入,完全取決于這樣一類工人增加的情況,這類工人由于他們的職業帶有半藝術性,只能逐漸地增加而不能飛躍地增加。但是,大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也在技術上同自己的手工業以及工場手工業基礎發生沖突。發動機、傳動機構和工具機的規模日益擴大;隨著工具機擺脫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構造的手工業型式而獲得僅由其力學任務決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機的各個組成部分日益復雜、多樣并具有日益嚴格的規則性;自動體系日益發展;難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應用,例如以鐵代替木材;——所有這些都是自然發生的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到處都碰到人身的限制。這些限制甚至工場手工業中的結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從根本上突破。例如,象現代印刷機、現代蒸汽織機和現代梳棉機這樣的機

 

器,就不是工場手工業所能制造的。

  一個工業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門生產方式的變革。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會分工而孤立起來以致各自生產獨立的商品、但又作為總過程的階段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工業部門。因此,有了機器紡紗,就必須有機器織布,而這二者又使漂白業、印花業和染色業必須進行力學和化學革命。同樣,另一方面,棉紡業的革命又引起分離棉花纖維和棉籽的軋棉機的發明,由于這一發明,棉花生產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規模進行。但是,工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會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即交通運輸工具的革命成為必要。正象以具有家庭副業的小農業和城市手工業為“樞紐”(我借用傅立葉的用語)的社會所擁有的交通運輸工具,完全不能再滿足擁有擴大的社會分工、集中的勞動資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場的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生產需要,因而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變革一樣,工場手工業時期遺留下來的交通運輸工具,很快又成為具有狂熱的生產速度和巨大的生產規模、經常把大量資本和工人由一個生產領域投入另一個生產領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場聯系的大工業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開已經完全發生變革的帆船制造業不說,交通運輸業是逐漸地靠內河輪船、鐵路、遠洋輪船和電報的體系而適應了大工業的生產方式。但是,現在鍛冶、鍛接、切削、穿鑿和鑄造巨量的鐵,又需要有龐大的機器,制造這樣的機器是工場手工業的機器制造業所不能勝任的。

  因此,大工業必須掌握它特有的生產資料,即機器本身,必須

 

用機器來生產機器。這樣,大工業才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技術基礎,才得以自立。隨著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機器生產的發展,機器實際上逐漸掌握了工具機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幾十年,由于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和遠洋航運事業的發展,用來制造原動機的龐大機器才產生出來。

  用機器制造機器的最重要的生產條件,是要有能充分供給力量同時又完全受人控制的發動機。蒸汽機已經是這樣的機器。但是,機器部件所必需的精確的幾何形狀,如直線、平面、圓、圓柱形、圓錐形和球形,也同時要用機器來生產。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亨利·莫茲利發明了轉動刀架,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種刀架不久就改為自動式,經改裝后從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機器的機器上。這種機械裝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種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須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對準或加在勞動材料(如鐵)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狀。現在有了這種裝置,就能制造出機器部件的幾何形狀,而且

“輕易、精確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練工人的富有經驗的手都無法做到的”。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機器制造業所采用的機器中構成真正工具機的部分,那末,手工業工具就再現出來了,不過規模十分龐大。例如,鉆床的工作機,是一個由蒸汽機推動的龐大鉆頭,沒有這種鉆頭就不可能生產出大蒸汽機和水壓機的圓筒。機械旋床是普通腳

 

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個鐵木匠,它加工鐵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倫敦造船廠切割膠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機的工具是一把大得驚人的剪刀,它剪鐵就象裁縫剪布一樣;蒸汽錘靠普通的錘頭工作,但這種錘頭重得連托爾也舉不起來。例如,奈斯密斯發明的這些蒸汽錘中,有一種重噸多,從呎的高度垂直落在噸重的鐵砧上。它能輕而易舉地把一塊花崗石打得粉碎,也能輕輕地一下一下地把釘子釘進柔軟的木頭里去。

  勞動資料取得機器這種物質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來代替人力,以自覺應用自然科學來代替從經驗中得出的成規。在工場手工業中,社會勞動過程的組織純粹是主觀的,是局部工人的結合;在機器體系中,大工業具有完全客觀的生產機體,這個機體作為現成的物質生產條件出現在工人面前。在簡單協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專業化的協作中,社會化的工人排擠單個的工人還多少是偶然的現象。而機器,除了下面要談的少數例外,則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因此,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


、機器的價值向產品的轉移

  我們已經知道,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

 

這是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用于生產過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費分文。可是,正象人呼吸需要肺一樣,人要在生產上消費自然力,就需要一種“人的手的創造物”。要利用水的動力,就要有水車,要利用蒸汽的壓力,就要有蒸汽機。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學也是如此。電流作用范圍內的磁針偏離規律,或電流繞鐵通過而使鐵磁化的規律一經發現,就不費分文了。【科學不費資本家“分文”,但這絲毫不妨礙他們去利用科學。資本象吞并別人的勞動一樣,吞并“別人的”科學。但是,對科學或物質財富的“資本主義的”占有和“個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這大概就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原因。尤爾博士本人曾哀嘆他的親愛的、使用機器的工廠主對力學一竅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說英國的化學工廠主對化學驚人地無知。】但是要在電報等方面利用這些規律,就需要有極昂貴的和復雜的設備。我們已經知道,工具并沒有被機器排擠掉。它由人的機體的小工具,通過擴大規模,增加數量,發展成為由人創造的機構的工具。現在資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個會自行操縱工具的機器去做工。因此,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一點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產力的這種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勞動消耗換來的,這一點卻絕不是同樣一目了然的。象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分一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就機器具有價值,從而把價值轉給產品來說,它是產品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機器不是使產品變便宜,而是使產品隨著機器的價值相應地變貴。很明顯,機器和發達的機器體系這種大工業特有的勞動資料,在價值上比手工業生產和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勞動資料增大得無可比擬。

  首先應當指出,機器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只是部分

 

地進入價值增殖過程。它加進的價值,決不會大于它由于磨損而平均喪失的價值。因此,機器的價值和機器定期轉給產品的價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別。作為價值形成要素的機器和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的機器,有很大的差別。同一機器在同一勞動過程中反復使用的時期越長,這種差別就越大。誠然,我們已經知道,每一種真正的勞動資料或生產工具,總是全部地進入勞動過程,始終只是根據它每天平均的損耗而部分地進入價值增殖過程。但是,使用和磨損之間的這種差別,在機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為機器是由比較堅固的材料制成的,壽命較長;因為機器的使用要遵照嚴格的科學規律,能夠更多地節約它的各個組成部分和它的消費資料的消耗;最后,因為機器的生產范圍比工具的生產范圍廣闊無比。如果我們不算機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費用,即不算由于它們每天的平均損耗和機油、煤炭等輔助材料的消費而加到產品上的那個價值組成部分,那末,它們的作用是不需要代價的,同未經人類加工就已經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樣。機器的生產作用范圍越是比工具大,它的無償服務的范圍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業中,人才學會讓自己過去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產品大規模地、象自然力那樣無償地發生作用。無償地為竊取了自然的資本服務。


 

  在考察協作和工場手工業時,我們知道,共同消費某些共同的生產條件(如建筑物等),比單個工人消費分散的生產條件要節約,因而能使產品便宜一些。在機器生產中,不僅一個工作機的許多工具共同消費一個工作機的軀體,而且許多工作機共同消費同一個發動機和一部分傳動機構。

  如果機器的價值和機器轉給日產品的價值部分之間的差額已定,那末這個價值部分使產品變貴的程度,首先取決于產品的數量,就象是取決于產品的面積。布萊克本的培恩斯先生在年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計算過:

  “一實際的機械馬力可以推動個自動走錠精紡機紗錠及其附屬設備,或者可以推動個環錠精紡機紗錠,或者可以推動臺織寬吋布的織布機以及整經、漿紗等裝置。”

  一蒸汽馬力每天的費用及其所推動的機器的損耗,在第一種情況下是分配在個走錠精紡機紗錠的日產品上;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分配在個環錠精紡機紗錠的日產品上;在第三種情況

 

下是分配在臺機械織機的日產品上。可見,轉給一盎斯棉紗或一碼布的只是極小的一部分價值。前面舉的蒸汽錘的例子也是這樣。因為蒸汽錘每天的磨損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錘打的巨量的鐵上,所以在每英擔鐵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價值;但如果用這個龐大的工具來釘小釘子,那末分配在每英擔上的價值就會很大了。

  如果工作機的作用范圍已定,也就是說,工作機的工具數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到力的時候,工作機工具的規模已定,那末產品的數量就取決于工作機作業的速度,例如取決于紗錠的轉速或蒸汽錘每分鐘錘擊的次數。某些大蒸汽錘每分鐘可錘次;賴德的專利鍛造機,用小蒸汽錘鍛造紗錠,每分鐘可錘次。

  如果機器轉給產品的價值的比率已定,那末這個價值部分的大小就取決于機器本身價值的大小。機器本身包含的勞動越少,它加到產品上的價值也就越小。它轉移的價值越小,它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務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務。而用機器生產機器,會使機器的價值同機器的規模和作用相對而言降低下來。

  分析比較一下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的商品的價格和機器生產的同種商品的價格,一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機器產品中,由勞動資料轉來的價值組成部分相對地說是增大了,但絕對地說是減少了。這就是說,它的絕對量是減少了,但它同產品(如一

 

磅棉紗)的總價值相比較的量是增大了。因為產品的總價值下降得更多。

  很明顯,如果生產一臺機器所費的勞動,與使用該機器所節省的勞動相等,那末這只不過是勞動的變換,就是說,生產一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總量沒有減少,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但是,機器所費的勞動和它所節省的勞動之間的差額,或機器生產率的高低,顯然不是由機器本身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價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的。只要機器所費的勞動,從而機器加到產品上的價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勞動對象上的價值,這種差額就一直存在。因此,機器的生產率是由它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衡量的。根據培恩斯先生的計算,由一蒸汽馬力推動的個走錠精紡機紗錠及其附屬設備,需要兩個半工人看管;

 

每個自動走錠精紡機紗錠在一個十小時工作日里可紡出盎斯棉紗(平均紗支),因此兩個半工人一星期可紡出/磅棉紗。可見,大約磅棉花(為了簡便起見,我們撇開棉屑不說)在變為棉紗時,只吸收了個勞動小時,或個十小時工作日,而用紡車,一個手工紡工小時紡盎斯棉紗,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個十小時工作日,或個勞動小時。【據拜比吉的計算,在爪哇,幾乎單是紡紗勞動就使棉花價值增加%。而同一時期(),英國精紡業的機器和勞動加進棉花的總價值約為原料價值的%(《論機器和工廠的節約》第、頁)】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這種舊方法被機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臺機器由一個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時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數量,等于過去個成年工人印制的數量。在年伊萊·維特尼發明軋棉機以前,軋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個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發明,一個黑人婦女每天可以軋磅棉花,而且從那以后,軋棉機的效率又大有提高。原來要花分錢生產的一磅棉纖維,后來賣分錢,而且利潤更高,也就是說,包含的無酬勞動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種半機器式的工具——手工軋棉機,來使棉纖維與棉籽脫離。使用這種工具,一個男工和一個女工每天能軋磅棉花。但使用幾年前福爾布斯博士發明的手工軋棉機,一個成年男工和一個少年工每天可軋磅棉花;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動力的地方,只需要幾個男女少年充當添料工。臺這樣的機器,用牛來拉,每天能完成以前個人一天平均的

 

工作。

  前面已經說過,裝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機在一小時內花費便士或/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個人在一小時內花費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我又來引用這個例子,是為了反駁一種錯誤的見解。就是說,這先令決不是這個人一小時內加進的勞動的表現。如果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比為%,那末,這個工人一小時就生產先令的價值,雖然其中只有小時表現為他們自己的等價物,即表現為先令的工資。因此,假定一臺機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擠的個工人一年的工資,比方說鎊,那末,這鎊決不是這個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勞動對象上的勞動的貨幣表現,而只是他們的年勞動中表現為他們工資的那部分勞動的貨幣表現。相反,機器的貨幣價值鎊是生產機器時所耗費的全部勞動的表現,不管這一勞動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剩余價值。可見,即使機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所值相等,物化在機器本身中的勞動,總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勞動少得多。這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生產函數所無法表現的。當資本替代勞動時,他們只注意到數量有沒有變化,而沒有注意到產品的價值及其構成都發生了變化。

  如果只把機器看作使產品便宜的手段,那末使用機器的界限就在于:生產機器所費的勞動要少于使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可是對資本說來,這個界限表現得更為狹窄。由于資本支付的不是

 

所使用的勞動,而是所使用的勞動力的價值,因此,對資本說來,只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機器。由于工作日中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在不同的國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國家不同的時期,或者在同一時期不同的生產部門,也是不同的;其次,由于工人的實際工資有時降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下,有時升到他的勞動力價值以上,因此,機器的價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勞動力的價格之間的差額,可能有很大的變動,即使生產機器所必需的勞動量和機器所代替的勞動總量之間的差額保持不變。【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機器的作用范圍將和在資產階級社會完全不同。因為那是一個工資接近勞動創造的價值而不是僅接近勞動力價值的社會。那時不僅物質生產具有一定的計劃性,而且勞動者自身的生產也具有一定的計劃性。其中,物質生產的計劃性并不是過去那種取消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而且通過某種機制收集、整理和公開全面的信息,來引導生產的計劃性。】但是,對資本家本身來說,只有前一種差額才決定商品的生產費用,并通過競爭的強制規律對他發生影響。因此,現在英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象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德國發明的機器只能在荷蘭使用,十八世紀法國的某些發明只能在英國使用一樣。這是因為工資水平不一樣。一個地區工資水平越低,機器越難以運用。如果越不發達地區工資越低,而機器利用越多的地區越發達,那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導致這兩個地區的差別越來越大,除非這兩個地區的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但這樣一來,不發達地區工資將提高導致更多的機器被運用,而發達地區的工資下降,將妨礙更多的機器被運用。在一些較老的發達國家,機器本身在某些產業部門的使用,會造成其他部門的勞動過剩,以致其他部門的工資降到勞動力價值以下,從而阻礙機器的應用,并且使機器的應用在資本看來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為資本的利潤本來不是靠減少所使用的勞動得來的,而是靠減少有酬勞動得來的。近幾年來,在英國毛紡織業的某些部門中,童工顯著減少,有的地方幾乎完全被排擠掉了。為什么呢?因為工廠法規定童工必須實行兩班制,一班勞動小時,另一班勞動小時,或每班只勞動小時。但是父母們不愿比以前出賣全日工更便宜地出賣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機

 

器所代替。在礦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歲以下的)以前,資本認為,在煤礦和其他礦井使用裸體的婦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讓她們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規范的,尤其是符合它的總賬的。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以后,資本才采用機器。美國人發明了碎石機。英國人不采用這種機器,因為從事這種勞動的“不幸者”(      》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用來稱呼農業工人的術語)的勞動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報酬的,所以對于資本家說來,機器反而會使生產變貴。不知現代庸俗經濟學的生產函數如何解釋為何同樣的生產,美國人用碎石機而英國人不用?在英國,直到現在還有時不用馬而用婦女在運河上拉纖等等,因為生產馬和機器所需要的勞動是一個數學上的已知量,而維持過剩人口中的婦女所需要的勞動,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國這個機器國家,比任何地方都更無恥地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費人力。這一點能解釋今天北京驢車的依然存在嗎?

、機器生產對工人的直接影響

  前面已經指出,大工業的起點是勞動資料的革命,而經過變革

 

的勞動資料,在工廠的有組織的機器體系中獲得了最發達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樣合并到這個客觀機體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這種革命對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響。

( )資本對補充勞動力的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

  就機器使肌肉力成為多余的東西來說,機器成了一種使用沒有肌肉力或身體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第一個口號是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這樣一來,這種代替勞動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變成了這樣一種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體成員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資本的直接統治,從而使雇傭工人人數增加。為資本家進行的強制勞動,不僅奪去了兒童游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通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圍內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

  勞動力的價值不只是決定于維持成年工人個人所必需的勞動時間,而且決定于維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機器把工人家庭的全體成員都拋到勞動市場上,就把男勞動力的價值分到他

 

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機器使男勞動力貶值了。購買例如有四個勞動力的一家,也許比以前購買家長一個勞動力花費得多些,但現在四個工作日代替了原來的一個工作日,勞動力的價格按照四個工作日的剩余勞動超過一個工作日的剩余勞動的比例而下降了。現在,一家人要維持生活,四口人不僅要給資本提供勞動,而且要給資本提供剩余勞動。因此,機器從一開始,在增加人身剝削材料,即擴大資本固有的剝削領域的同時,也提高了剝削程度。

  機器還從根本上使資本關系的形式上的表現,即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契約發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第一個前提是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自由人,作為獨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對立:一方是貨幣和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勞動力的所有者。但是現在,資本購買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從前工人出賣他作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擁有的自身的勞動力。現在他出賣妻子兒女。他成了奴隸販賣者。對兒童勞動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國報

 

紙廣告上常見的對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個英國工廠視察員說:

  “在我的管區的一個重要的工業城市里,地方報紙的一條廣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廣告寫道:茲征求至名少年,外貌要歲以上。工資每周先令。報名處……”

  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歲”這句話,是因為按照工廠法規定,未滿歲的兒童只能勞動小時。年齡必須經過合格醫生的證明。因此,工廠主需要外表看來已滿歲的兒童。工廠主雇用的未滿歲的兒童人數屢次大幅度地減少,這在英國近年來的統計材料中是令人驚訝的。根據工廠視察員本人的證詞,這種情況大部分是由合格醫生造成的,他們為迎合資本家的剝削欲望和父母的販賣要求而虛報兒童的年齡。不論在什么地方,想要不摻假的統計材料都是很困難的。在聲名狼藉的倫敦拜特納-格林區,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開的集市,歲以上的男女兒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給倫敦的絲織廠。“一般的條件是,每周先令便士(歸父母),便士歸我自己用作茶點費。”契約僅以一周為限。這種集市上的情景和語言確實令人憤慨。直到現在英國還有這樣的事發生:婦女“把子女從貧民習

 

藝所中領出來,以每周先令便士的價格出租給任何一個主顧”。在大不列顛,不顧法律的規定,至少還有名兒童被自己的父母賣出去充當活的煙囪清掃機(雖然已經有機器可以代替他們)。機器引起的勞動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法權關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間的契約的外表,這就為后來英國議會提供了國家干涉工廠事務的法律上的根據。每當工廠法把以前不受約束的工業部門的兒童勞動限制為小時的時候,工廠主總是一再抱怨說:有些父母會把兒童從受限制的工業部門中領出來,把他們賣給“勞動自由”還盛行的部門,即賣給那些不滿歲的兒童被迫象成年人一樣地勞動,因而出價較高的工業部門。但由于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說,它要求在一切生產領域內剝削勞動的條件都是平等的,把這當作自己的天賦人權,因此,兒童勞動在一個工業部門受到法律限制,就成為兒童勞動在另一個工業部門受到限制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平等”的真正含義:對資本家來說,就是平等地剝削;而對工人來說,就是平等地被剝削。

  前面已經指出,機器起初使兒童、少年象工人妻子一樣在以機器為基礎而產生的工廠內直接受資本的剝削,后來使他們在所有其他工業部門內間接受資本的剝削,而使他們的身體受到摧殘。因此在這里,我們只談一點,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頭幾年的驚人的死亡率。在英格蘭,有個戶籍區在個不滿一周歲的兒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數只是人(其中有一個區只是人);個區是人至人;個區是人至人;個區是人至人;個區超過人;個區超過人;個區超過人;個區超過

 

人;在赫烏、烏爾未漢普頓、埃士頓-安得-萊因和普雷斯頓等地超過人;在諾定昂、斯托克波爾特和布萊得弗德等地超過人;在威茲比奇是人;在曼徹斯特是人。年的一個官方醫生調查報告指出:造成這樣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當地的情況外,主要是由于母親外出就業,以及由此引起的對子女的照顧不周和虐待,例如飲食不適、缺乏營養、喂鴉片劑等等,另外,母親還違反天性地疏遠自己的子女,從而發生故意餓死和毒死的事件。相反地,在“婦女最少就業”的農業區,“死亡率則最低”。但是,年的調查委員會卻得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論: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純農業區,不滿一周歲的兒童的死亡率幾乎趕上了名聲最壞的工廠區。因此,朱利安·漢特醫生被派去就地研究這種現象。他的報告收在《公共衛生第號報告》中。在此以前人們認為,瘧疾和低洼的沼澤地區所特有的其他疾病是造成兒童大批死亡的原因。但調查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

  “把冬天是沼地夏天是貧瘠草地的土地變成肥沃的谷物耕地,這是消滅瘧疾的原因,但也就是這個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嬰兒死亡率。”

  漢特醫生在這些地區詢問過個開業醫生,他們對這一點的

 

意見“驚人地一致”。事實上,隨著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業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幫伙里一起勞動的已婚婦女,為了掙一些錢,被一個出租整個幫伙的叫做‘幫頭’的人,交給租地農場主支配。這些幫伙往往到離本村許多哩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們,婦女們穿著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時穿長褲,表面上很健壯有力,但由于放蕩成性而變壞了,她們喜歡這種忙碌的獨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慮這會給她們家里瘦弱的子女帶來多么不幸的后果。”

  工廠區的各種現象在這里又重現了,而且暗地殺害兒童和讓兒童服鴉片劑的現象比工廠區還要厲害。

  英國樞密院醫官、《公共衛生》報告主編西蒙醫生說:

  “我了解工業中大量使用成年婦女所造成的惡果,所以每當我看到這種現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惡痛絕。”

  工廠視察員羅·貝克在一份官方報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婦女在任何工廠里干活,對于英國的工廠區來說,確實會是一件幸事。”

  關于對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進行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殘,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以及其他

 

的著作家已經作了詳盡的闡述,因此我在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變成單純制造剩余價值的機器,就人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廢,——這和自然的無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閑置起來,并沒有損害它的發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這種智力的荒廢甚至使英國議會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廠法約束的工業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產上”使用歲以下兒童的法定條件。工廠法關于所謂教育的條款措辭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機構,行政機構并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要看它是服務社會的,還是只是為了統治被統治者的。這種義務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廠主反對這個教育法令,使用種種陰謀詭計回避這個法令;——這一切明顯地暴露出資本主義生產的本性。主要是教育此時看起來還無助于增進工廠主的利益。

  “只有立法機關應受譴責,因為它頒布了一個騙人的法令,這個法令表面上關心兒童的教育,但沒有一條規定能夠保證達到這個口頭上的目的。它只是規定兒童每天必須有若干小時<小時>被關在叫做學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內,規定兒童的雇主每周必須從一個以男教師或女教師身分簽字的人那里得到證明書。”

  在年的修正工廠法頒布以前,上學證明書由男教師或女教師在上面劃一個十字來代替簽字,并不是少見的現象,因為他們自己也不會寫字。

  “我訪問一所頒發這種證明書的學校,教師的無知使我非常驚奇,所以我問他:‘先生,請問您識字嗎?’他的回答是:‘唉,認識一點點’,為了申辯,他又補充一句:‘不管怎樣,我總比我的學生高明’。”

  在擬定年的法令的時候,工廠視察員揭發了這種叫做學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們不得不承認這種學校發的證明書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們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從年起,

 

“教師必須在上學證明書上親筆填寫數字,并且必須親筆簽上自己的姓名”。

  蘇格蘭工廠視察員約翰·金凱德爵士談到了他工作中類似的經歷。

  “我們訪問的第一所學校是由一個叫安·基林的夫人主辦的。當我請她把她的姓拼讀出來時,她馬上就出了錯,她先說了一個 ,但馬上改正說,她的姓的第一個字母是 。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學證明書上的簽字時,發現她的姓的寫法不一,同時,她的筆跡證明,她根本沒有教書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認,她不會填寫名冊…… 在另一所學校,我發現教室長呎寬呎,里面有個兒童,不知在嘰嘰喳喳講些什么。”“然而,兒童只得到上學證明書而受不到教育的現象,不僅存在于這些受罪的地方。在許多有合格師資的學校,由于各種年齡(從歲起)的兒童亂哄哄地混雜在一起,教師也幾乎是白費力氣。教師的收入充其量只能勉強糊口,這些收入完全依靠兒童繳納的便士,因此他盡可能把大量學生塞進一個教室里。此外,學校設備簡陋,缺乏書籍和其他教具,沉悶難聞的空氣對貧苦的兒童產生有害的影響。我到過很多這樣的學校,看見一排一排的兒童無所事事,但這就被證明是上學了,在官方的統計中,這些兒童算是受過教育的。”

  在蘇格蘭,工廠主竭力排斥那種必須上學的兒童。

  “這足以證明,工廠主對教育條款是十分憎惡的。”

  這種情況在受一種特別工廠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廠中表現得荒誕離奇。按照這項法令的規定,

“每個兒童在到這種印花廠就業以前,必須在他就業第一天前的個月內至少上學天,并且不得少于小時。他在印花廠就業期間,每過個月仍須上學天,而且是小時……上學時間應在早晨點至下午點

 

之間。每天上學的時數少于/小時或超過小時,都不得算入小時之內。在一般情況下,兒童在天內上下午都上學,每天小時,天期滿,就達到規定的總數小時,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讀完了書,然后他們又回到印花廠,在那里再勞動個月;到下一個上學期限,他們又去上學,直到又讀完了書為止……許多按規定上過小時學的兒童,在印花廠呆了個月以后再回到學校時,情形和剛上學時一樣……他們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學所學到的東西忘得一干二凈。還有一些印花廠,上學的事完全取決于工廠的營業需要。每個月內所必須達到的時數是由每次至小時零碎湊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這個月內。例如,一天是從上午點到點上學,另一天是從下午點到點上學,在兒童有些天不上學之后,突然又從下午點到點上學;他可能連續上、天或一個星期,然后又停個星期或整整一個月。而當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時,因此,兒童可說是被推來推去,從學校推到工廠,再從工廠推到學校,直到湊滿小時為止”。

  機器使兒童和婦女以壓倒的多數加入結合勞動人員中,終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場手工業時期還進行的對資本專制的反抗。

( )工作日的延長

  如果說機器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那末,它作為資本的承擔者,首先在它直接

 

占領的工業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長到超過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創造了新條件,使資本能夠任意發展自己這種一貫的傾向,另一方面,它創造了新動機,使資本增強了對別人勞動的貪欲。

  首先,在機器上,勞動資料的運動和活動離開工人而獨立了。勞動資料本身成為一種工業上的永動機,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體的虛弱和人的意志,它就會不停頓地進行生產。因此,勞動資料作為資本——而且作為資本,自動機在資本家身上獲得了意識和意志——就具有一種欲望,力圖把有反抗性但又有伸縮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壓到最低限度。而且,由于在機器上勞動看來很容易,由于婦女和兒童比較溫順馴服,這種反抗無疑減小了。

 

  我們已經知道,機器的生產率同機器轉移到成品上的價值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機器執行職能的期限越長,分擔機器加進的價值的產品量就越大,機器加到單個商品上的價值部分就越小。而機器的有效壽命,顯然取決于工作日的長度或每天勞動過程的長度乘以勞動過程反復進行的日數。

  機器的磨損絕不象在數學上那樣精確地和它的使用時間相一致。即使二者相一致,一臺在/年內每天工作小時的機器所包含的生產時間和加到總產品上的價值,和同樣一臺在年內每天只工作小時的機器所包含的生產時間和加到總產品上的價值是相等的。但是在第一種情況下,機器價值的再生產要比第二種情況下快一倍,而且資本家用這臺機器在/年內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種情況下年內才能吞下的剩余勞動。這種情況也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生產函數所沒有考慮在內的。

  機器的有形損耗有兩種。一種是由于使用,就象鑄幣由于流通而磨損一樣。另一種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劍入鞘不用而生銹一樣。在后一種情況下,機器的磨損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種磨損或多或少地同機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種損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機器的使用成反比。

  但是,機器除了有形損耗以外,還有所謂無形損耗。只要同樣結構的機器能夠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或者出現更好的機器同原有的機器相競爭,原有機器的交換價值就會受到損失。在這兩

 

種情況下,即使原有的機器還十分年輕和富有生命力,它的價值也不再由實際物化在其中的勞動時間來決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產或更好的機器的再生產的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了。能否說,隨著資本主義生產規模和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大,商品的價值也不是由物化在其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于是,商品的價值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而非靜態的。在歷史上,鋁的價值曾經高于黃金的價值,隨著鋁的生產工藝的改進,成本大大下降,其價值也降到黃金價值以下。而且這個定義可以用于說明鉆石等稀有物品的高交換價值。可能有人沒費什么力氣和時間就非常運氣地撿到了鉆石,但他不可能一直有這種運氣,也就是說,如果他要大量提供鉆石,就必須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去尋找鉆石。事實上,如果沒有任何方法能夠區分人造鉆石與天然鉆石,那么稀有的天然鉆石的價格就會下降到與人造鉆石一樣。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貶值了。機器總價值的再生產時期越短,無形損耗的危險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長,這個再生產時期就越短。在某個生產部門最初采用機器時,那些使機器更便宜地再生產出來的新方法,那些不僅涉及機器的個別部分或裝置,而且涉及機器的整個構造的改良,會接連不斷地出現。因此,在機器的最初的生活期,這種延長工作日的特別動機也最強烈。

  在其他條件不變和工作日已定的情況下,要剝削雙倍的工人,就必須把投在機器和廠房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輔助材料等等上的不變資本部分增加一倍。隨著工作日的延長,生產的規模會擴大,而投在機器和廠房上的資本部分卻保持不變。因此,不僅剩余價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價值所必需的開支減少了。當然,只要延長工作日,總會在一定程度上發生這種情況,但是在這里,它卻更加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轉化為勞動資料的資

 

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義。機器生產的發展使資本中越來越大的組成部分固定在這樣一種形式上,在這種形式上,一方面資本可以不斷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資本同活勞動的接觸被中斷,它就會喪失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英國棉紡織業巨頭艾釋華特先生曾教訓納騷·威·西尼耳教授說:

  “一個農夫放下自己的鐵鍬,他就使一筆便士的資本在這個時期內變成無用的東西。我們的人<即工廠工人>有一個離開工廠,他就使一筆值萬鎊的資本變成無用的東西。”

  請想一想吧!把一筆值萬鎊的資本變成了——即使在一瞬間——“無用的東西”!我們的人有一個竟然隨便在什么時候離開工廠,這真是駭人聽聞的事!在被艾釋華特教訓過的西尼耳看來,機器規模的擴大,使工作日的不斷延長成為“合乎愿望的事情”。

  機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不僅由于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還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時,會把機器所有主使用的勞動變為

 

高效率的勞動,把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提高到它的個別價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價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在機器生產還被壟斷的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而資本家也就企圖盡量延長工作日來徹底利用這個“初戀時期”。高額的利潤激起對更多利潤的貪欲。

  隨著機器在同一生產部門內普遍應用,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就降低到它的個別價值的水平,于是下面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剩余價值不是來源于資本家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力,恰恰相反,是來源于資本家雇來使用機器的勞動力。剩余價值只是來源于資本的可變部分,同時我們已經知道,剩余價值量取決于兩個因素,即剩余價值率和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在工作日的長度已定時,剩余價值率取決于工作日分為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比例。同時使用的工人人數則取決于資本的可變部分和不變部分的比例。現在很明顯,不管機器生產怎樣提高勞動生產力,靠減少必要勞動來擴大剩余勞動,它只有減少一定資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數,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機器生產使以前的可變資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變為活勞動力的資本的一部分,轉化為機器,即轉化為不生產剩余價值的不變資本。但是,例如從兩個工人身上榨不出從個工人身上同樣多的剩余價值。個工人每人只要在小時中提供一小時剩余勞動,總共就提供小時剩余勞動,而兩個工人的全部勞動只不過是小時。可見,利用機器生產剩余價值包含著一個內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資本所提供的剩余價值的兩個因素中,機器要提高一個因素,要提高剩余價值率,就只有減少另一個因素,減少工人人數。不是工人被機器替代,而是資本相對不足,從而工人顯得多余。一旦機器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隨著機器在一個工業部門普遍應用而成為所有同類商品的起調節作用的社會價值,這種內在

 

的矛盾就會表現出來;但正是這種資本沒有意識到的矛盾又重新推動資本拚命延長工作日,以便不僅增加相對剩余勞動,而且增加絕對剩余勞動,來彌補被剝削的工人人數的相對減少。

  因此,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一方面創造了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的新的強大動機,并且使勞動方式本身和社會勞動體的性質發生這樣的變革,以致打破對這種趨勢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資本過去無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階層受資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機器排擠的工人失業,制造了過剩的勞動人口,這些人不得不聽命于資本強加給他們的規律。由此產生了近代工業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一種經濟上的反常現象,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成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變成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曾經幻想過: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預想去完成它所擔負的工作,就象代達羅斯的工藝品那樣自己會動作,或者象赫斐斯塔司的鼎那樣會自動執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織布的梭會自己織布,那末師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隸了。”

  西塞羅時代的希臘詩人安諦巴特洛斯,曾歌頌碾谷的水磨這種一切生產機器的最初形式的發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隸的解放者

 

和黃金時代的復興者!“異教徒!噢,這些異教徒!”他們對政治經濟學和基督教一竅不通,就象機智的巴師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聰明的麥克庫洛赫在這方面毫無發現一樣。現代庸俗經濟學仍然在這方面毫無進展。例如,他們就不了解機器是延長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們也許會辯護說,一個人受奴役是使另一個人獲得充分發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眾受奴役,以便使少數粗野的或者沒有多少教養的暴發戶成為“卓越的紡紗業主”、“了不起的香腸制造業主”和“有勢力的鞋油商人”,那他們還缺少專門的基督教器官。現代庸俗經濟學則辯護說,因為少數粗野的或者沒有多少教養的暴發戶具有成為“卓越的紡紗業主”、“了不起的香腸制造業主”和“有勢力的鞋油商人”的天生稟賦,所以群眾應當受奴役,以便這少數人能夠發展和發揮他們的稟賦。

( )勞動的強化

  資本手中的機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無限度的延長,使社會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脅,結果象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引起了社會的反應,從而產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礎上,我們前面已經看到的勞動強化現象,就獲得了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在分析絕對剩余價值時,首先涉及的是勞動的外延量,而勞動的強度則是假定不變的。現在我們要考察外延量怎樣轉化為內含

 

量或強度。

  不言而喻,隨著機器的進步和機器工人本身的經驗積累,勞動的速度,從而勞動的強度,也會自然增加。這就是現代庸俗經濟學所謂的“學習曲線”。例如,英國在半個世紀內,工作日的延長同工廠勞動強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時并進的。但是很明顯,如果一種勞動不是一時的發作,而是日復一日有規律地劃一地反復進行,那末必定會出現這樣一個時刻,這時工作日的延長和勞動的強化會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長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勞動強度,或者反過來,要提高勞動強度就只有縮短工作日。自從工人階級不斷增長的反抗迫使國家強制縮短勞動時間,并且首先為真正的工廠強行規定正常工作日以來,也就是說,自從剩余價值的生產永遠不能通過延長工作日來增加以來,資本就竭盡全力一心一意加快發展機器體系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同時,相對剩余價值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一般地說,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使工人能夠在同樣的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消耗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同樣的勞動時間加在總產品上的價值,仍然和以前同樣多,雖然這個不變的交換價值現在表現為較多的使用價值,從而使單個商品的價值下降。但是,一旦強制縮短工作日,情況就不同了。強制縮短工作日,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條件的節約,同時迫使工人在同樣的時間內增加勞動消耗,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更緊密地填滿勞動時間的空隙,也就是說,使勞動凝縮到只有在縮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達到的程度。這種壓縮在一定時間內的較大量的勞動,現在是算作較大的勞動量,而實際上也是如此。現在,計量勞動時間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還有它的密度。現在,十小時工作日中一個較緊張的小時,同十二

 

小時工作日中一個較松弛的/小時相比,會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勞動,即已耗費的勞動力。因此,較緊張的一小時的產品同較松弛的/小時的產品相比,會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價值。撇開相對剩余價值由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說,現在,例如/小時剩余勞動和/小時必要勞動,也會和從前小時剩余勞動和小時必要勞動一樣,給資本家提供同樣大的價值量。對這種勞動強度的變化,現代庸俗經濟學毫無發現。參見其最著名的生產函數論文:    , . .    . .       ,.                   .                      ():-.

  現在要問,勞動是怎樣強化的呢?

  工作日縮短的第一個結果,是由一個顯而易見的規律引起的,即勞動力的活動能力同它的活動時間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內,力的作用時間上所受的損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來彌補。資本也會通過付酬的辦法,設法使工人在實際上付出更多的勞動力。在工場手工業中,例如,在機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業中,工廠法的實行令人信服地證明,單單縮短工作日,就驚人地增加了勞動的規則性、劃一性、秩序性、連續性和效能。但是,在真正的工廠中是否也有這樣的結果,看來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在這里,工人要服從機器的連續的、劃一的運動,這早已造成了最嚴格的紀律。因此,當年討論把工作日縮減到小時以下的問題時,工廠主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的監工在各個車間,都注意不讓人手浪費時間”,“工人專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說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機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廠里,通過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來獲得任何顯著

 

的成果,是荒謬的”。

  這種論斷被實驗推翻了。羅·加德納先生從年月日起,在普雷斯頓他的兩個大工廠里,把勞動時間由每天小時改為小時。經過大約一年的時間,結果是:

  “花費同樣多的開支,得到同樣多的產品,而全體工人小時掙的工資,和以前小時掙的同樣多”。

  在這里我且不談紡紗間和梳棉間的實驗,因為這種實驗同機器速度的提高(提高%)結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織造各式各樣細花時裝布的織布間,客觀生產條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結果是:

  “從年月日到月日,每天干小時,每個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資是先令/便士,從年月日到月日,每天干小時,每周的平均工資是先令/便士。”

  在這里,小時比以前小時生產出更多的東西,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終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勞力和節約時間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樣的工資,并得到一小時的空閑時間;而資本家得到同量的產品,并節約了一小時煤炭、煤氣等的消耗。在霍羅克斯先生和杰克遜先生的工廠里也進行過類似的實驗,并且得到了同樣的結果。

 

  縮短工作日,這種起初創造了使勞動凝縮的主觀條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時間內付出更多力量的辦法,一旦由法律強制實行,資本手中的機器就成為一種客觀的和系統地利用的手段,用來在同一時間內榨取更多的勞動。這是通過兩種方法達到的:一種是提高機器的速度,另一種是擴大同一個工人看管的機器數量,即擴大工人的勞動范圍。改進機器結構,一方面是對工人施加更大的壓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這本身又是和勞動的強化伴隨在一起的,因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資本家在生產費用上面精打細算。蒸汽機的改進提高了活塞每分鐘的沖擊次數,同時由于力的更加節省,用同一個發動機就能推動更大的機構,而耗煤量照舊不變,甚至下降了。傳動裝置的改進減少了磨擦力,使各種大小輪軸的直徑和重量減到越來越小的最低限度,——這正是現代機器顯著超過舊式機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機的改進,在加快速度和擴大效能的同時,縮小了機器的體積(如現代蒸汽織機),或者在增大機體的同時,擴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規模和數量(如紡紗機),或者對零件稍加改進而增加了這些工具的活動性(如五十年代中期,自動走錠精紡機的紗錠轉速就是這樣提高了/)

  英國在年開始把工作日縮短到小時。在年,一個英國工廠主說道:

  “同以前比較,現在工廠中的勞動大大加重了,因為機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動。”

  年,艾釋黎勛爵,即現在的舍夫茨別利伯爵,在下院根據文件作了如下的發言:

  “現在,在制造過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勞動,是開始實行這些操作時的三

 

倍。毫無疑問,機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萬人的肌肉,但是,機器也使受它可怕的運動支配的人的勞動驚人地增加了……年,工人在小時內來回看管兩臺紡支紗的走錠精紡機,等于步行哩。年,在小時內看管兩臺紡同樣支紗的走錠精紡機所走的距離等于哩,并且往往還要多。年,一個紡紗工人在小時內,在每臺走錠精紡機上牽伸次,小時的牽伸總數是次。年,一個紡紗工人在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內,在每臺走錠精紡機上牽伸次,合計是次;年,在每臺走錠精紡機上牽伸次,合計是次;有時,需要的勞動量還要大……現在,我手頭另有一份年的文件,證明勞動累進地增加,不僅是因為步行的距離加大了,而且還因為生產的商品數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數量相應地減少了;其次,還因為現在紡的往往是較次的棉花,需要較多的勞動……在梳棉間,勞動也大大增加了。現在,一個人要干以前由兩個人分擔的活……織布間雇用的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婦女,在這里,近年來由于機器速度的提高,勞動增加了整整%。年,每周紡紗束,年達到束。年,蒸汽織機每分鐘打梭次,年是次,這說明勞動大大增加了”。現代庸俗經濟學聲稱,資本的收益來源于假定勞動不變情況下的資本的邊際產出,并由此提出為中共十六大所接受的按要素分配說。然而,資本和勞動并不是可以相互獨立變化的。如果機器速度加快了,而勞動強度不跟上,那么這種加快就只會造成損失,而不會帶來收益。沒有勞動的增加,資本的增加是毫無效果的,從而資本的邊際產出,實際上還是勞動的邊際產出的一個組成部分。

  鑒于十二小時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勞動在年就已達到這樣驚人的強度,因此,當時英國工廠主說在這方面不能再前進一步,說再縮短勞動時間就等于縮減生產,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們這種理由表面上的正確性,在他們不倦的檢查官、工廠視察員萊昂納德·霍納當時所說的下面這段話中得到了最好的證明:

  “由于產量主要由機器的速度來調節,工廠主所關心的必定是設法使機器的速度快到極點,而又不違背下列條件:保護機器以免損壞得太快,保持產品的質量,使工人能夠跟上機器的運轉,而又不過分緊張,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這樣的情況:工廠主由于操之過急,過分地加快了運轉。這樣,損壞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償失,工廠主又不得不放慢機器的速度。因為精明能干的

 

工廠主會找到可能達到的最高限度,在現代庸俗經濟學看來,工廠主之所以能夠找到合適的限度,不是因為這種人人都會的不斷失敗的嘗試,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工人所不具有的天生的稟賦。所以我得出結論,小時的產品不可能和小時的產品相等。同時我認為,領取計件工資的工人已經緊張到了極點,超過這個極限,他就不可能經常保持同樣的勞動強度了”。

  因此,盡管有加德納等人的實驗,霍納還是得出結論說:把工作日進一步縮短到小時以下,產品數量就一定會減少。但是年以后,霍納自己引用他年的疑慮,來證明他當時還是多么不了解機器和人的勞動力所具有的伸縮性。這二者同樣會由于工作日的強制縮短而緊張到極點。

  現在,我們來考察一下年以后,英國棉、毛、絲、亞麻紡織廠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法令以來的時期。

  “紗錠的轉速,在環錠精紡機上每分鐘增加了轉,在走錠精紡機上每分鐘增加了轉,也就是說,環錠精紡機紗錠的轉速在年是每分鐘轉,現在<>是轉,而走錠精紡機紗錠的轉速原來是每分鐘轉,現在是轉,前者的轉速增加了/,后者的轉速增加了/。”

  年,曼徹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羅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師詹姆斯·奈斯密斯,在給萊昂納德·霍納的一封信中解釋了—年蒸汽機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廠統計中,蒸汽馬力仍然是按年的功率計算的,這種馬力只是額定馬力,只能

 

當作實際馬力的指數。接著他寫道:

  “毫無疑問,重量相同的蒸汽機(往往就是只經過現代改良的同一些機器),比以前平均多做%的功;在許多場合,同一些蒸汽機,在速度限制為每分鐘呎的時候,提供馬力,現在則提供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減少了……同一額定馬力的現代蒸汽機,由于構造的改良,鍋爐容積和結構的縮小等等,能比以前發出更大的推動力……因此,雖然同額定馬力比較起來,使用的人手數量和過去一樣,但是同工作機比較起來,使用的人手數量則減少了。”

  年,聯合王國的工廠共使用額定馬力,推動個紗錠和臺織機。年,紗錠數是個,織機數是臺。如果所需要的馬力仍舊和年相同,那末年就需要馬力。但根據官方材料,只有馬力,也就是說,按照年的算法現在減少了萬多馬力。

  “年的最近的報告<官方統計>確證了下述事實:工廠制度在急劇擴展;同機器比較起來,人手數量減少了;由于力的節省和通過其他方法,蒸汽機可以推動更重的機器;由于工作機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變、機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各種機器的巨大改進,大大提高了它們的生產力。毫無疑問,工作日的縮短……推動了這種改進。這種改進以及工人緊張程度的加強,使得在一個已經縮短了<兩小時或/>的工作日內生產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個較長的工作日內生產的制品一樣多。”

 

  工廠主的財富如何隨著勞動力剝削的加強而增加,單是下面這個事實就可以證明:英國棉紡織等等工廠的平均增長額,從年到年間是每年個,而在年到年間是每年個。

  從年到年年間,在十小時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國工業有了這樣大的進步,但這種進步在年到年這以后的年間,又被遠遠地超過了。例如絲織廠,年有個錠子,年有個錠子;年有臺織機,年有臺織機。相反,工人人數年是人,年是人。這些數字表明,錠子數增加了.%,織機增加了.%,而工人人數卻同時減少了%。精梳毛紡織廠使用的錠子,年是個,年是個(增加.),年是個(減少.)。但是,年的數字把線錠計算在內,而年的數字沒有把線錠計算在內,如果把線錠減去,那末,年以來錠子數是相當穩定的。相反地,年以來,在許多地方,錠子和織機的速度增加了倍。精梳毛紡織廠的蒸汽織機,在年是臺,年是臺,年是臺。這種工廠的工人人數,在年是人,年是人,年是人;但是其中歲以下的童工,年是人,年是人,年是人。可見,同年比較起來,年雖然織機數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總數減少了,而被剝削的童工總數卻增加了。

  年月日,議員弗蘭德在下院說:

 

  “我受郎卡郡和柴郡個區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這里講話。他們告訴我說,工廠中的勞動,由于機器的改進,不斷加重。過去一個人帶著助手,看管兩臺織機,現在沒有助手,要看管三臺織機;而且一個人看管四臺織機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出,小時的勞動,現在壓縮在不到個勞動小時當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幾年來工廠工人的辛勞有了多么驚人的增加。”

  因此,雖然工廠視察員不倦地、十分正當地頌揚年和年的工廠法的好處,但他們也承認,縮短工作日,已使勞動強化到損害工人健康,從而破壞勞動力本身的程度。

  “近幾年來,在大多數棉紡織廠、精梳毛紡織廠和絲織廠里,機器的運轉大大加快,看管機器需要的勞動緊張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來,這正是格林豪醫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報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過高的原因之一。”

  毫無疑問,當法律使資本永遠不能延長工作日時,資本就力圖不斷提高勞動強度來補償,并且把機器的每一改進變成加緊吮吸勞動力的手段,資本的這種趨勢很快又必定達到一個轉折點,使勞動時間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縮短。今天,在英國和中國的一些高收入的職位,如金融業,也有延長工作日的現象。其表現不是公司硬性規定延長工作日,而是不規定下班時間或者到了規定的下班時間,老板故意不走。看看老板沒走,誰也不好意思先走;而誰也不先走,就更沒人敢走,于是只好“自愿”地為老板無酬地加班。資本家的這種手法是極其巧妙和惡毒的。應當規定工人的“自愿”加班時間的限制,并且對這種“自愿”加班規定報酬,其數額應當數倍于正常的工作時間的報酬。另一方面,英國工業的蓬勃發展,在—年時期,即實行十二小時工作日時期,超過了實行工廠制度以來的最初半個世紀,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時期,而從

 

年到現在實行十小時工作日時期又超過了—年時期,而且超過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

 

、工  廠

  我們在本章的開頭考察了工廠的軀體,即有組織的機器體系。后來我們看到,機器怎樣通過占有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增加資本剝削的人身材料,機器怎樣通過無限度地延長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時間,最后,機器的發展雖然使人們能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提供驚人地增長的產品,但又怎樣作為系統的手段,用來在每一時刻內榨取更多的勞動或不斷地加強對勞動力的剝削。現在我們轉過來考察工廠的整體,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發達的形式。

  尤爾博士,這位自動工廠的品得,一方面把工廠描寫成

“各種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協作,這些工人熟練地勤勉地看管著由一個中心動力(原動機)不斷推動的、進行生產的機器體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廠描寫成

“一個由無數機械的和有自我意識的器官組成的龐大的自動機,這些器官為

 

了生產同一個物品而協調地不間斷地活動,因此它們都受一個自行發動的動力的支配”。既然受同一個自動發動的動力的支配,那么這種協調就只能在企業內部,而不可能通過市場。從而,科斯的企業理論是如此地幼稚,以致于得到了現代庸俗經濟學的最高獎——諾貝爾獎。見     , . ..                  .         ,         ,(),-.

  這兩種說法絕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種說法中,結合總體工人或社會勞動體是積極行動的主體,而機械自動機則是客體;在后一種說法中,自動機本身是主體,而工人只是作為有意識的器官與自動機的無意識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動力的支配。第一種說法適用于機器的一切可能的大規模應用,第二種說法表明了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以及現代工廠制度的特征。因此,尤爾也喜歡把產生運動的中心機器不僅描寫成自動機(       ),而且描寫成專制君主(        )

  “在這些大工場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無數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圍。”

  使用勞動工具的技巧,也同勞動工具一起,從工人身上轉到了機器上面。工具的效率從人類勞動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來。這樣一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技術基礎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動工廠里,代替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工人的等級制度的,是機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種勞動的平等或均等的趨勢,代替局部工人之間的人為差別的,主要是年齡和性別的自然差別。

  在自動工廠里重新出現了分工,但這種分工首先就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種專門機器上去,以及把大群沒有形成有組織的小組的工人分配到工廠的各個部門,在那里,他們在并列著的同種工作機

 

上勞動,因此,在他們之間只有簡單的協作。工場手工業的有組織的小組被一個主要工人同少數助手的聯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別是實際操作工作機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發動機或給發動機添料的工人)和這些機器工人的單純下手(幾乎完全是兒童)之間的差別。所有《       (單純給機器添勞動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這種下手之內。除了這兩類主要工人外,還有為數不多的負責檢查和經常修理全部機器的人員,如工程師、機械師、細木工等等。這一類是高級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學知識,一部分人有手藝,他們不屬于工廠工人的范圍,而只是同工廠工人聚集在一起。這種分工是純技術性的。

  機器上面的一切勞動,都要求訓練工人從小就學會使自己的動作適應自動機的劃一的連續的運動。只要總機器本身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同時動作并結合在一起的機器構成的體系,以它為基礎的協作也就要求把各種不同的工人小組分配到各種不同的機器上去。但是,機器生產不需要象工場手工業那樣,使同一些工人始終從事同一種職能,從而把這種分工固定下來。由于工廠的全部運動不是從工人出發,而是從機器出發,因此不斷更換人員也不

 

會使勞動過程中斷。—年英國工廠主叛亂期間所實行的換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明。最后,年輕人很快就可以學會使用機器,因此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培養一種特殊的工人成為機器工人。在工廠里,單純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機器來代替,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活十分簡單,從事這種苦役的人員可以迅速地經常地更換。

  雖然機器從技術上推翻了舊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這種舊制度由于習慣,仍然作為工場手工業的傳統在工廠里延續著,后來被資本當作剝削勞動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厭惡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統的恢復和鞏固。過去是終身專門使用一種局部工具,現在是終身專門服侍一臺局部機器。濫用機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從小就

 

變成局部機器的一部分。這樣,不僅工人自身再生產所必需的費用大大減少,而且工人終于毫無辦法,只有依賴整個工廠,從而依賴資本家。在這里,象在其他各處一樣,必須把社會生產過程的發展所造成的較大的生產率同這個過程的資本主義剝削所造成的較大的生產率區別開來。

  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在前一種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后一種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機構的肢體。在工廠中,死機構獨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作活的附屬物并入死機構。

  “在這種永無止境的苦役中,反復不斷地完成同一個機械過程;這種苦役單調得令人喪氣,就象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樣;勞動的重壓,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憊不堪的工人身上。”

  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系統,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侵吞身體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容。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既然不僅是勞動過程,而且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因此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不是工人使用勞動

 

條件,相反地,而是勞動條件使用工人,不過這種顛倒只是隨著機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術上很明顯的現實性。由于勞動資料變成了自動機,所以它在勞動過程本身中作為資本,作為支配和吮吸活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相對立。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變成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因此,當這位主人(在他的頭腦中,機器和他對機器的壟斷已經不可分割地結合在一起)同“人手”發生沖突時,他就輕蔑地對他們說:

  “工廠工人們應當牢牢記住,他們的勞動實際上是一種極低級的熟練勞動;沒有一種勞動比它更容易學會,按質量來說比它報酬更高;沒有一種勞動能通過對最無經驗的人進行短期訓練而在這樣短的時間這樣大量地得到。在生產事務中,主人的機器所起的作用,實際上比工人的勞動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為工人的勞動和技巧個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個雇農都可以學會”。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曾輕蔑地說,是帥養活將,將養活兵。所以他后來很自然地草菅人命。

  工人在技術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劃一運動以及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體組成的勞動體的特殊構成,創造了一種兵營式的紀律。這種紀律發展成為完整的工廠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經提到的監督勞動得到充分發展,同時使那種把工人劃分為勞工和監工,劃分為普通工業士兵和工業軍士的現象得到充分發展。

 

  “自動工廠的主要困難在于建立必要的紀律,以便使人們拋棄無規則的勞動習慣,使他們和大自動機的始終如一的規則性協調一致。但是,發明一個適合自動體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紀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實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業,而這正是阿克萊的高尚成就!甚至在這個體系已完全建立起來的今天,也幾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間為自動體系找到有用的助手。”

  資產階級平時十分喜歡分權制,特別是喜歡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過私人立法獨斷地確立了對工人的專制。這種法典只是對勞動過程實行社會調節的資本主義諷刺畫,而這種調節是大規模協作和使用共同的勞動資料,特別是使用機器所必需的。奴隸監督者的鞭子被監工的罰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處罰都簡化成罰款和扣工資,而且工廠的萊喀古士們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許比守法對他們更有利。馬克思在這里的注解中,列舉了不少例子。比如,遲到小時扣先令,而一周的平均工資從來沒有超過至先令等等。這樣的例子,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也能輕易見到。

 

  在這里我們只提一下進行工廠勞動的物質條件。人為的高溫,充滿原料碎屑的空氣,震耳欲聾的喧囂等等,都同樣地損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說在密集的機器中間所冒的生命危險了。這些機

 

器象四季更迭那樣規則地發布自己的工業傷亡公報。社會生產資料的節約只是在工廠制度的溫和適宜的氣候下才成熟起來的,這種節約在資本手中卻同時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氣、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至于工人的福利設施就根本談不上了。傅立葉稱工廠為“溫和的

 

監獄”難道不對嗎?這里說的,其實都是中國今天看到的事情。《資本論》何來過時之說?

、工人和機器之間的斗爭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斗爭是同資本關系本身一起開始的。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場斗爭一直如火如荼地進行著。但只是在采用機器以后,工人才開始反對勞動資料本身,即反對資本的物質存在形式。工人奮起反對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物質基礎的這種一定形式的生產資料。

  十七世紀,反對所謂         (也叫做                      )即一種織帶子和花邊的機器的工人暴動幾乎席卷了整個歐洲。十七世紀三十年代,一個荷蘭人在倫敦附近開辦的一家風力鋸木場毀于貧民的暴行。十八世紀初在英國,水力鋸木

 

機好不容易才戰勝了議會支持的民眾反抗。年,埃弗雷特制成了第一臺水力剪毛機,但是它被萬名失業者焚毀了。萬名一向以梳毛為生的工人向議會請愿,反對阿克萊的梳毛機和梳棉機。十九世紀最初十五年,英國工場手工業區發生的對機器的大規模破壞(特別是由于蒸汽織機的應用),即所謂魯德運動,為西德默思、卡斯爾里等反雅各賓派政府采取最反動的暴力行動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區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生產資料本身轉向物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是需要時間和經驗的。

  工場手工業內部為工資而進行的斗爭,是以工場手工業為前提的,根本不反對它的存在。至于說工場手工業的建立遭到反對,

 

那末,這種反對是來自行會師傅和享有特權的城市,而不是來自雇傭工人。因此,工場手工業時期的著作家多半認為,分工是潛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現實地排擠工人的手段。這個區別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們說,現在英國萬人用機器紡掉的棉花,如果用舊式紡車來紡需要億人,這當然不是說機器占據了這從來沒有存在過的億人的位置。這只是說,要代替紡紗機,需要上億工人。反過來,我們說,在英國蒸汽織機把萬織工拋向街頭,那末,這并不是說現有機器要由一定數量工人來代替,而是說現有的一定數量工人事實上已經被機器代替或排擠。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手工業生產雖然已經解體了,但仍舊是基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市工人相對來說是不多的,不能滿足新的殖民地市場的需要;同時,真正的工場手工業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體而被趕出土地的農村居民開辟了新的生產領域。因此,當時工場內的分工和協作更多地顯示了自己的積極方面,即提高在業工人的生產效率。【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也完全從這個意義來理解機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機器看作(根據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養的勞動者人數的手段……機器的作用和那種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區別呢?(《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法譯本第 卷第分冊第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說:機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這個觀點至多只適用于美國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機器來減少單個人的勞動是很少能成功的,因為制造機器用掉的時間,比使用機器所節省的時間要多。只有當機器大規模起作用時,當一臺機器能幫助成千上萬的人勞動時,機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機器總是在人口最稠密,失業人數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機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勞動”(皮爾西·萊文斯頓《論公債制度及其影響》年倫敦版第頁)。】在許多國家中,早在大工業時期以前很久,協作和勞動資料在少數人手中的結合這種方法應用在農業上,確實使農村居民的生產方式,從而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就業手段發生了巨大的、突

 

然的和強烈的革命。但是,這種斗爭最初主要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間發生的,而不是在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發生的;另一方面,就勞動者被勞動資料(羊、馬等等)排擠來說,那末在這里,直接的暴力行為首先形成工業革命的前提。先是勞動者被趕出土地,然后羊進去了。象在英國發生的那種大規模盜竊土地的現象,才為大農業開辟了活動場所。因此,農業的這個變革一開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觀。

  勞動資料一作為機器出現,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通過機器進行的資本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條件被機器破壞的工人的人數成正比。資本主義生產的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的基礎上的。分工使這種勞動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縱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機器來操縱,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就隨同它的使用價值一起消失。工人就象停止流通的紙幣一樣賣不出去。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這樣被機器變成了過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這些人一部分在舊的手工業和工場手工業生產反對機器生產的力量懸殊的斗爭中毀滅,另一部分則涌向所有比較容易進去的工業部門,充斥勞動市場,從而使勞動力的價格降低到

 

它的價值以下。有人說,需要救濟的工人會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們的痛苦只是“短暫的”(                       [“短暫的不便”]);另一方面,機器只是逐漸地占據整整一個生產領域,因此它的破壞作用的范圍和強度會縮減。一種安慰抵銷另一種安慰。在機器逐漸地占據某一生產領域的地方,它給同它競爭的工人階層造成慢性的貧困。在過渡迅速完成的地方,機器的影響則是廣泛的和急性的。世界歷史上再沒有比英國手工織布工人緩慢的毀滅過程更為可怕的景象了,這個過程拖延了幾十年之久,直到年才結束。在這些織布工人中,許多人餓死了,許多人長期地每天靠/便士維持一家人的生活。與此相反,英國的棉紡織機在東印度的影響卻是急性的。—年東印度總督確認:

  “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織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誠然,一旦這些織工結束自己短暫的一生,機器帶給他們的就只是“短暫的不便”了。此外,由于機器不斷占領新的生產領域,機

 

器的“短暫的”影響也就成為長期的了。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與工人相獨立、相異化的形態,隨著機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因此,隨著機器的出現,才第一次發生工人對勞動資料的暴烈的反抗。

  勞動資料扼殺工人。當然,這種直接的對立,在新采用的機器同傳統的手工業生產或工場手工業生產發生競爭時,表現得最明顯。但在大工業本身內,機器的不斷改良和自動體系的發展也發生類似的作用。

  “改良機器的一貫目的,是減少體力勞動,或者說,是通過以鐵的裝置代替人的裝置的方法使工廠的生產鏈條的某個環節完善起來。”“把蒸汽力和水力應用到以前用手推動的機器上,是每天都發生的事情……為了節省動力,改進產品,增加同樣時間內的產量,或排擠掉一個童工、一個女工或一個男工等等,在機器上不斷實行一些小的改良,這種改良雖然看起來沒有多大意義,但會產生重要的結果。”“凡是某種操作需要高度熟練和準確的手的地方,人們總是盡快地把這種操作從過于靈巧和易于違犯各種規則的工人手中奪過來,把它交給一種動作非常規律、甚至兒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機械來進行。”“在自動體系下,工人的才能越來越受排

 

擠。”“機器改良不僅可以減少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數,而且用一種人代替另一種人:熟練程度低的代替熟練程度高的,兒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這些變化都引起工資率的經常波動。”“機器不斷地把成年人拋出工廠。”如果不能擺脫資本主義制度,那就只能用機器還不能代替的智力勞動對抗資本。而資本則會力圖發展智能機器。

  機器體系在縮短工作日的壓力下的飛速發展向我們表明,由于實際經驗的積累,由于機械手段的現有規模以及技術的不斷進步,機器體系具有極大的彈力。但在年,英國棉紡織工業的這個全盛年,誰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國南北戰爭的刺激下竟會引起機器的急劇改良和手工勞動的相應被排擠呢?在這里,只要從英國工廠視察員關于這一問題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幾個例子就夠了。曼徹斯特的一個工廠主說:

  “我們過去用臺梳棉機,現在只用臺,產量和過去一樣,質量也和過去一樣,甚至更好……每星期節省工資鎊,少出飛花%。”

  在曼徹斯特的一家精紡廠內,

“由于加速運轉和采用各種自動過程,工人人數在一個車間削減了/,在另一個車間削減了/以上,而以精梳機代替二道粗梳機,又使從前梳棉間所雇用的人手大大減少了”。

 

  另一家紡紗廠估計該廠共節省%的“人手”。曼徹斯特的吉爾摩公司紡紗廠主們說:

  “我們估計,由于采用新機器,在我們的清棉間整整節省了/的人手和工資……在粗紡間和并條間節省了將近/的費用和人手;在精紡間節省了將近/的費用。不僅如此,我們現在交給織布業主的紗的質量,由于采用新機器而大大改進了,因此織出的布比用舊機器紡的紗所織出的布又多又好。”

  關于這一點,工廠視察員亞·雷德格雷夫說道:

  “在生產增加的同時,工人迅速減少;不久以前,毛紡織工廠又開始裁減人手,而且還在不斷裁減;前幾天,一位住在羅契得爾附近的教員對我說,女學校中人數大大減少,不僅是由于危機的壓力,而且是由于毛紡織工廠機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減了個半日工。”

  美國南北戰爭引起的英國棉紡織工業的機械改良的總結果是,

 

從年至年減少了家棉紡織廠,這就是說,生產效率較高規模較大的機器集中在人數較少的資本家手中。蒸汽織機減少了臺;但與此同時它們的產品增加了,可見,改良的織機現在提供的產品比舊式織機要多。最后,紗錠增加了個,而在業工人卻減少了人。因此,棉業危機壓在工人身上的“暫時的”貧困,由于機器迅速不斷的進步而加劇和持久了。

  但是,機器不僅是一個極強大的競爭者,隨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它還被資本公開地有意識地宣布為一種和工人敵對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機器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周期性暴動和

 

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用蓋斯克爾的話來說,蒸汽機一開始就是“人力”的對頭,它使資本家能夠粉碎工人日益高漲的、可能使剛剛開始的工廠制度陷入危機的那些要求。可以寫出整整一部歷史,說明年以來的許多發明,都只是作為資本對付工人暴動的武器而出現的。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走錠精紡機,因為它開辟了自動體系的新時代。

  蒸汽錘的發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聯調查委員會所作的證詞中,談到他由于年機器制造工人的長期大罷工而采用的機器改良時說:

  “我們現代機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動工具機。一個機械工人現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勞動,而是看管機器的出色勞動,這種活每一個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類工人,現在全部被排除了。從前我用四個男孩配一個機械工人。由于這些新的機械聯合,我把成年男工從人減到人。結果,我的利潤大大增加”。

  尤爾在談到印花業中的一種印花機時說道:

  “資本家終于求助于科學來擺脫這種難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們感到負擔的同工人簽訂的契約條件>,于是,他們很快地就恢復了自己的合法權利——頭腦支配身體其他部分的權利。”

  他在談到由于一次罷工而直接引起的漿紗方面的一項發明時說道:

 

  “一幫不滿分子自以為在舊的分工線上構筑了無法攻破的工事,卻發現現代機械戰術已把他們的側翼包圍,他們的防御手段已經毫無用處。他們只好無條件投降。”

  他在談到走錠精紡機的發明時說道:

  “它的使命是恢復工業階級中間的秩序……這一發明證實了我們已經闡述的理論:資本迫使科學為自己服務,從而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

  尤爾的著作雖然是在年,在工廠制度還不很發達的年代出版的,但這部著作仍不失為工廠精神的典型表現。這不僅是因為它包含的直率的昔尼克主義,而且還因為它天真地道出了資本頭腦中的荒謬的矛盾。例如,他先闡述了這樣一種“理論”:資本借助于受它供養的科學“不斷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然后他又怒氣沖沖地說:

  “有人竟從某一方面非難機械物理學,指責它助長富有的資本家的專制,充當壓迫貧苦階級的工具”。

  他到處宣揚機器的迅速發展對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說,他們的反抗和罷工等等會加速機器的發展。他說:

  “這種暴力的反叛表示了人們的目光短淺,因為他們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做了自己的劊子手。”

  與此相反,他在前幾頁曾說道:

  “如果沒有因為工人的錯誤見解而引起的激烈沖突和中斷,工廠制度的發展還要迅速得多,給有關各方帶來的利益還要大得多。”

 

  接著他又宣稱:

  “對大不列顛工廠區居民來說,值得慶幸的是,機械的改良只是逐漸實現的。”

  他說:

  “指責機器排擠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數超過對勞動的需要,從而降低了他們的工資,這是不正確的。不過,機器擴大了對兒童勞動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兒童勞動的工資率。”

  另一方面,這位安慰家又為兒童的低工資辯護:“這阻止了父母們過早地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工廠”。尤爾的整個著作是一部維護無限制的工作日的辯護書。當立法規定歲的兒童每天不得勞動小時以上時,他這顆自由主義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紀最黑暗的時代。但這并不妨礙他去誘勸工廠工人感謝上帝,因為上帝通過機器迫使他們“有了空閑時間去考慮自己的不朽利益”。這才是現代庸俗經濟學的真正鼻祖。

、關于被機器排擠的工人會得到補償的理論

  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托倫斯、西尼耳、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等一系列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斷言,所有排擠工人的機器,總是同時地而且必然地游離出相應的資本,去如數雇用這些被排擠的工人。

 

  假定有一家壁紙工場,資本家雇用個工人,每人每年鎊。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變資本總共是鎊。現在他解雇個工人,雇用剩下的個工人操縱他花費鎊買來的機器。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把廠房、煤炭等等都撇開不說。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鎊。經過這樣的形態變化是否“游離”出任何資本呢?按舊的生產方式,在支出總額鎊中,一半是不變資本,一半是可變資本。現在這個總額中,鎊是不變資本(鎊用于原料,鎊用于機器),鎊是可變資本。可變的或轉化為活勞動力的資本部分,不再是總資本的一半,而只是總資本的/。在這里,資本并沒有被游離出來,倒是被束縛在一種不再同勞動力相交換的形式中,也就是說,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現在,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這鎊資本再也不能雇用個以上的工人。機器每改良一次,這筆資本雇用的工人也就減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機器的費用少于機器所排擠的勞動力和勞動工具的總額,比如說,不是鎊而只是鎊,那末,鎊可變資本就被變成了不變資本,或者說,被束縛起來,而有鎊資本被游離出來。假定年工資是相同的,在解雇個工人的情況下,這鎊資本就形成大約個工人的就業基金,其實大大少于個工人,因為要使鎊變成資本,就必須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轉化為不變資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轉化為勞動力。

  再假定制造新機器會雇用較多的機械工人,這是不是應該算作對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補償呢?在最好的情況下,制造新機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機器所排擠的工人要少。這鎊以

 

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紙工人的工資,現在在機器的形式上則代表:、制造機器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制造機器的機械工人的工資;、落到他們的“雇主”手里的剩